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唐纳在同一天辞职，这件事情交给鲍尔温的新保守党政府处理。11月12日，由新任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主持，包括寇松勋爵在内的另一个委员会成立，并展开了对此事的调查。一周后，“在倾听了所有必要的证人发言之后”，他们“全体一致证实了该信件的真实性”[219]。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构成了“所有必要的证人”（没有任何他们审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但他们似乎没有涵盖任何来自秘密情报局的人。辛克莱显然已经做好拿出证据的充分准备。鉴于可能会被委员会传召，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并在向克罗提供的信函中提出了为何此信件被当成是真实的“五个很好的理由”。辛克莱错误地宣称，该信件“很早以前由一位身处莫斯科的特工直接带回到了我们的情报局，并且其可信度也被证实。该特工是第三国际秘书处的官员，直接在季诺维也夫手底下工作，有权查阅他的各种密函”。尽管辛克莱认为这是真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其声称的情报来源是FR/3的下属特工。对于此特工有太多的流言，但其真实性却不得而知。在辛克莱第二点和第三点原因中，他重复叙述了一些佐证，其中包括极其值得怀疑的论断，认为这封信件曾被英国共产党接收。还有两点原因逆转了该信件为捏造的可能性。一方面，辛克莱多次强调，“如若这封信是伪造的，那么在此时此刻我们早就应该对此有了证据”，这一点更多是出于信念而非证据；另一方面他声称，“被‘白俄’欺骗的可能性已经‘被完全排除了’”。秘密情报局“花了大量功夫专门让我们掌握识别假情报的方法并且了解各种‘白俄’以及其他假情报组织人员，特别是在柏林的那个主要的假情报员（奥尔洛夫），目的就是防止我们上当受骗”。此外，他明确表示，在这件事中，秘密情报局“对从季诺维也夫档案室到我们手上传送文件的每一位经手人身份有所了解”。我们可以允许辛克莱（或者某位起草该信函的下属）也许在脑海里对“了解”和“熟知”一个人身份两词之间有着明确界限，但是从该论断明白无误是传递给克罗和外交大臣（或其他人）的意义上来讲，这个论断根本就是假的，因为FR/3从未指明这位所谓的共产国际情报来源的身份。只有辛克莱提到的第五点理由——“由于这封信的主题”——实际上才能算得上是个好理由，尽管这一点仍然只是个佐证。辛克莱正确地认为这封信“完全与共产党所阐释和所贯彻落实的一切相一致”，尽管他忽略掉了另一个证据，能够证明至少在当时，共产国际非常渴望避免一切可能削弱占少数席位的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实力[220]。例如，在1924年春，里加情报站已经向伦敦呈递了一份从共产国际寄往英国共产党的信件副本。该副本称公开反政府行动“只有在英国政府严重侵犯工人阶级权利时才会得到允许”。
秘密情报局对季诺维也夫信件真实性的坚决态度，及其对其他一切与之相反的证据的抑制，加固了外交部在未来50年（至少）始终如一的姿态，认为该信件是真实的。既然信件的大致内容从未引起怀疑——苏联政府的确热衷于在英国煽动革命运动——并且始终铭记秘密情报局官员和其他公务员广泛（有时候甚至非常尖锐）持有的反布尔什维克观点。情报局的态度似乎可看作是，一点点愿望实现与一种即使很丑陋却可被理解并且不想承认自己做错了的愿望的结合体。有人指控，秘密情报局以及安全情报机构一起，曾故意把该信件透露给新闻界和保守党总部，从而败坏了工党政府的声誉。“正如你所了解的，政府部门没有任何党派倾向”，1924年11月，一位官员在写给前任保守党国防大臣德比勋爵的信中说道，“但我猜想他们可能会因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和坎贝尔先生对大选造成的影响，动用巨资为他们捐献一座雕像”。[221]
因此这也有可能是秘密情报局内部人员干的，因为这里的官员在保守党的政治商业圈中有着大量的熟人和门路。很有可能一些关于信件的谈话，若不是文本本身，被白厅之外的人分享了。1969年4月，德斯蒙德·莫顿甚至宣称，斯图尔特·孟西斯曾通过邮递向《每日邮报》寄了一份该信件的副本。该言论在秘密情报局内部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与怀疑”[222]。但是，在1924年10月21日，也就是该信件发表的前三天，由于三军内部对颠覆行为的特别鼓动，完整的文本散布到了大不列颠国内军事指挥官手中。并且据报道，海军部也曾考虑采取相同行动。由于散布面积如此之广，该文件被公之于众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不论是谁泄露了该信件，秘密情报局的形象会不再那么光辉。从整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对一个目标如此狭隘的迷恋会给实际的关键判断带来多么危险的影响。
1925年秘密情报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信件事件使得秘密情报局与政治保安处在合作上的各种缺陷暴露无遗。1925年2月，斯坦利·鲍尔温重新召集秘密情报委员会的沃伦·费舍尔爵士、艾尔·克罗爵士以及莫里斯·汉基爵士汇报“现有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并就“如何做出变动以提高机构运作效率”征集了这三位的意见。在第一次会晤中，委员会决定，鉴于秘密情报局、军情五处以及苏格兰场政治保安处所做的工作，“他们的明确目标应该是确保行政工作和地理位置更加融洽”。同时他们还愿意考虑“将这三个分支机构统一到一个总机构下的可行性”。他们的第一个实证来自辛克莱。此人直言不讳地把“整个英国秘密情报组织”描述为“从根基上就不合理”。接下来的印度政治情报署“作为一个单独实体则更是一场闹剧”。由于军情五处“官员的工作年限，该处也有几个既得利益”。“随着适当的改组”，他认为军情五处年满30岁人员的数目可以减少到五名左右。从总体上讲，他强烈主张把秘密情报局、英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印度政治情报署以及军情五处合并为“一个部门，就安置在白厅附近的一处”。所有“涉及共产主义和类似运动”的工作都应从苏格兰场转移到这个新组织来。出于掩护和便利的目的，护照以及护照管理处也应搬到该地方来。[223]
1925年3月前三个星期，委员会采访了所有其他相关机构的头目，并且在3月19日把辛克莱和温德姆·蔡尔兹爵士召集到一起，讨论由辛克莱提出的一份关于“此组织（秘密情报局）、苏格兰场以及内务部之间缺少合作的近期案例”清单。该清单显示出，“如今秘密情报工作大体上暴露出来的低效率和时间、人力、财力浪费，都是由于C的组织、护照管理处、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军情五处、印度政治情报署以及苏格兰场没有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而造成的，或者是由于其办公地点离得太远，从而致使各部门官员之间不能时常展开交流而造成的”。辛克莱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即是现有体系下不可避免的重叠工作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在国外已经被发现，并且告知了英格兰的共产党，“命令在民事和军事领域中发动革命行动”。因而，“在现有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责任划分安排下”，这就涉及了秘密情报局、政治保安处以及军情五处。蔡尔兹已经告知委员会，“他从未见卡明被牵扯到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中来”。辛克莱“并没有告诉卡明他提议出于此目的在该国雇用一名特工，因而雇用特工这件事也就没有报告给卡明”。此外，辛克莱的特工还“声称，在共产党中央执委会上能够汇报议程，而正是这个会议讨论了季诺维也夫信件”。但蔡尔兹坚决声称，他“能够通过特工证明这个会议根本就不存在”。[224]从这点看来，蔡尔兹是正确的，而辛克莱则是错误的。
3月24日，委员会经过碰头“清查了”迄今为止上交的证据。委员会秘书长内维尔·布兰德记录道，“统一管理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尽管辛克莱和凯尔都强烈反对搬迁到苏格兰场来，但是“实现该目标的第一步即是把各种分支机构联系到一栋建筑物中”。据接下来的一份笔记中写道，莫里斯·汉基爵士反对第一点结论。因为与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比较起来，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出于对这些政府部门利益的考虑，他们都是单独建立起来的”——外交部、内务部，等等。他“目前倾向”，“甚至可能作为远期的理想，是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打破内阁与部门职责现有平衡的前提下，确保这几个部门最紧密的合作”。1925年夏，委员会的工作步伐慢慢地减缓了。迄今为止参加了所有会议的内政部常务次官约翰·安德森爵士，如同在艾尔·克罗爵士4月底去世后继任外交部常务次官的威廉·蒂勒尔爵士一样，正式加入到了该委员会。在从情报机构的执行官处采集到的证据显示，他们“对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大致上都很满意”。然而执掌陆军作战与情报局（1922年陆军作战处与陆军情报局合并）的约翰·伯内特——斯图尔特爵士将军却声称，尽管“秘密情报局在‘卡明’手下进步了不少”，但他却“对该部门过去非常满意”。“对于将过多权力交给像‘卡明’这样精力充沛且非常能干的人的问题上”，他会“犹豫不定”。“对于三个单独的组织自觉提供他们之间的成绩，这种制约也是很有好处的。”[225]
经委托政治保安处撰写了一份报告后（得出其需要内部重组的结论），1925年11月秘密情报局委员会递送了他们的报告。他们“毫不犹豫声称，要是当今没有任何一个像英国秘密情报局一样的组织”，并且被告知需要从头组建一个，那么他们“绝不会按照现有的模式来建立”，而是去尝试着“仅仅只建立一个单独的部门”。但是“不同部门的各种混杂的利益、联络、传统和责任”，以及“绝大多数人对急剧变动所表现出来的极其不情愿”，给委员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其觉得把这些机构联合的尝试，就算不会失败的话，也不会带来任何改进”。汉基提出保留现有部门责任的主张得到了认同（例如：“要是把印度政治情报署署长安排在合并后的情报机构之下，那么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职权该是谁的呢？”）。此外（引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类比），“鉴于我们现有情报机构涉及的方方面面，合并后组织的头目不仅仅只是个集众多职责于一身的人——他还必须是王室高级执行官”。对曾倡导建立单一机构的辛克莱和外交部而言，尽管这是一个失败之处，但委员会却表扬辛克莱是“一个热情、聪明且有着超凡才能的官员”。有人建议“某人，最好是对此事非常在行的‘C’，应该担起责任，在白厅附近寻找一处合适的建筑或建筑群，以供安置这些边缘的分支机构”。人们相信，这样做能够加深秘密情报局与其伙伴机构和客户部门之间的联系，并且大家都认为这是可取的。与此同时，委员会还认为，“两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部门关系，即秘密情报局和苏格兰场，能够有所改善。而作为苏格兰场和秘密情报局联系部门的‘特情一处’（隶属苏格兰场——译者）应该要么[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推选一位代表继续作为‘C’的手下工作，要么‘整个主体部门都应移交到’秘密情报局”。[226]
辛克莱立马开始行动，并在白厅附近为新合并的总部找到了一处地址。1926年春，他把秘密情报局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都搬进了百老汇大厦。该楼共九层，才建成两三年，正对着圣詹姆斯公园的地下车站，坐落在伦敦传教士社团与古老星皇冠酒吧之间，地理位置十分方便。1926年9月下旬，护照管理处搬迁到安妮皇后大门21号，紧挨着百老汇大厦。而连接这两栋大厦的中间通道也正在施工当中。由于“护照管理处与秘密情报局办公室之间的联系为高度机密”，辛克莱命令，秘密情报局员工“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安妮皇后大门的入口”。最初秘密情报局和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仅仅只能使用第三、四和五楼，但经过不断扩展，在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接管了整个大厦。
同时，辛克莱在安妮皇后大门还有一套公寓，直通秘密情报局大厦，因而他可以毫不引人注目地自由穿梭于他的住处和百老汇大厦四楼的办公室之间。而他的访问者需要先敲击房门，之后他们才可能得到某位秘书的允许进入局长外屋的办公室。挂在里屋办公室门上的绿灯暗示着辛克莱是否有空。对于一般访问者而言，此番经历有着一种不可言表的神秘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任保守党主席的J.C.C.戴维森很久以后回顾（并且有可能夸张了）当时的一段场面。辛克莱有一位令人生畏的秘书叫佩提格鲁小姐，她曾邀请戴维森与局长会面。“当时我询问应如何进来，她告诉我需要经过环卫工程师的办公室。于是我进入了那个入口，并且穿过了堆满了大便器和盆子等的房间和一间双扇门。”在与佩提格鲁小姐碰面后，戴维森被引领“进了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屋子中央的圆桌上摆放着一个把手是珍珠母材质的手枪。一个雪茄盒，一块土耳其地毯堆叠得很深，几乎能让你迷失在其中，一个华丽的办公桌，坐在办公桌后的正是‘C’”。[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