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1923年担任斯大林助手的政治局秘书长鲍里斯·格奥尔基维奇·巴加诺夫在革命运动后投靠了西方。邓德代尔参加了第一次高级苏联党派官员投靠西方的述职活动。1928年初，巴扎诺夫·马克西莫夫与一位俄国骑兵部队官员巴加诺夫一起到了印度，声称手中掌握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共产国际财政预算以及苏联境内外格别乌运转情况的情报。他们的到来受到了印度政治情报署的高度警惕，辛克莱表明自己“强烈反对”他们到英国来，并认为这显而易见仅仅只是“他们千方百计想要到欧洲来的一个计策”。但是经过第二局斡旋，这两人被带到了法国。在这里，邓德代尔（掩盖了他与秘密情报局有联系的事实）展开了对此二人的询问。据他报告，马克西莫夫“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他只是一个典型的低级别的后革命时期官员”，但巴加诺夫却是“一位杰出的情报员”，从他身上邓德代尔“获取了140页的情报”。他告诉孟西斯，“我们正在出版一整本关于政治局和格别乌的书”，他希望这能“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参考书”。本书包括“对布尔什维克政府机制的描述”，以及对20多位“布尔什维克政党领袖”人物的生动描写。尽管对其政府机制的描述“非常准确”，但伦敦方面却收到建议不要太相信那些领袖人物的刻画，这些都是“一位带有法西斯倾向且不太成功的共产党人的个人偏见”。同时邓德代尔还认为，巴加诺夫（很快就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社区安定了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和境外秘密反抗苏联所取得的成效”。1928年末，一位在丹麦的特工报告说，格别乌在获悉巴加诺夫“携带着非常重要的文件”后，立即向“巴黎、伦敦、柏林等地的特工发出紧急命令，尽一切办法不让巴加诺夫给我们制造任何麻烦”。瓦伦丁·维维安认为，时至今日苏联政府“已错过了班车”，但不管怎样，维维安知道巴加诺夫身患重病，并且“肺结核似乎帮格别乌特工节约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事实上，巴加诺夫活了下来，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巴黎向一位英国记者重新讲述了他的故事。[191]
战时卡明驻伊比利亚代表——1917年末他在马德里和里斯本都派有手下——再一次欺诈了布林克·霍尔的海军情报局。1919年至1920年，秘密情报局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建立了分支机构。但是在1922年，随着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签证被废除，位于西班牙首都的护照管理处也相应被查封。情报局的来源也都集中到了巴塞罗那。这个办事处原设在日内瓦，直到1923年12月也被查封。因而20世纪20年代余下的时光，情报局的工作框架网主要以商业为掩护，特工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才得以实现的。一位在利物浦轮船公司工作的特工，需要通过查看从英国寄来的《观察者报》的邮政封皮才能获得信息。另一位作为巴伦西亚商人的特工，则被指示使用3份信封来传递情报。第一封“邮寄地址仅为X/O（总部合适的人选）”。这封需要放在另一个标有“C”的信封里，而这封标有“C”的信封转而又需要放在邮寄地址为“G.N.BlandEsq”的信封里，整个包裹都要邮寄到英国驻巴伦西亚领事馆，从而放在外交邮袋中转送至伦敦。反观日益专业化的情报工作渠道，该特工于1924年2月专门被告知，“从公共渠道、报刊获得的，或只具有历史价值的情报”都“不需要”。鉴于西班牙日益见长的不满情绪与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显然不太稳固的军统地位（1923年9月夺取了政权），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方面，其中包括“反军统的内部暴动或事先情报”。伦敦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关系”同样感兴趣，“因为这可能会影响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形势”和“对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问题上采取的政策”，以及西属摩洛哥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至少，在这位特工面前，伦敦方面对共产党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
至1918年停火后，盘踞在伯尔尼的汉斯·费舍尔少校接到命令，要求在各个从奥匈帝国残骸中走出来的国家首都建立情报站：维也纳、布拉格以及布达佩斯。1919年12月至1922年10月，厄纳·福布斯——丹尼斯上尉被任命为维也纳护照管理处处长兼情报站站长。多年之后他回忆道，当时他没有收到任何特别指示，并且“公使馆的外交官们作风仍然非常老派，他们宁愿培养旧时贵族家庭成员，也不愿意与现在掌权的圈内人士建立任何联系”。福布斯——丹尼斯努力想要与维也纳警方的社会民主党派头目约翰尼斯·肖伯博士建立起“稳固的关系”。肖伯曾创办了国际刑事警察联盟，后来更名为国际刑警组织。但因没有任何隐蔽的情报来源，而手头上还有一大堆护照管理处的工作要做，福布斯——丹尼斯没有培养出任何的特工。1920年夏，一位德斯蒙德·莫顿的老友经过维也纳时告诉他，他对“福布斯——丹尼斯在这里的工作感到非常遗憾。丹尼斯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辛的时日，没有任何人帮助，并且似乎总是有成千上百的签证申请人员围追其后”。1922年，福布斯——丹尼斯辞职了。他和他的妻子——小说家菲利斯·博顿在奥地利的基茨比厄尔建立了一所女子进修学校。后来伊恩·弗莱明也成为了该校的一名学生[192]。接替福布斯——丹尼斯的是他的助手。福布斯——丹尼斯曾因该助手“观点太过左倾化”，并且“总是因各种性病”不得不接受治疗，而把该助手辞退了。托马斯·J.肯德里克上尉继福布斯——丹尼斯之后于1925年12月上任。肯德里克来自南非，曾在战时就职于野战情报安全部门，并自战后在科隆为“军情一处（c）”效力。此次上任之后，他一直担任该情报站站长，直到1938年8月被盖世太保拘捕。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肯德里克被伦敦看作他们情报站的最佳站长之一。他把大部分护照管理处的工作丢给助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奥地利共产党小组，以及壮大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各个情报网上面。其中的一个情报网就是由奥地利帝国军队的前任官员掌管。此人在捷克斯洛伐克陆军部里工作，被编为44084号特工。他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人，尽管非常反捷克，但在哈布斯堡帝国瓦解时，自动成为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人。在替他效力的特工中有一位为军队效力的电机工程师。该特工主要提供电话信号、军事密码以及各种无线设备具体细节方面的情报。另一位为他效力的特工在军队的参谋总部工作，主要提供各种移动地图。第三位特工在斯柯达工作，主要提供关于该公司飞行器制造的各种细节流程。44084特工同时还在银行和工业圈内有着一些有用的联络处，并且在宪兵队和行政部门都有着熟人。他开始雇用了一个下属特工，此人声称自己在总统私人办公室里有一位好友。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伦敦方面就已经不再信任该情报来源，并怀疑他的报告都是捏造的。
近东和中东地区
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的组织最早是以英国占领军情报分支机构形式出现的。英国占领军在前土耳其帝国一直待到1923年，直到8月23日签订了洛桑协议之后才撤军。大约有一个世纪，近中东地区对英国来说都极其重要。除了广泛的经济及商贸利益，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也是大英帝国至关重要的交通要道，应受到相应的保护，以免遭受其他强大势力，特别是法国和俄国的侵扰。与此同时，俄国还一直在找寻机会，想要控制从黑海经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海峡要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两个新事物：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新事物使得大英帝国在该区域的利益受到了威胁。面对这两个新事物，英国的决策者及官员们通常[错误地]认为这两个名词是一个意思。其中，最具威胁性的即是凯末尔·阿塔蒂尔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20年凯末尔·阿塔蒂尔就已经开始企图推翻苏丹（在胜利的盟军支持下一直掌权），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并把以英国为后盾的希腊人驱除出小亚细亚。[193]从1919年一直到1922年秋，由于英国军队在该区域真有可能重新采取积极行动，因而情报显得极其重要。在1922年9月至10月发生查那克危机时，劳合·乔治威胁着想要镇压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人士，但是其保守党同盟伙伴们却对此战役没有任何兴趣，并把他逐出了办公室。在随后的大选中，在博纳·劳的带领下，极端反共的右翼托尼党最终脱颖而出。1923年5月，在斯坦利·鲍尔温之后，劳成功继任为英国首相。之前鲍尔温投入了毕生精力对财政严厉把关，意味着政府开销将继续保持在非常严格的控制之下。
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卡明把君士坦丁堡行动组视为“我所有情报机构中若不是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处之一”。在总部的一位同僚也声称，“就近东事务而言，还没有看到比这更好的情报机构组建起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在占领军掩护下高产的无线电情报团队。1922年初裁减开销时，有人提议保留无线电情报团队，关闭人工情报工作。对此，该情报站站长作出了强硬回复，列举了无线电情报的各种局限性。他承认英国解读各种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外交通讯的能力，但他提到无线电情报“虽然在现有的外交关系上能获得最具价值的情报，但却不能指望其触及哪怕是一丁点幕后颠覆阴谋活动，因为这些甚至几乎都不会在译码线缆中提到”。此外，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一些难处。随时有权使用实际的电缆交通，实际上仅仅只适用于占领军停留在此的时日。从其撤离之后，我们的情报监听工作可能仅会“在极度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展开”。万一它被“逮住了”，那么则需有一个“普通的秘密情报局组织”来作为其后备依靠，以防止情报工作的“完全中断”，这个“偶发事故”必须避免。[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