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英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宣称，“我们现在真正的危险不是德国兵，而是布尔什维克”。随后几年中，这句话成为英国制定很多决策时的潜在考虑因素。的确，这个已察觉到的威胁断断续续支配了20世纪英国外交（以及一些国内）政策的看法。1926年12月，外交部常务次官威廉·蒂勒尔爵士考虑到当年英国总罢工，以及苏联可能对远东地区进行的煽动，向外交大臣说道：“俄国干涉我国煤炭罢工及其在中国的行动可能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我们实际上正处在战争状态。”[169]这些观点对秘密情报局造成了一定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情报局主要受到来自由苏俄作强大后盾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挑衅。在俄国革命之后的混乱时期中，情报局发起了大量冒险行动，旨在探明俄国国内事态，并同时笼络各种反布尔什维克的白俄及少数民族团体。除了在苏联境内展开行动外，秘密情报局还负责在整个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识别共产党前线组织，追踪其各种革命运动和颠覆活动。
瞄准俄国布尔什维克
1918年12月28日，卡明拜访了外交部哈丁勋爵，确保了“继续向我们的俄国组织每月发放3000英镑，直到3月31日为止”。在接下来的秋季预算中，卡明不仅划拨了66000英镑给“俄国”，还划分了5万英镑给“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大部分经费，若非全部的话，皆是对俄情报工作专款。情报局1922年至1923年的内部审查明确显示，“秘密情报局办事处所在地”与“其发出情报的性质没有多大联系”。该审查还特别指出，例如，在挪威（一个从来都不会因其自身而成为大不列颠兴趣所在的国家）的一个办事处可能“就真的是俄国情报工作的总部，或者是某个在每个文明国家都有着分支的重要国际运动机构”。据秘密情报局陈述，“情报局境外组织的第一原则”即是“收集毗邻地方总部所在地的各国消息。因为一般说来，消息收集得越多，各代表就会被警告不能试图获得那些容易引起庇护国反感的情报”。这一基本情况在1920年至1921年的财政预算中得到了证实，估算出卡明准备的年度预算大约为125000英镑或65000英镑。若是以较高的年度预算为准，则有24000英镑都以以下三个名义划拨给了“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2000英镑；“南部”，2000英镑；以及“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北俄罗斯），20000英镑。若是以65000英镑为准，那么俄国的份额下降到9000英镑：其中8000英镑分配给赫尔辛基，剩下的1000英镑则给“南部”，而符拉迪沃斯托克则被整个忽略了。从以上两个计划可以看出，“俄国”均为秘密情报局的第二大投入，位居“荷兰（针对德国）”之后——从较低的预算方案来看，俄国分配到了18000英镑——其中还不可避免地涵盖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经费。[170]
起初对俄国的“干涉”是为了组建一些反抗同盟国的俄国势力。但继苏联政府于1918年春签订和平协议之后，英国及其盟军意识到在不断升级的俄国内战中，他们竟然与反革命的白俄分子站在了一条战线上[171]。这就意味着，秘密情报局在俄国的任何行动，出于纯粹情报收集的目的，不论多么精心设计，无疑都会被认定为某种直接的反苏行动。
1918年秋冬两季，左倾作家兼记者亚瑟·兰塞姆成为了一处情报来源地。作为《每日新闻》驻彼得格勒的战地记者，兰塞姆结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他的情妇叶夫根尼娅·彼得罗芙娜·施丽皮娜（1924年成为了他第二任妻子）也曾是托洛茨基的秘书。正如1919年5月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在考察后向外交部汇报的，施丽皮娜曾“和与‘军情一处（c）’有联系的兰塞姆一起工作过，恰好能帮助兰塞姆向你呈递大量布尔什维克文件和文献”[172]。1918年12月，“军情一处（c）”官员曾向军情五处表扬兰塞姆，称其（那时他被称作“S.76”特工）“工作相当出色”。同月兰塞姆同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兼波罗的海区域统筹工作的情报局督察）约翰·斯盖尔少校一起制定了一个方案，让兰塞姆离开每日新闻，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代表返回俄国，同时以“收集所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关的文件（不管是否出版）”为“秘密使命”。兰塞姆认为“向布尔什维克党人提出这种请求，可能会使其觉得是种极大恭维，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兰塞姆与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一些人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精明的卡明却认为，兰塞姆对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同情实际上很有可能激发他的情报收集潜能。1918年12月19日，在向外交部威廉·蒂勒尔递交计划时，卡明意识到不可能“指望从兰塞姆那里获得完全客观公正的信息”。“但是，”卡明接着说道，“可以对他的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必须说明的是，过去一个月他提供的情报让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此外，兰塞姆“可能正是能正大光明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人选，同时他还能带给我们某些事态发展的第一手情报，至少是当地正推行且似乎是真实的政策”。
蒂勒尔同意了此方案，从而兰塞姆从1919年2月至3月在俄国只呆了6个星期。但在此期间，兰塞姆却没能证明他有能力提供一些——或者是任何——有用的情报。他的主要关注点似乎转移到了自己终于成功地把施丽皮娜从俄国带到了英国。最终，他的政治倾向可能真的导致了其自身情报特工价值被低估。一位在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工作的官员曾这样评价兰塞姆，“S.76特工称得上是位绝对诚实的特工”，他收集的俄国情报可能“完全基于一个惟一的附带条件，即是他的看法往往带有对像李维诺夫和拉狄克（分别为苏联驻伦敦特使和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等人一样的个人同情色彩”。虽然兰塞姆会“呈报他所看到的……但他却没能把这些事态看清”。
尽管兰塞姆在俄国执行任务时公开使用其真名，但其他为卡明效力的特工却并非如此。其中一位便是ST/25特工保罗·杜克斯。据杜克斯自己回忆，1918年夏，当他被招募进来时得到通知，“我们需要某个人呆在那里（俄国），继续向我们汇报事态的发展，”罗伯特·内森爵士对他指示道，“汇报各种政策的调整、对人口的态度、陆军以及海军的事态、引起政权更替的一切可能，以及德国兵扮演的角色。”在斯德哥尔摩接受斯盖尔少校的简要吩咐后，凭借一份把自己伪造成名叫“约瑟夫·伊里奇·阿福伦科”的乌克兰契卡办事员的假文件，杜克斯于1918年12月经芬兰返回彼得格勒。
在近一年时间里，杜克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伪装自己，并展示出自身的极大勇气和干卧底的天赋。有一段时间他化名为“亚历山大·马尔科维奇”，是邮局办事员。在一位医生朋友帮助下，他又冒充一名癫痫病患者。之后他又伪装成在第七陆军汽车队里工作的“亚历山大·邦科同志”。杜克斯主要汇报低层却准确的俄国情报，并努力把这些情报通过信使传送出去。1919年3月，海军情报局把他描述为“惟一定期、可信的波罗的海舰队情报来源，每一个知道他工作环境的人都无不会为他折服”。杜克斯1919年4月末所写报告中，有一份竟是“写在纸巾上”，并且“是通过粘在一位俄国官员的鞋底板上带出国的”。该报告上面记载着关于工厂罢工、俄国舰队骚乱、通货膨胀以及严重食物短缺事件，并预言了“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转变”，声称“除了任何一个比现在更让人无法忍受的行政体系外，要想寻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或安抚政策几乎是无望的”[173]。为了与杜克斯保持联系，卡明亲自打造了两只性能高吃水浅的摩托艇，停驻在（经芬兰政府同意）芬兰湾靠近俄国前线的泰里约基游艇俱乐部，与彼得格勒及喀琅施塔得临近岛屿的海军基地仅约二十五英里，由海军上尉奥古斯特·阿加（ST/34特工）指挥。阿加29岁，1917年至1918年在境外驻俄国北部的英国政府部队“伊菲格涅娅”服役。此人非常勇猛果敢，独立性强，并且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对“各种特别行动”具有浓厚兴趣。海军舰队司令沃尔特·考恩率英国驻波罗的海海军阻止苏联控制该海域，他与阿加有着一模一样的性格，他给摩托艇队配备了鱼雷，这样做很显然不仅仅只是考虑到要运送信使进出俄国。在途经瑞士海关时，阿加谎称他的摩托艇是时下最新的娱乐艇，并且他的船员（穿着便装）事实上是些水手。面对这个荒谬的故事，几名瑞士海关官员提出了质疑并扣留了他们，致使阿加及其摩托艇逗留了些时日才到达芬兰。相比较而言，芬兰人则显得更为随和。6月中旬，阿加在到达泰里约基后的第三天便与他们谈判成功，使得自己每小时40海里的船只穿过了喀琅施塔得的防御雷区，把一名信使运送到了彼得格勒附近，然后安全返回自己的基地。[174]
由于北部夏夜很短，杜克斯亲自下令，直至7月中旬才尝试另一次行动。与此同时，在芬兰湾一处驻俄国边境的守卫部队里，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游行队伍遭到苏联海军的轰炸镇压。阿加当即决定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据阿加自己回忆，当时他通过电报向伦敦的卡明申请攻击苏联舰队，但收到的回复却是“摩托艇只能用于与情报相关的事——停止——除非接到波罗的海S.N.O.（高级海军官员）的命令，否则不得采取任何行动”[175]。阿加受够了这样的回复。没能等到考恩的命令，阿加已正确推断出可能会收到补发的允许令。6月16日，由于其中一辆摩托艇发生故障不得不拖回基地，阿加放弃了第一次尝试。第二晚，尽管鱼雷装置有问题，并且在靠近苏联海军基地时必须得到修理，阿加还是又一次穿过了喀琅施塔得防御区，击沉了奥列格号大型巡洋舰，并在猛烈的炮火中安全地离开了。在此之后，阿加曾两次把杜克斯救出来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因为杜克斯的信使被一名苏联巡逻警认出来了。第二次是因为阿加的划艇在碰头的地点被击沉了。8月17日、18日，阿加率领7艘摩托艇小舰队对喀琅施塔得发动了又一次进攻。在这场战斗中，两艘苏联主力舰被击沉，巩固了同盟海军部队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8月25日，阿加对营救杜克斯做了最后一番尝试。但由于试图躲避喀琅施塔得的探照灯，他的船全速撞上了一块防波堤，阿加不得不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护送严重损坏的船只返回基地。[176]
显然，斯凯尔不赞同阿加的行动。虽然（并且有可能因为）阿加对苏联舰队的攻击很壮观且非常成功，但敌军对英国方面提高了警惕，使得摩托艇溜过港口防御区接送特工和信使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1919年8月，斯凯尔在卡明面前把阿加形容成“非常难处的人”，并要求海军舰队司令考恩把他替换掉。至此“特别”与“秘密”两词所蕴藏的潜在冲突，证明了缠绕着情报员的一个永恒困扰。并且在二战时期，此番争论尤为凸显，特别是在牵扯到秘密情报局与其兄弟部门“特别行动处”时。
杜克斯最终从拉脱维亚成功脱逃，并在回英格兰途中荣获骑士封号——情报局前四十年惟一一位在该领域工作并受此殊荣的成员。尽管“具有足够的实事证实ST/25特工可以被推选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有人发现，他“作为一个平民”，没有资格获得该勋章。几乎与他同时归国的阿加却因其击沉奥列格号舰船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同时因发动第二次攻击获得了“杰出服役”的殊荣。9月17日杜克斯回到伦敦，向秘密情报局生动汇报了在苏俄的一切亲历事件，而这也正是情报局所需要的。与此同时，杜克斯的此番汇报也有助于确保卡明作为本国最重要的情报局局长的美誉。9月18日，杜克斯亲自向陆军情报局局长以及巴西尔·汤姆森爵士汇报情况。卡明还带他去拜访了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并与他“会面达一小时之久”。9月20日，卡明又带杜克斯在寇松勋爵的私人住宅卡尔顿阳台楼1号对其进行了拜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