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吩咐给法里纳的初期指令非常细化，但却没有迹象表明法里纳受到过太多训练，若有的话也不是很系统。但当法里纳来到里加后却收到指示，要求他在安定下来之后，就立即奔赴塔林，“花10-14天的时间与BP/1特工（欧内斯特·博伊斯）呆在一起，向他学习如何开展情报工作，并且要尽可能地掌握他在现场传给你的情报”。法里纳在里加呆了10年。其间他逐步建立起了一支令人震撼的组织，主要以苏联为目标。其助理FR/3特工和FR/4特工在该组织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前一任小组由11位次级情报来源组成。该组看上去似乎由一位俄国特工头目管理，该特工也是一位基地在里加的记者，编号为FR/3/里加。但令人惊奇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下属特工的名字，从而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些特工的真实性。该组还有一位匿名的明星情报来源者。此人常驻莫斯科，于1923年5月前被招募进来。该特工经一名同样为匿名的里加情报拦截员（一位非常可信的中间人，向特工提供可拒绝的联络方式）与情报站取得联系。此特工编号为FR/3/莫斯科（也被称作“FR/3/K”），据说是在共产国际秘书处工作，并且有权接近各种文件。同时他还是位非常多产的情报员，记录在案的上交报告就多达50份。但他也被认定为1924年10月季诺维也夫信件的提供者。既然后来此封信件被证实是伪造的，那么这有可能说明此人同其报告一样都是假造的。另一方面，1924年末，一位有名有姓且意识非常清晰的带薪FR/3/莫斯科特工引荐了一位次级情报来源。该情报来源呈递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由于秘密情报局及其客户部门认为这些资料很有价值，因而总部情报传递处仔细盘查了该份记录，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材料都是真实可靠的。
FR/4组有24位下属特工，都由FR/4/里加特工监管。据说该特工的次级情报来源主要是他在莫斯科的姐夫（尚不知其名）。起初这位姐夫的特工编号为FR/4.V/莫斯科，继而又更名为31004/V。FR/4特工从未向漠不关心的总部解释过自己是怎么认识FR/4/里加特工的，也没有说明采取了什么（要是有的话）措施来证明31004/V特工的存在。31004/V特工曾从俄国15个其他匿名下属特工手中接收过报告。据称这些下属特工都潜伏在各种苏联民间和武装组织当中。1928年3月，德斯蒙德·莫顿对该组发起了全面彻底的清查。尽管有些次级情报来源的情报被鉴定是真实可靠的，但此次调查的结果却认为大多数报告都是伪造的。有一位下属特工据说是个飞行员，“能从伊朗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伊朗报告的……他提供了一份完全假造的报告。后来发现此报告竟然是用土耳其语翻译的一段《古兰经》”。而另一位下属特工提供的俄国“杀伤性射线”情报“也被证明是臆想的杰作”。莫顿最后总结道“该组在某些方面确实不对头”。但是[他继续说道]有迹象表明FR/4里加特工的确很诚实，并且他曾确实有“某些真实的线人”。但莫斯科31004/V特工却不能相提并论。他的情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柏林资源‘俱乐部’提供的[假]报告，特别是奥尔洛夫的报告”。在里加，法国同样收到了许多一模一样的报告，对此他们也非常困惑。在此之后，1928年8月，辛克莱宣布“一切皆不令人满意；除非是极其特殊的原因，31004/V特工机构必须关掉”，随后此处的确被查封了。
在整个区域中，秘密情报局又委派了几位有丰富俄国经验的官员作为代表。1926年11月，欧内斯特·博伊斯被任命为塔林情报站站长。此人曾担任塔林和赫尔辛基护照管理处处长，并于战前在俄国煤矿业工作过。而他先前的工作则由一位剑桥高材生继任。这位高材生的父亲是一位英国造船专家，母亲是俄国人。1916年至1919年，他曾服役于萨洛尼卡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情报处，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法语，并且会一点保加利亚语。1930年3月，经一位牛津大学学者推荐，他成为了护照管理处处长。而这位牛津大学学者曾于1918年至1919年服役于驻俄国南部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并对“编排业余戏剧非常在行”。在此之后，他被形容成“一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的怪人”，并一直呆在塔林，直到1940年9月整个英国外交代表团不得不撤离为止。
哈利·卡尔1899年出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他父亲在此开了家锯木厂。卡尔讲俄语就像一个当地人似的。在英格兰黑利伯里学校，他担任十五人橄榄球队的队长。由于在战时已来不及到部队服兵役，他便于1919年被派遣到俄国北部做翻译官。同年末他复员回到英国，“军情一处（c）”给他提供了个临时职位，在赫尔辛基做俄语翻译官。很快，卡尔成为了该部门的永久成员，起初担任护照管理处处长助理一职，接着便在情报局度过了他余下的职业生涯。1928年夏，欧内斯特·博伊斯离开情报局，卡尔随即成为了主事长官。在此之后，卡尔又任赫尔辛基站站长，一直到1941年7月。在里加，哈罗德·吉布森在1931年3月继任法里纳的职位。1934年莱斯利·尼克尔森上校又继任了吉布森的职位。尼克尔森是一位正规军军官，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英国莱茵兰占领军的情报站工作过。1930年，他被秘密情报局倚重，最初以PCO.17特工的身份被委任到布拉格作首领，继而又任赫尔辛基站站长，并一直在此直到1941年7月。[185]
波罗的海其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都遵循了里加情报站的行动模式。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中期，塔林情报站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与四十多位重要联络员有过接触。但是，要从这些定期且可信的联络员中辨析出其情报的来源却很困难。这些人中有些有着各种各样的情报关系，经常出没于整个区域。例如编号为31017的特工，1918年居住在芬兰，1920年却辗转到了塔林，30年代末却又来到了但泽。战前，他曾是彼得格勒秘密警察局的一员。1918年起，他连续甚至有时同时在流放的白俄情报组织驻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柏林以及巴黎地区工作。同时他也为爱沙尼亚驻塔林地区、德国驻柏林地区以及法国驻巴黎地区效力。
在塔林情报站最重要且最为可信的联络员通常来自地方情报组织。例如，爱沙尼亚无线电情报机构曾向陆军部提供了一份“极具价值”的苏联无线电拦截信息。该情报记载着1931年至1939年间苏联的作战命令。其间的联络也涉及英方提供的情报，而此类情报的传送不得不非常谨慎。1930年末，塔林代表请求总部，让爱沙尼亚反情报组织的一名联络员提供“因间谍、宣传或其他地下分裂活动而被驱逐出境的格别乌、共产国际特工和其他俄共产党员的照片”。若他能获得这些照片，塔林将不甚感激。在把此份请求上交至苏格兰场政治保安处时，瓦伦丁·维维安注意到，“要是爱沙尼亚政权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当地情报”，这位秘密情报局驻塔林站的代表“可能不仅将会非常感激，还会很乐意地给他们一些回报”。不久，这些材料就到手了，但苏格兰场却警告秘密情报局，“要是这些情报的来源一旦被公之于众，则会引发各种最令人不悦的麻烦”。辛克莱（经维维安简而告之）转而又告知塔林，“关于此份情报及其来源，当地政府任何不慎之举都会制造出尴尬至极的场面，从而妨碍任何进一步的合作”。
面对汇报俄国情报这一内在问题，各联络处自身没有任何免疫力。波罗的海BP/42特工同意以每月50英镑的佣金，“每月分3次呈递与政治事务和宣传话题”有关的情报。该特工曾居住在莫斯科，与“苏联各机构都有联系”。在与格别乌（通过赌债来要挟他）的勾当被发现后，该特工被处以叛国罪，逃亡到了奥地利，并在此地继续兜售俄国情报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据说，在奥地利他被柏林纳粹情报局雇用，并同时通过芬兰的共同联络处向秘密情报局呈递情报。1934年[秘密情报局1946年从俘获的德国文件中发现]，他升任到了[二战间纳粹德国]“阿布维尔”工作，一直向其汇报俄国情况，并通过商谈向其递交了一份从芬兰联络处获得的秘密情报局关于俄国的调查问卷。
西欧与中欧
20世纪20年代初期，秘密情报局境外部署已定格为一种模式，并且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30年代中期。在1923年春季财政预算中，27000英镑分配给了波罗的海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各个情报站；22000英镑划拨给了德国组（其中8000英镑被指定给荷兰，3000英镑给比利时）；16000英镑给了瑞士组，其中还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葡萄牙；10000英镑给了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在内的中欧组。在较远的地区，20000英镑分配给了近东；18000英镑分配给了远东；9000英镑给了纽约。
1919年10月，战时在荷兰表现良好的亨利·兰多被派到德国，担任秘密情报局驻当地代表。正如兰多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卡明向其保证，柏林是“他境外任职中最好的地方”。除了效力于情报局，兰多还被委任为护照管理处处长。但到任之后他才发现，由于同盟国的各个联合情报任务有着许多“竞争和交叠”，他在此方面能做的工作少之又少。在这个只有一人且效率高的情报站里，他同样遇到了各种行政问题。也许在和平时期，他不是官方所需求的做情报工作最合适的人选[186]。尽管“他在理论方面才华横溢”，他的一位情报局同事写道，但是他却需要“一位实际操作能力很强的同事协助他处理一切事物”。在柏林，他遇到各种财政困难，致使他不得不在1920年离开情报局。伦敦因而也在为寻找柏林站站长一职的满意人选时遇到了困难。继两位官员的走马上任后，1923年，弗兰克·福利上尉出任该站站长，一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福利出生于1884年，是一位非常好学的青年，曾梦想一生从事学术工作。战前，他还前往法德两国研究过哲学。1914年8月，身在汉堡的福利“伪装成一名德国人”，设法从荷兰逃到了英国，并于1915年在此参军。1918年由于在西线作战时受伤，他被转移到了情报组，并被安排到了英国占领军驻科隆部队里。从此，他以助理的身份开始了在柏林护照管理处的工作。[187]
从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柏林情报站始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要目标。随着1920年初一个苏联代表团在此成立，据1920年报告称，柏林被视为“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心”和共产国际西欧秘书处或西欧局的基地，主要致力于“共产主义思想在整个西欧的传播”。在柏林，据说这些苏联人员采用了“布尔什维克的一贯策略，用体面、真诚的外表来伪装间谍与宣传活动”。一些有关苏联及共产国际官员个人行踪的报告看似可信，从而被呈递给了苏格兰场。苏格兰场也认为，这些报告在帮助研究布尔什维克对英国构成的威胁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很显然，大多数来自白俄（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情报通常都不可信，他们提供的大部分文件都是伪造的。1922年，一位代号为BN/61的女特工提供了传说中的西欧秘密处会议记录。但经过调查后，柏林站不得不以“遗憾”的口吻汇报，尽管“大多数事实”都是真实的，但大多数文件本身都是捏造的。她的主管官员告诉她，他只会支付真实的会议记录部分。“为了赚钱”，这个特工“要么自己捏造了整个会议的草案，要么从自己听到的流言中把这个草案给胡乱拼凑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