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与吕恩、新凤霞
吴祖光（1917—2003），著名戏剧家，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僚家庭。其父吴瀛能诗、文、书、画、篆刻，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高级专家。吴祖光曾就读孔德学校，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一年后受聘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七七事变后学校内迁至湖南又四川，任《中国戏剧史》讲师。1937年创作剧本处女作《凤凰城》，反映东北义勇军抗战故事，二十岁的吴祖光露出头角。1939年，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内，又写取材于文天祥的历史剧《正气歌》，借历史人物激发人们的抗日救亡热情，获上海孤岛《剧场艺术》征选剧本第一奖。
1941年应重庆中央青年剧社邀聘到剧社担任编导委员。1942年写成话剧《风雪夜归人》，一举成名。次年又写《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由重庆中华剧艺社演出，不久一度被禁演，一年后开禁。1943年，随《牛郎织女》的演出去成都，任中华剧艺社编导。在成都完成《少年游》《林冲夜奔》两个剧本。
1944年再回重庆，在《新民晚报》主编副刊《西方夜谭》，至1945年底。翌年到上海任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主编，并与丁聰合编《清明》杂志，出四期即被查禁。后创作讽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两个剧本《捉鬼传》和《嫦娥奔月》。1947年秋赴香港任大中华影片公司电影编导。
1949年秋，应中央电影局之召，从香港经青岛回北京，任电影导演八年，多是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荒山泪》等京剧艺术片。1957年被错划“右派”，送北大荒“监督劳动”。1960年底回北京，安置于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编剧。创作了《武则天》《凤求凰》《三打陶三春》等六个剧本。
1966年“文革”开始，再度被打成“大右派”和“黑帮”，隔离达六年。改革开放后，彻底平反。创作完成《闯江湖》这朵民族色泽鲜亮的新花，写电影文学剧本《感天动地窦娥冤》。《闯江湖》发表于上海《收获》杂志，取材吴祖光妻子、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的经历。一个小戏班，闯荡江湖，卖艺糊口。在这群个性鲜明的民间艺人身上，闪现着民族精神之光。
吕恩（1920—2012），著名话剧演员。1938年入国立剧专，曾演出《牛郎织女》等。
新凤霞（1927—1998），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代表作《花为媒》《刘巧儿》。
少年时，就读过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大学读中文系时，听老师讲过他的创作，自然是负面的。其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在北大荒劳动改造。心里便为这位少年得志的天才戏剧家惋惜。
第一次与吴祖光先生见面，是“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那时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戏剧汇演在北京开幕，我被抽调至大会报道组，组长便是吴祖光先生。虽年至六十，却显得很精神，梳背头，面圆润，双目炯然。我写了几篇剧评，吴先生看过，曰：“妙哉。”不知是赞赏还是讥讽。组里年长者说吴先生常说“戏语”，爱开玩笑，莫当真。
过了几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吴祖光的公子吴欢到《当代》投小说稿，我将之编发在《当代》杂志上，渐渐熟稔，常到一起闲聊。一天他拉我到工人体育馆东路，登上一座楼的四层。一推门，便见吴祖光和新凤霞在作画。吴欢把我介绍给他的双亲，吴先生笑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吴欢莫名，我一说，吴欢也乐了。
1992年，吴先生看了篇《红颜一怒为自尊》的文章，是写两位女顾客在国贸中心被强行检查的。吴先生遂写一篇《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一文，为两位女顾客伸张正义。谁知，被国贸中心告上法庭。不久，冯骥才在美术馆举办画展，邀我去参观，正巧碰到吴先生。我支持他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并介绍一位律师朋友彭学军帮吴先生打官司。吴先生胜诉。
20世纪90年代末，由我编发在《当代》的戴煌写的报告文学《九死一生》，在三联书店召开作品研讨会。于光远、李锐、吴祖光诸名人到会发言，批判文化专制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吴先生语出大胆，话锋犀利，令听者瞠目，然后报以掌声。会后，我与吴先生一桌吃饭，他的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戴煌的苦难，是整个知识分子的苦难，是整个民族的苦难。你记住，一个社会精英阶层如果沦落了，整个民族就没希望了。”
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在河南组织笔会，邀请了老朋友邵燕祥老哥。游山玩水间，偶尔谈到吴祖光，自然讲到和吴祖光命运相关的“二流堂”冤案。邵燕祥说，“二流堂”冤案涉及一大批文化名人，如丁聪、郁风、黄苗子等。吴祖光落难后，实事求是，敢于争辩，且从不揭发和嫁祸于人。邵燕祥说，他身上有文人的风骨，有真性情、真人格支撑的胆与识。
（一）
每与吴祖光谋面，我总把话题往“二流堂”冤案上引，从吴先生断断续续的介绍中，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1941年，重庆作为陪都，聚集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在那里宣传抗日救国。有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唐瑜，利用旅居海外的兄长给他汇的钱，盖了一幢有六七间屋的竹木结构的房子，围以庭院，环境幽雅。中共南方局，便利用此地作为联络进步人士的场所。特别是一批年轻而又居无定所的文学、电影、戏剧、美术家，如吴祖光，经常到此借住。周恩来为搞统战工作，常特派夏衍、郭沫若等人探望他们。
“二流堂”的称谓，吴祖光说纯属偶然。一次重庆《新华日报》搞创办五周年纪念晚会，演了出改造“二流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的戏，众文艺工作者对照自己也无固定职业，过着流浪生活，自称“革命的二流子”，遂把借住的唐宅称“二流堂”。一时重庆文艺界传为笑谈，随之名声远播，队伍不断扩大。吴先生针对有人说“二流堂”是郭沫若所起，不屑地说：“那纯属以讹传讹，‘二流堂’的人可是干干净净的。”
“二流堂”实际上是进步的文化人聚会的场所，其宗旨是“团结抗日，文化报国”。有些资料说，“二流堂”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从事隐蔽的革命活动”，是“中共发展重庆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平台”。吴祖光却说：“‘二流堂’是由一群年轻的爱国文艺家组成的爱国集体，宗旨就是‘团结抗日，文化报国’，单纯得很。”“二流堂”的成员后大多成为名人，故其成员黄苗子以“一流人物二流堂”称之。
吴祖光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就是利用“二流堂”这一平台推出的。它的上演激发了大后方人民的抗战热情。
我党也曾利用“二流堂”这一平台，推出《屈原》《日出》等宣传抗战的进步戏剧，轰动陪都重庆。而夏衍等人却将之冠以“国防戏剧”等，就有宗派主义之嫌。须知，“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早于1936年在党的指示下偃旗息鼓，周扬、夏衍等人的宗派主义也受到批评。而在民族危难之际，还坚持错误地重提“国防戏剧”，不知意在何为。
1949年后，“二流堂”骨干，要么进入文化部、文联、各民主党派做了领导，要么到各大文艺院校执掌教鞭，要么创作出优秀作品，名满天下。总之他们都成了新中国的文艺骨干。
1956年，“二流堂”的成员们筹办堂刊《万象》，一群天真而任性的知识分子，没有看清政治形势，也没有从批胡适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嗅出肃杀之气，个别“二流堂”思想偏激的成员，要把《万象》办成俱乐部，甚至狂妄地提出“二流堂”的“最高纲领是新民主主义”，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相对应。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不许共产党“干涉内政”。吴祖光谈到这些时，有些沉痛：“知识分子啊，根本不懂得政治，却偏要耍性子，玩‘舟轻不畏风’的把戏，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当然，吴祖光说什么也没想到，一群书呆子式的搞艺术的人，却在不久到来的反右斗争的旋涡中，纷纷落马，有的成为囚徒，流放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风光一时的“二流堂”，风流云散。
“二流堂”的沦落，是与中国知识分子一道沉入政治深渊的历史悲剧。中国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咨嗟咏叹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纵目于山河风景之兴替，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折射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民众的酸甜苦辣与创造的悲欢，给中国文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和精神遗产。他们却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折戟沉沙。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实行现代“文字狱”，使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落马的同时，集体失语。社会精英阶层的沦落，整个民族也因之而窳败，这是历史教训。
谁知，十年之后的“文革”将文化专制主义推到极致，1967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一文，将“二流堂”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文化部系统接着成立“二流堂”专案组，于是早已落难的“二流堂”成员，跌入更深的地狱。吴祖光们遭到更残酷的斗争。
吴祖光有侠肝义胆，不出卖朋友，更不落井下石以求恩典。大凡找他调查“二流堂”材料的，从他嘴中不会得到他们满意的东西，悻悻而去，其文有文格，其人有人格。一天，“中央专案组”派来了两位穿军装的人到他劳动的静海干校，威胁他交代问题，一连纠缠七天，无功而返。吴祖光即赋诗曰：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嬉场。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吴先生此诗，系急就章。我曾请教吴先生。他说，“二流堂”中，我最年轻，深感生活当中太多苦难，“忧患与生俱来”，总愿意给人们一些快乐，因此我一向爱说“戏语”开玩笑。博大家一笑，我于愿足矣。却不料背了二十多年黑锅，不仅自己受罪，而且罪及妻孥，并及于朋友，株连之众使我百死莫赎。
（二）
吴先生的爱说笑话，乃天性。在北大荒劳改时，照说不误，苦中作乐。他当时被安排到内刊编辑部，专门为刊物“补白”，即文章不够，最后由他凑数，送绰号“补白专家”。一次，他与那里的工人闲聊，自称是“臭老九”。接着把“臭老九”与数字“7086”组合，众人不解。“7086”的谐音为“七零八落”，形容知识分子早被整得溃不成军了。他还将不学无术的政工干部戏称“装甲兵”，以字谐音，便是“装腔作势的杂木疙瘩柄”。
吴祖光少年得志，却特别谦虚，且常有仗义之举，故在文坛艺苑交友甚众。他与老舍交谊很深。老舍夫人胡絜青曾对吴祖光说过，老舍创作并出版于1936年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因多次迁徙，不慎失落，其世存量极少，再难觅到，十分惋惜。后来吴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劳改，一次偶然机会，吴祖光竟在一位业余作者手里，得到人间书屋出版于1936年的《牛天赐传》，大喜过望。连夜拜读，随之翌日寻机去嫩江县城，找到世交，托他无论如何将书妥善转交老舍。老舍见书，甚是高兴。
老舍十分欣赏吴祖光的才气人品，格外珍惜与吴祖光的友谊。一次，吴祖光的公子吴欢给我讲了两件事，从中可见二人友谊之真之深。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后，为生计卖掉一幅名画。一次老舍到荣宝斋，一眼就认出挂在墙上待售的那幅画，他曾在吴祖光家见过，吴祖光对此画情有独钟。于是老舍购回，送给了吴祖光。另一次二人在灯市口相遇，其时，政治阴霾笼罩，为不连累友人，吴祖光赶紧躲开，不料被老舍一把拉住，硬拖到丹柿小院，备酒菜热情招待已弄得灰头土脸的吴祖光。
“文革”间，老舍自沉太平湖，以示抗议革文化之命、革知识分子之命的所谓革命，吴祖光痛失诤友，仰天长啸。
吴祖光父亲吴瀛，1949年后，将大量国宝级文物捐赠国家，其爱国之心可鉴日月。吴祖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把国民党密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消息转告夏衍，使大批党员脱险。又一次从友人手里得六万港币，转交东江游击队。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不仅仅是助人危困，侠义心肠，而更是表明吴祖光的心早已向往革命。
（三）
一个人对爱情、婚姻、家庭的态度，往往折射出他的人格和灵魂。
吴祖光一生爱过两个女人，前后都结成了眷属。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美满恩爱婚姻，为世人所知、所称道。但他与前妻、著名的话剧演员吕恩的一段情缘，同样令人感动。
1937年在南京，吴祖光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秘书，兼做国语、中国戏剧史讲师。次年，因他创作的话剧《凤凰城》上演，崭露头角。
一次吴祖光请客，其中拉上十七岁的女学生吕恩。吕恩问他为什么请她，二十一岁的吴祖光坦言相告：“喜欢你呀！”吕恩当时并未在意，只是从此来往渐多而已。直到1943年吴祖光的另一台话剧《牛郎织女》在成都演出，吴祖光与吕恩赴成都，彼此才走得更近。
日久，吴祖光与吕恩情感加深，彼此便生活在一起。直到1944年，吕恩回常熟老家探亲，甫一住下，她的一位已与别人定亲的表兄，突然对她表示爱慕。母亲提醒吕恩，外面已有传闻，万不能与表兄走得太近，不然会出人命。正巧，吴祖光来常熟，拜访吕恩母亲。见吴祖光一表人才，谈吐斯文，又知他的文名鹊起，就对女儿说：“吴先生更适合你。”原本吕恩就未将芳心投与表兄，于是接受母亲的劝告，二人即到上海举行婚礼。婚礼由冯亦代、丁聪操办，夏衍与叶圣陶做证婚人。出席婚礼的多是文艺界名人，自然风风光光。
结婚后，两人的感情一直不错，只是两人的性格差异较大，吴祖光性格温顺委婉，而吕恩有男人的爽直。吴祖光好静，吕恩喜欢热闹，讲究情调，特别喜欢到外面跳舞，在舞庭上吕恩与赵丹、唐纳等明星伴着乐曲翩翩起舞时，吴祖光做个看客，颇无兴致。吴祖光带吕恩去听京剧，在西皮流水的曲调中，吕恩却常常沉沉入睡。生活习惯也有差异，吴祖光乃北方人，好吃面食，吕恩更喜米饭或西餐。吕恩晚上要粉墨登场演戏，回家很晚，早晨爱睡懒觉，常与吴祖光不得见面，有事只好互留纸条。随着吴祖光的文名誉满孤岛，人们尊称吕恩为吴太太，这让爱惜自己名誉且清高气傲的吕恩，十分不适应。
婚姻维持到1949年在香港拍《虾球传》时，从未有争吵的夫妻协商后分手。后来吕恩回忆往事时，总是赞许吴祖光有才华、待人真诚、重情义、交友广，虽不宜做夫妻，却可终生为朋友。文人间，特别是异性之间，友谊常常比爱情久远。吴祖光与吕恩走到一起，有文人相重的成分，彼此仰慕对方的人品、文品、艺品，即便缘分已尽，那份因文化而凝成的友谊和彼此的敬重，却可永存。1949年，吴祖光回到北京，收入微薄，难以为继，吕恩抵押了他们的房产，将所得全部给了吴祖光。为了支持吴祖光拍戏采景，她还买了德国原装相机送给他，据说相机贵抵一辆汽车。吴祖光与新凤霞喜结连理，吕恩送了厚礼和祝福。婚姻不存在了，吕恩与吴家情分不断，关系一直很好。
吕恩找到归宿，与胡蝶的堂弟结婚后，幸福美满。吴祖光很高兴。直到吴祖光因失爱妻而患语言障碍时，吕恩还在一次友人的聚会上，拉着吴祖光的手照了张相。为他们的友谊作证。
（四）
吴祖光与新凤霞的姻缘，乃旷世奇缘。
1951年5月，北京正是春花烂漫的季节。吴祖光应《新观察》杂志之邀，让他写篇关于当时评剧界走红的新凤霞的专访。一个风华正茂的名剧作家，一位红透北京的一代名伶，在前门的泰丰楼相聚了。此次谋面，才子佳人在相互的交流中，撞击出爱情的火花。不久，倾城倾国的评剧皇后与才华横溢的剧坛奇才，在众多知名人士的热心撮合下，爱情之花结出婚姻硕果。
那年的9月1日，他们在南河沿的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喜结良缘。那天热闹非凡，高朋满座。由老舍和欧阳予倩主婚，阳翰笙等证婚。如此隆重的婚礼，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京，算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了。周恩来闻之，也送来祝福。
结婚后，二人一起编演《花为媒》，赋予此评剧更多的温情。新凤霞曾借《刘巧儿》的台词，充满深情地说：“与其称我嫁给了男人，还不如说是嫁给戏曲。”从此，一个写剧本，一个演戏，被人比作戏剧夫妻，比翼双飞。
艺术的残缺，是一种美，而执子之手共赴苦难的夫妻，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崇高的人性。吴祖光受“二流堂”的牵连，再加上他的“戏说”天性，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从此开始了他们的蹉跎岁月。新凤霞单位领导找她谈话，要求她与“右派”丈夫离婚。新凤霞断然顶回领导的“要求”，字字如钉地说：“你们知道我就是刘巧儿，我嫁给了艺术，与吴祖光没有什么界线可划。王宝钏等了薛平贵十八载，我新凤霞要等吴祖光二十八年！”一个柔弱的女子，在政治高压下，为了真理和爱情临危而不惧，真是让人唏嘘动容。这样的凛然之气，这样的押上身家性命为命运抗争，其代价是也被打成“右派”。在那个文化专制主义的黑云笼罩的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时候，一个小女子却敢于发出这样铿锵的声音，表现出这样的良知和血性，更让我们无语。
苦难总有尽头，而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恩爱之情，是无涯无际的。夫妻二人，丈夫在外地劳改，妻子在北京地下数十米挖防空洞。突然有一天，新凤霞积劳成疾，不幸偏瘫。雪上加霜并未击垮这对患难夫妻，吴祖光精心护理偏瘫的妻子，并细心教妻子写字、绘画、写文章。新凤霞竟然有专著出版，且成了中国作协的会员。这是爱情创造的奇迹。这是两个文艺家人格浇灌的花朵。何谓“才子佳人”？吴祖光与新凤霞称得上是艺坛才子佳人的典范。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作协在京西宾馆开作代会，我与吴祖光又相遇。他和新凤霞在台上的发言，一改他们的平和，而是以愤然陈辞，痛批文化专制主义对文学艺术及作家、艺术家的惨无人道的迫害，那真是声声泪，字字血，聆听者莫不流泪。那时，吴祖光已不再用春秋笔法“戏说”了，而是将心中块垒如江河般倾泻出来，赢得长久的掌声。
就在那年，吴祖光根据评剧艺人的生活创作了《闯江湖》。该剧写的是老评剧班子三家人在新旧两个时代里的悲欢离合，表现了吴祖光的大爱。曹禺等人看后，夜访吴宅予以高度评价。曹禺说，看剧本时，几次因落泪而中断了阅读。《闯江湖》被誉为吴祖光剧作的又一高峰。殊不知，《闯江湖》的大量生活是新凤霞经历过的，或可说这是夫妻共同创作的成果。
其实，《闯江湖》早在1964年吴祖光就开始搜集素材，酝酿写作，提纲已经写好，“文革”将另一部《吹皱一池春水》连同《闯江湖》全部素材和剧本提纲洗劫一空。吴祖光却宠辱不惊，静观待变，他知道鬼蜮不能永久横行，真理终将战胜荒谬，但无端浪费的十多年，让他心痛。《闯江湖》成功，他以小诗书怀：
曾经万斗挂白樽，冷暖酸辛只自知。
春蚓秋虫何日了？能甘寂寞是男儿。
人们或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来形容吴祖光、新凤霞遭受了苦难，却以经典剧作而完美收尾，他们的人生是“大团圆”的喜剧。差矣，如若他们不被无端地剥夺正常生活的权利，这对“金童玉女”，将可创造怎样的辉煌艺术？杜牧在《怀紫阁山》中歌曰：“万年不肯疏荣辱，双鬓终应老是非。”在大悲苦大灾难中渐渐老去，对艺术家吴祖光和新凤霞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