从精神上立起来，成为君子
企业家群体的这种失败，当然有制度的因素。但是，把失败全部归咎于制度，就是推卸责任。归根到底，制度是由人构建出来，不管是好制度还是坏制度。而人是用他们的精神构造制度的，败坏的精神将维系败坏的制度，向上的精神则会改造恶劣的制度。
回过头来看，私人经济部门的出现，本身就是大量普通企业家精神自觉的产物。他们身上还有中国人刚健质朴的气质，面对不合理的制度，依据自然法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终于迫使政府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法律、政策，确立了承认私人产权和经营自由的制度。我把这样的企业家称为“立法企业家”。作为一种制度框架的市场的构建者正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
但是，到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企业家群体的代际更替，随着官府逐渐承认私人企业制度，企业家群体身上那种刚健质朴的精神反而淡化。随着官商共谋体制的建立，企业家群体的精神则迅速猥鄙化。
这也许并不奇怪。最早的私人企业家需要冒极大风险，只有那些精神足够坚强的人，才敢于创办私人企业。因此，他们的经营活动就不纯粹为了利益，而是带有某种程度的精神意义。创办企业乃是个人追求自由、寻求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一种外在表现。
到九十年代中期后，物质主义迅速蔓延，企业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金钱。他们的眼里只有看得见的物质性收益。由此，他们的活动就丧失了精神意义，而在反精神、无精神的歧路上狂奔。体制让他们购买本属于自己的权利，他们乐此不疲地购买，并且每一个有权购买者都在顾盼自雄，因为现在他们成了特权者。由此，他们充当着旧体制的维护者，尽管这个体制在大规模地侵害自己的同伴。在此过程中，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的是非感迅速流失。
当然，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卷入了这样一场堕落竞赛中。
有大量企业家，自始即有意地拒绝权力的腐化，把自己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按照中国人做人的基本规范从事经营、组织企业。在积累了财富之后，也积极地对乡里承担责任。
另有一些企业家，虽然可能身陷官商共谋体制之中，但良知未泯。借助这样那样的机缘，比如，经历一次意外的打击，他们产生了精神觉醒。由此，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已经有了一些绅士。他们就是绅商传统在当代的再生。当然，这个绅商群体的规模还很小，在整体企业家中所占比例太低。他们的公共伦理意识也不是十分强烈而自觉，他们发挥作用的渠道还非常狭窄，因而似乎也不足以力挽整个商人群体腐败堕落之狂澜。
这样，企业家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是令人失望的。本来，企业家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中，都是最为重要的治理者。他们本来应当是社会的领导者。而在中国，整个企业家群体成了最大的“搭便车”群体。他们掌握着大量资源，在得意的时候，与官府共谋掠夺弱势群体。在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则无所作为，等待别人拯救自己。
那么，企业家群体有没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拯救者，进而充当社会的领导者？当然有这个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惟有通过企业家自身在精神上的“立”，方可敞开。而“立”的前提是价值的自觉。就事物的性质而言，物质是下坠的，精神才是向上的。企业家要“立”起来，就必须意识到，在物质之外，还有精神的存在，进而意识到，精神对于人的存在，才是决定性的。
但当然，这样的自觉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很大难度，尤其是当意识已经沉沦之后。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当头棒喝，惟有传统的宗教和准宗教体系能够具备这样的功能。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家在精神上“立”起来的程度，取决于中国的文化重建的进度。过去十年，已经有一些企业家对佛教、对儒家及其他宗教产生兴趣。他们试图在金钱之外，为自己的人生、为企业的存在寻找另外一重意义。他们确有所得。
从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复兴趋势，中国同样如此。以基督教为例，专家的研究表明，近十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两个新基督徒群体：在某些地区由私人企业主及经理等组成的“老板基督徒”；另一个群体是大城市的白领教徒，包括教师、大学生、医生、律师、艺人，等等。老板教徒支持建立了一座座教堂，利用其雄厚的财力支撑教会开展慈善事业。很多商人信奉佛教、道教。也有企业家积极支持儒家复兴。
商人能否促成中国大规模宗教复兴运动？韦伯和托尼都讨论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宗教观念的改革是如何让商人的活动和价值得到社会认可，从而释放出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则是一个反命题：以私人企业为主的自由市场的发育，能否推进宗教之传播？
商人回向宗教，除了解决其私人的生命困惑之外，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信仰已经使他们开始摆脱物质主义，而内心有所约束。有实证研究显示：这些信教的商人不论在哪里，都比较讲究商业道德，不造假、不走私，讲究信誉，价格合理，因而顾客往往喜欢买他们的商品。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乐观地说，一个良性循环似乎已经形成，虽然还有点微弱。中国的文化重建似乎已经上路，一些企业家受到了一定影响，而抛弃了这个时代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进而从利己主义的牢笼中走出。由此，他们开始关注企业员工之疾苦，关注同行的喜怒哀乐，关注消费者的反应，关注弱势者的苦难，也关注社会秩序的好坏。反过来，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推动了文化重建。这样的文化重建将教化更多企业家，引领他们“成己而又成人”，成为儒家所谓的“大人”，即“君子”。
假如企业家群体中有更多这样的君子，有更多绅商，那么，中国的商业秩序就必然会逐渐改观，商人群体将会更有效地承担起自己的公共责任。这不仅可以实现商人群体和商业秩序的自我拯救，更能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秩序趋向良性。
君子式商人之功能
在社会治理之所有领域方面，商人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商人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社会主要的物质资源掌握在商人群体手中。商人能够贡献给社会建设的最重要资源，当然首先是物质资源。其次，则是其人力资源，其企业家才能，组织、创新、领导的技艺。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社会事务需要组织，人被组织起来才构成社会。组织的才能作为一种实践技艺，乃是社会最为珍贵的稀缺资源。商人通过其企业管理活动、通过其广泛的交易活动，习得了这样的技艺。凭借这些技艺，商人可以在社会之组织化过程中发挥极端重要的作用。
首先，君子式商人必然在商业领域实行自治。这样的自治有助于维护商业秩序，而这样的秩序乃是社会秩序中之至关重要者。这种商人自治可以承担起自愿性监管的功能。监管可以区分为强制性监管与自愿性监管，强制性监管是政府进行的，包括行政监管、司法监管。自愿性监管可以包括社会舆论监管，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比如信用评级公司、质量认证制度、消费者协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同业公会、商会的自我监管，包括质量认证、资格认证、内部处罚，等等。这是一种在场的监管，比起强制性监管来，效果可能更为明显。
其次，君子式商人必然承担社会责任，即建立社会分享机制。
任何一个社会内部，都会存在分层现象。比如，按照占有财富的多寡，个人分属于富裕群体、中产阶级和贫困群体；按照占有权力的多寡可划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按照占有知识的多寡可分出知识精英和一般大众；在二元经济体制下，也有城市与乡村之分。不过，由于权力深深地介入市场、学术等领域，当代中国优势群体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分野大约是最深刻的，甚至陷入一种对抗状态。尤其是近几年来出现了精英的寡头化和与之相应的大众的民粹化，优势群体自私、骄横、冷酷，劣势群体则不满、愤怒、怨恨，时刻准备看精英们的笑话。
社会欲实现和谐，就需要各个群体相互调适。为此，不管是优势群体还是劣势群体，都需要节制自己的本能、激情，前者需要节制其骄横，后者需要节制其怨恨。优势群体既然居于优势，自然需要承担更大责任，此种责任包括构建财富、知识等资源的社会分享机制。
在这方面，中国有优良的传统。在古代社会，士大夫与富商合作建立了很多社会分享机制，包括提供道路、教育等公共品、建立社会救助体系等。商人是民间慈善和公益机构最主要的资助者。到现代，商会的作用更为重要。比如，各地商会与政府及其他团体合作，在灾后实施一系列赈济措施，从临时救灾抢险、散衣散粮，到灾后的粮食调运和平粜、教以工艺等，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有助于灾民恢复生产。
当然，这一传统后来中断了，甚至商人都不存在了。八十年代以来，商人群体再度兴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并没有安全感。获得安全感的唯一办法是商人实现自我转型，提升自己为君子。这种提升也要让全社会看得见，重建社会分享机制就是一条重要途径。
商人可以自行或者与社会其他群体合作，建立起一套民间的公共品供应体系，比如民间公益性教育体系、文化艺术体系、灾难救助体系、扶贫帮贫体系。通过这些活动，商人自愿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财富帮助其他群体。这种由社会进行的知识与财富的自发再分配，自然有助于各个群体间的和谐。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企业家需要具备一种君子的角色意识。
最后，君子式商人必然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自治。在这方面，中国商人也有悠久而优良的传统。明清时代各地形成诸多工商业市镇，由于政府的管制权力并不下县，因而这些市镇基本上是由商人自我管理的。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现代工商业带动现代城市兴起，其管理模式仍然大体上是商人自治，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商人政府。商会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道路交通整顿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商人需要恢复这一传统。当然，恢复这一传统，会面临很多阻力。恰恰是这些阻力，让商人成为君子变得十分必要。商人一定“喻于利”，基于看得见的成本—收益计算作出决策；君子却“喻于义”，他关心的是事务之合宜性，只要是合宜的，他就会去做，“见义不为，无勇也”（74）。惟有当商人提升为君子，商人才有可能从事公共事业，而与其他社会群体建立良性关系。
商人之行业自治，商人建立财富分享机制，都需要商人超越商人，而提升自己为君子。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商人自身的角色意识并不明确，整个社会对商人也有很多误解。要改善自己的形象，商人需要提升为君子。商人的活动触及社会各方面的制度，他们对这些制度之不合理当深有感触，而普遍地有变革之意，人们也有理由期待商人更为有力地推动制度的良性变迁。然而，商人若欲承担起这个历史性使命，就必须自我提升为君子。
因此可以说，中国整体社会秩序之良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商人群体——起码是其中的精英——向君子提升的完成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