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陆军部的“蛇”只是受了伤，并未被杀死。到1919年2月底的时候，卡明报告，陆军情报局局长“仍然坚持将我的部门和军情五处进行合并的想法”。出于对国内外情报收集机构进行合并的前景的恐惧，卡明提出了反对这一想法的新论据。为提升“工党政府在不久的将来的前景”（有一项预测很惊人，自此阶段始，工党在下院700名议员中所占比例不再超过70%，而第一届英国工党政府迄今已经5年多了），为显示对政治家和公众应如何解读秘密情报事务的常识，他认为，“外交大臣应该庄重地宣称，秘密情报局与控制劳工骚乱没有任何关系，这很必要”。既然“有证据清楚证明支持罢工的钱”是由“布尔什维克提供的”，军情五处必然“要与劳工问题和布尔什维克的麻烦产生关系”。1919年4月，他对陆军部整合计划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提出一系列的批评。整合提案只集中在军事情报上，完全忽视了“负责政治和贸易的其他重要部门”；秘密情报局局长将“不再有任何权威”；而且，因为成员全部从军队情报部门调来，“他的所谓成员将不再是他的手下，只会忠诚于他们各自的长官”。他从整体上否定此计划，认为它“从效率、经济、特别是从保密的角度来看都是完全行不通的”。为保险起见，他也反对新机构的建议命名：特别情报处。“秘密情报局，”他写道，“对我的机构是一个足够好的名字，也是我被任命来指挥的情报局的名字。”
不管他的机构叫什么，卡明事先并没有看到最后的整合计划。1919年底，思韦茨再次发难。这一次，他得到了休·辛克莱准将（1919年1月接替布林克·霍尔任海军情报局局长）的支持。这一次的计划不是要合并“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机构”，而是把它们整合“到一个领导之下”，把它们作为一个秘密情报局来管理。这一情报局的领导将高于卡明或凯尔，并将亲自对由外交部常务次官和三军情报局局长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将“行政、文秘、记录、法律和技术服务”以及“记录的融合”合在一起能够提高效率。尽管辛克莱“对此事情持开放态度”，却允许自己和这一提议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哈丁施压，要他别理会卡明一直的反对态度。他敦促说，“我希望你明白自己命令C的方式——探讨与K密切合作的可能性”。
卡明对这一计划的态度还不如对上一个计划。在给哈丁的私人秘书内维尔·布兰德（在秘密情报局随后25年发展中偶尔起作用的一个人）的信中，卡明直言不讳地说，没有再可节约的行政经费，“没有记录可以合并”，因为“C.E.[反间谍]情报局并不关心获取知识情报（如果它按照规则的有关规定行事）”。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被别人取代感到愤怒。“除非当局对目前的C特别情报局不满意，”他写道，“否则，就应该讲明其可观的好处，作为置其于某个无名之辈手下的补偿，这样的人没有相同的经验，其干涉多半也会造成对效率和经济的损失，更遑论什么保密和安全了。”假如哈丁坚持这样，他“当然会按要求与凯尔上校合作”，但他抗议说，“条件是不向任何人泄露我的秘密组织的详细情况”。他担心这一计划只是拯救军情五处的一个手段，认为“自从巴西尔·汤姆森爵士负责这个国家的反布尔什维克和控制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以来，军情五处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滞”。他指出：这些“固执建议意在使那些耗费昂贵的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能够在我的办公室里找到并不需要他们的活动领域”。他接着说：“这对我是一个不明智而又不公平的负担，而且会对我受过高级训练和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也不公正。”他还希望哈丁能够“根据情报局现任局长退休后会空出职位的情况去考虑那些建议”，其后“会有人做出坚决努力让凯尔上校担任这一职位，去损害目前这些忠诚而训练有素的情报局员工的利益，并对情报局造成持续性伤害，情报局十年的经验将会丧失殆尽”。在致布兰德的一份单独的备忘录中，卡明提到，这是“自停战协议以来提出的第三个计划”，每一个计划都“旨在削弱特别情报局局长的权威和指挥”。他尖刻地抨击道，提议实施计划的日期——1920年4月1日——“似乎正合适”。
1920年还分发了其他各情报机构的改组计划。一个计划设想整合“特别情报局与军情五处，由警察助理专员领导”（巴西尔·汤姆森）。另一个提议“所有英国政府的秘密情报机构”，包括卡明和凯尔的部门、无线电情报局、印度政治情报局和警察局政治部各部门以及“涉及通信检查的邮政官员”，都应“由一个行政首长领导”。最后，部门利益（外交部不可能心甘情愿放弃对卡明情报局的控制）和个人因素（例如巴西尔·汤姆森被普遍认为是危险的过分强权主义者），兼之强制推行重大改组存在明显的实际困难，都意味着不会有任何实质性重大举措出台。
对卡明来说，这场辩论同时也促使他去努力思考他的组织的目标。他结合自己十年的经验，在1920年初写下了自己对“秘密情报基本要素”的一些想法。“秘密情报的首要的、终极的和最不可或缺的要素，”他写道，“是它应该是秘密的。”他感叹道，这一点是“在任何计划中首先被忘记、在付诸实践时最后被想起的事情”。第二大要素是“国内的秘密情报必须是小规模的、完全独立的，除了局长以外，情报人员不能受其他任何人控制。任何人都无权夺走他的经过训练的人员，也无权给他们下命令”。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重申尼科尔森1915年11月批准秘密情报局局长行政自主并赋予他对“国外的所有间谍和反间谍特工”独家控制权的会议记录。虽然他应该独立于陆军部和海军部，他也应同这些部门“经常保持接触”，他们会“把他们的需要即时告诉他并在需要改善时以帮助的方式对他的报告提出批评”。最后，“特别情报局局长”应向外交部常务次官提交每月财务报表，“在涉及秘密情报资金支出的事情上”接受他的独家控制。在一份显然是回顾他的战时经验的补充文件中，卡明同意，在和平时期也应组织情报活动，以便在某一地区沦为“战区时”能够将该地区的人员和报告“作为当前关注的焦点完整地”进行移交。但是，“在中立国或同盟国家，不是在交战地区，应该让特别情报局不受干扰地工作”。
到1920年底，卡明已经确保了——至少用中性词来说——特别情报局作为外交部属下的一个自治部门存续下来。在艾尔·克罗爵士接替哈丁常务次官之前，卡明在10月17日向克罗简要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卡明向他保证，“就大家公认的秘密情报这几个字的意思而言，这个国家还没有这样的东西”。他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属于秘密情报的、其他国家早已采用的黑色艺术”。他肯定了他的组织对外交部的价值。他说，它打交道的“是使馆不能接触的社会阶层”，情报局的报告是“对官方来源情报有价值的补充”，也是“当前全世界盛行的重大社会阴谋的主要信息渠道”。虽然在卡明的日记中找不到任何线索，克罗对他收到的特别情报局报告的初步反应却非常不利。在给他的私人秘书、显然离开了办事处的内维尔·布兰德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自己被“雪片掩埋了！每天都被你秘密情报局的报告弄得心烦意乱，那些报告就是一大堆闲言碎语。我竟然被要求去阅读如此无聊的东西，简直令人愤慨！”[139]
但是，卡明显然在克罗身边找到一个盟友。克罗在1921年初开始弄清外交部与特别情报局之间的紧密关系。卡明情报局的报告曾一度由外交部政治情报部处理，该部成立于1918年3月。但是，作为部门改组计划的一部分（和响应削减经费），克罗在1920年底将它撤销了。1921年1月，因为担心陆军部要求提供政治情报，特别情报局和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就在两个层面上确定下来。会议决定，在有特别情报局代表的国家，每一个英国的外交使团应“任命”一名高级官员与在该国的“特情局主要代表进行定期磋商”，特情局代表将向他提供“他和他手下特工获得的所有政治报告”。在伦敦总部，特情局不再“按接收到的报告形式”去复制和提供大量的原始情报，但每天要进行总结，总结“应附上特别感兴趣的报告”。这些总结将“只呈送外交部和B.汤姆森爵士”。会议决定此后将不再向陆军部和海军部提供政治报告（它们将继续获得具体的技术情报）。他们“应被告知做出如此安排的必要性，应告诉他们，此类可能与他们有关的政治情报今后将由外交部提供”。正如卡明在日记中所记录的，领导政治第五处的罗伯特·内森爵士将作为“与外交部各处室领导之间的联络官并与他们联络”。他将“对这些报告进行归纳并每日[后改为定期]送交一份摘要”。
1921年1月的这些决定，使特情局与外交部关系的紧密程度明显超过了其他的政府部门，其结果必将疏远它与其他情报部门的关系。它们反映了和平时期的新形势，和现在对政治情报格外重视的一种思维。1921年2月，外交部给驻欧洲各使团的一份通告称，“旧的特情局如今”已不复存在，“闹剧已经让位于外交官不再需要的一种更冷静的调查，因为他被适当地要求脱去以前的外衣”。现在的情报“主要涉及地下革命运动和个人，而不再是刺探个别国家的军事防御”，它“主要致力于侦查针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活动，不管这些活动在性质上是针对英国还是国际性的”。虽然如此，特情局在1921年3月也向国外的代表发了一份同样的通告，通告总结并强化了与使馆和使馆工作人员的联络安排（指出现有“分部”的存在可能“取决于你对于公使的有用程度”），还指出为军事部门收集情报仍然是特情局的责任之一。通告指示，“当前，你们关于海军和陆军情报的报告仍然一如既往”。
金融和经济
与各种改组计划同时发生的，是卡明情报局和英国政府每一个部门在一战之后那几年共同承担的削减经费的压力。然而，在减少开支的经济要求的同时，对特情局可能承担的工作的期望值仍然很高。外交部1918年12月28日召开的一次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会上，哈丁勋爵告诉卡明，他可以在“每月3000英镑的基础上将我们在俄国的组织保留到3月31日”，同时又同意卡明“在每年30000英镑的基础上继续安排和平[时期]的秘密情报工作”。1918年除夕，他在总部召开了一个关于“削减机构问题”的会议。随后又会见了陆军情报局局长，后者“问我们在增加在德国[强调]的组织方面做了些什么”。卡明让思韦茨看了“一份和平时期的预算草案，显示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的预算为2000英镑，但他告诉我仅用于这两个国家的预算就应该要求30000英镑，他将努力争取这一数目”。
实际上，战后世界悬而未决的形势提高了对高质量情报的要求。1919年4月7日，在卡明参加的由哈丁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凯尔、陆军情报局局长和海军情报局局长一致同意要求财政部向卡明为陆军部所做的工作增加“每月18000英镑的特殊津贴”，这样再“加上他每年30000英镑的正常费用，将使他这一个分支部门那一年的开销就将近二十五万英镑”。对比之下，凯尔仅需要6万英镑。在报告同一个月访问伦敦以讨论纽约组织的未来时，威廉·怀斯曼给他的同事诺曼·思韦茨写信说，尽管卡明的经费“已被削减到和平时期的基础上”，外交部“仍开始发现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情况”。“各个部门”都在要求“敌人在世界各地活动的”情报，“当局意识到在目前这一关键时刻，一个优秀的情报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1919年5月，卡明告诉康普顿·麦肯齐，“我们不仅没有破产——如我们曾以为我们在战后会破产那样——实际上反而在扩大，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有大量工作要做”。[140]
1919年中期，卡明和他的同事开始制订一个将军事管理机构当作情报工作掩护手段和收入来源的计划。5月，有人建议给予卡明在外国的军事管制官员副领事地位，为卡明的特情局分配“反布尔什维克”（为巴西尔·汤姆森提供报告）及“护照管理”的任务。有人计算过，前两项工作约每年75000英镑的花费可由“每份5到25[便士]的收入率”（大概是每签发一个签证）得到满足[141]。9月，卡明和寇松的私人秘书罗纳德·坎贝尔敲定了这些安排。卡明向坎贝尔承诺，“我的护照管理人员发回国内的所有政治报告”都将“经公使过目”，而且“我的人将不直接与特工打交道”，以此让坎贝尔放心不存在让外交官直接卷入“秘密情报工作”的风险。卡明从坎贝尔那里获得的协议是，报告可以“不经公使签署”直接通过电报发回伦敦，以便让它们获得超过公共电报或邮件的秘密保护。决定赋予卡明的代表护照管理处处长的头衔，从卡明的人员中抽出的赫伯特·斯宾塞少校被任命为护照管理处首任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