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英国领土”与“外国领土”，以及秘密情报局在其中所承担的职责问题，英属印度问题非常特殊。到1947年初，印度有了明显的独立倾向（8月15日，印巴分治，印度独立），秘密情报局开始考虑如何为未来的情报任务做必要的安排。1947年1月1日，军情五处、秘密情报局、印度事务部情报机构及印度政治情报署的代表们召开了会议，专门商议此事。就安全问题，会议希望军情五处与印度某个安全机构建立恰当的联络关系。关于秘密情报局的问题，会议认为，即使独立的印度政府“愿意很友好地与之保持联系，由于低效率或无利可图等原因，它也不可能提供英联邦王国政府所需要的所有情报信息”。因此建议秘密情报局在独立后的印度建立一个秘密机构。孟西斯1947年1月向海特解释，此秘密机构将接管目前由印度政治情报署负责的部分工作，包括印度本身及其邻国的情报任务。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要么与苏联相邻，要么已成为或可能成为苏联渗透的目标”。外交部奥布里·哈尔福德接受了此建议，他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要考虑到最糟糕的情况，即印度政府可能不愿意与我们的情报机构合作，或者即使他们愿意，也是完全不可靠的”。哈尔福德还称，“即使印度取得了自治领的地位，它也不可能与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相提并论”。[546]
1947年春，印度事务部常务次官戴维·蒙蒂斯就将来与印度的情报联络问题作出指示，提出将印度政治情报署并入军情五处，合并后的五处仍然继续与将在印度进行秘密活动的秘密情报局进行合作。蒙蒂斯在将此指示送达在德里的高级专员特伦斯·肖恩爵士时强调，“理论上讲，秘密情报局不能在英联邦的领土内进行情报活动。但我们认为，为此目的，我们应该明智地将印度视为外国”。由于与军情五处1946年指示背道而驰，这必须获得首相的批准。1947年3月，蒙蒂斯指示获得了首相的正式批准。8月，孟西斯在印度的新秘密情报站建立，他挑选了一个曾做过印度警察的人任该情报站负责人。虽然此人是以“经济顾问”的身份任职的，但肖恩认为他做过安全官员，必然有太多的人知晓，因此反对这个决定，但孟西斯仍然坚持，最后肖恩做出让步，但他告诫外交部，如果以后出什么岔子，“可别忘了我对此事是很不情愿的”。[547]
后来的确出了问题。1948年3月，迪克·埃利斯向情报搜集会议汇报，此长官的德里情报局背景日益显露出来，在政治上十分危险。而且他准备回家休假，“很有可能就不再回来了”。埃利斯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他将“放弃常驻代表的职务，开始进入共产主义代表的行列”。同年底，阿奇博尔德·奈将军被任命为印度高级专员。他认为，秘密情报局在德里的站点是完全不必要的，已有的军情五处安全联络站能够满足英国的情报需求。此事再次向首相请示，这一次，首相决定要秘密情报局在1948年底前彻底撤出印度。这个决定开创了有名的“艾德礼主义”的先例。英联邦关系办公室（1947年7月取代英国自治领部）认为，艾德礼就印度问题的指示建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秘密情报局不能在英联邦任何国家进行任何搜集情报的活动，这得到了军情五处的理解与支持。对白人自治领而言，比如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外国情报机构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48年决定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但对于在亚洲（及后来非洲）刚独立的前殖民地而言，此“主义”会阻碍秘密情报局的行动，尤其会阻碍其反对已经威胁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行动。
情报局招新及其状况
按《布兰德报告》的建议，40年代中期，情报局在招新方面及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神秘的情报世界也被带入了现代行政事务领域。其标志是新财务行政处处长的上任。该部长虽然是财政方面的专家，但他的管理体制使秘密情报局开始成为一个文职服务部门，这跟之前部队式的管理与标准完全不一样。同样是遵照布兰德建议（在这件事上，远在其他政府部门之前），1946年5月，地方总监被要求“考虑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可以任命一些女性长官”[548]。情报搜集处长告知他们，“目前有几位可以任职的女士，但原则是，应当根据她们的资历与经验安排适合她们的职务”。同年底，他规定女性“应该与男长官在同一条战线上工作，也就是说，她们也应该能够被派往国外情报站”。虽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女长官最终不能成为代表……这将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规定”。但他发现，目前有一个“小情报站”，自1946年5月以来，一直是一位女长官在负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职务任命需要获得外交部的批准。1949年4月，秘密情报局为中东情报站一女长官申请经费，却遭到外交部拒绝。战后几年时间，国内一直缺乏训练有素的秘书，情报局便在贝尔格维亚开了一家青年旅社，“在伦敦没有住处的年轻女孩花很少的钱便可住在这里”，这样就部分地解决了缺乏秘书的问题。
1948年，招聘处成立（因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争夺人才）。第二年文职人员选拔委员会介入，以协助寻找优秀人才。1948年1月，上级指示，招聘处需要寻找的人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普通情报官”，他们应该“富有个性，正直诚信，充满智慧，并且有想象力，会使用巧妙的计策”。这很明显遵循了布兰德建议，即秘密情报局“应该培训一批比目前人员更加优秀的多面手”，同时也反映了情报局局长委员会的观点，即“将来秘密情报局负责搜集情报的长官，必须能够胜任情报机构任何部门的任务”[549]。第二类是“非官方助理”，他们将在掩护下工作，他们应该是“比较冷酷的人，正直与智慧对他们虽然也重要，但并非绝对必要”。第三类是“为了临时的特殊目的而聘的短期人员”。
据一位1947年进入秘密情报局的长官回忆，整个招募过程实际上既是正式的，也是非正式的。二战中，他服役于禁卫军，军衔至少校，退役后自行经商一年半，然后他开始考虑是否能在外交部门谋一个职位。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外交部一个特殊部门正在招新”，他表示自己很有意向。便有一个人两次将他带到圣詹姆斯大街的布德尔俱乐部共进午餐，并向他询问关于他生活及背景方面的信息。通过这一关后，他又在陆军部接受了一个叫“康诺利小姐”的深入询问。然后，他接受了由经济情报任务处处长任主席的五人委员会的面试，“我被问了许多问题，但是对所应聘部门的信息，我一无所知”。一周后，他接到被录用的通知，并让他到百老汇秘密情报局总部报到。
在考查拟聘人员的同时对其进行掩护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1947年2月，在学习完“秘书及海外基本课程”后，一位女学生抱怨道，“第一次面试时”，她便“被录用，即刻到海外任职，但地点不明，薪水不明”，只被告知“这份工作很有趣”。她说“父母自然不会同意她接受如此不清楚的工作”，现在她怎样向他们解释都没有用。父母不明白，“为什么在她参加第一次面试时，他们没有像普通商贸公司那样，向她详细说明这份工作到底是做什么”。时任特情局安全处处长的维维安对问题做了简要说明，“我们考查的男女，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秘密情报局的成员，但是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足够信息，以让他们知道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是否希望他们加入我们”。问题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尽管文职人员选拔委员会也介入了招募过程，维维安希望被拟录人员将会得到外交部联络处（或某个类似的部门）的考查确认。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特情局“应该抛却种种很不专业的、相互矛盾的小花招，我们过去被迫采取这些小花招，是因为外交部不愿公开承认与我们有任何关系，而且，这样的花招更多的是暴露我们，同时置外交部于尴尬的境地，而非弄清什么事实真相”。
但是，特情局仍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招聘处不得不继续尽可能地掩藏真相。不同的候选人被告知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都不可靠，比如称这个部门“与部队有紧密的联系”，或者说它“是一个海外文职部门……主要归外交部管”，但现在又成了“国防部的一个部门”。一个被成功录用的候选人，讲述了选拔过程与他最后身份的隐藏之间是如何同步进行的（他很自然地将此告诉了自己的家人）。他收到的第一封函件来自“政府通信局”（秘密情报局1946年2月一次会议称，这个伪装名字“陈腐而不适应和平时代的新情况”）。面试委员会里有部队的军官，这让接受一份与外交部有关的工作变得很困难。“直到最后阶段（已经签约后）”，他写道，“候选人才被告知全部真相”，以及对外应该怎样“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与此同时，一个让人怀疑（同时又精确得危险的）说法便传开了。”当他的表面身份最后被提出“考虑”时，结果是令人尴尬的：“为什么‘小小’一个护照管理官（我的表面身份），却要经过如此复杂的选拔过程呢？”最后他说，“要糊弄过一个会动点脑筋的人，还是很困难的”。
工作条件也现代化了。在新的评价体系下，是比较丰厚的薪水（高于外交部平均薪水，虽然男女同酬还得等一些时间），而且内部还有准备基金。1946年，对精通外语的人员还额外发放奖金。薪酬是免税的，由特情局长根据个人私人收入及部队津贴（如果有的话）决定，不得向任何人谈及。布兰德报告还建议实行与薪水及服务时间长短挂钩的养老金计划，但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1943年以来，秘密情报局超过60岁的雇员都可以领一笔养老金，这笔费用来自秘密表决拨款的专门基金。1946年，财政部曾考虑按行政部门的模式设立养老金基金，但是很快便没再议（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没有议会授权的情况下，便将养老金事宜交由财政部负责”）。要实行计划又要保密，确实太困难了，1946年10月，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决定“我们应该保持目前的状态，承担一切可能的风险，从秘密表决拨款中争取这笔养老金。”[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