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霍芬和简的揭发案例更加激发了辛克莱想使英国情报工作合理化的愿望，其中包括（正如1929年5月他向外交部常任次官罗纳德·琳赛爵士挖苦的一样）“在允许对所处理事物实现适度复杂性、精细性以及保密性的基础上对政治保安处采取的彻底改组”。1929年初期，秘密情报局与政治保安处之间的工作交接，以及接下来新助理警察专员特雷弗·比格姆的任命，暗示着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在苏格兰场，特情一处履行“国内情报工作民事方面”的职责（而军情五处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辛克莱告诉比格姆，1928年间秘密情报局向政治保安处提供908份报告，其中412份是关于不同人的，299份是关于各种组织的，78份是关于“军火运输的”，还有8份是关于“英国货币造假”的。1929年1月，在向辛克莱回顾政治保安处的工作时，维维安注意到如今存在着对一种“特殊犯罪形式”的斗争，这种犯罪形式“可被描述为一个通过暴力手段来颠覆现有社会次序和宪法的巨大阴谋”。他还告诉辛克莱，特情一处不仅拥有“与该犯罪全方位相关且几乎无法比拟的知识，同时还有秘密情报局热情友好的合作”。但是负责政治保安处的代理助理处长J.F.C.卡特上校的态度却给实际操作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在维维安看来，卡特“几乎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并且“他总是活在那种急需地方情报和具体决策行动的狭义思想中”。事实上，由于卡特在战时和1921年间分别与霍尔（在罗马）和罗伯特·内森爵士共事过，所以与维维安相比，其反情报经验要丰厚得多。1929年4月，为了在一个主题（共产主义）之下的不同方面构建一个情报“共同圈”，同时确保“秘密文件”交换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其工作效率，秘密情报局一位官员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和政治保安处登记科的联合长官。至此，双方的合作总算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随着秘密情报局临时工部门在麦克斯韦·奈特的带领下日渐扩大，卡特对该部门日益壮大的内部体系变得疑心重重。1929年，莫顿招募了奈特管理该部门。此人是一个积极的反共人士，同时还是位稍微有点古怪的爵士乐音乐家和狂热的自然主义者，曾在乔治·马吉尔爵士手下工作。据莫顿所言，奈特在伦敦经营了“一家小型的业余侦探或秘密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来自社会各界的100名人士组成，其中大多数人都讲外语”。莫顿还声称，“当收到他以前领导的请求时”，奈特“及其两个同伴，曾连续3个晚上入室抢劫”苏格兰的共产党和工党机构的各个办公室。最初奈特受到了为期3个月的训练。莫顿派他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有关共产党组织的情报。之后奈特汇报：“在过去每一个月里，MK[麦克斯韦·奈特——译者]手下特工越来越深入到该事件的核心部分之中。”在此之后，辛克莱同意延长其任期。但是卡特很快就对这一扩大行动有所耳闻。对于秘密情报局对职权范围的干涉，卡特向秘密情报局表示出了可令人理解的愤愤不平。奈特呈递了一份关于1930年7月23日与代理助理署长进行午餐会议的报告。要是这份经莫顿传送的报告的确还靠得住的话，卡特对此事态的发展则是愤怒到了极点。他控告莫顿（按他的话说莫顿是个“蠕虫”）“超越了其职权范围”。警方表示，在他要求之前，警方就会让莫顿“在苏格兰场地摊上向他跪拜”。在政治立场上似乎比奈特和莫顿更加左翼的卡特认为，莫顿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守党”。据他观察，拉姆齐·麦克唐纳所在的第二任工党政府（在1929年5月大选中，虽然没有占到绝大多数席位，但工党因在此次大选中占的席位最多而掌权）“很反对此类工作”，所以他的任务是“执行工党政府的政策”。
尽管在10月份维维安和卡特召开会议（根据维维安的记录），同意秘密情报局应继续“与苏格兰场磋商”，通过国内情报资源收集情报，但这两人之间的争议一直不断，直到约翰·安德森爵士（警方属于其所在部门的行政管辖范围内）介入到此事件中来。1931年1月安德森把辛克莱召唤到内务部来，就临时工组织展开了一次很不愉快的会议。在回顾辛克莱1925年向秘密情报局委员会提交的证据时，安德森注意到，自该组织成立之初，“就为一个旨在核查卡明个别境外情报数据的小组织”。现在该组织似乎“不断扩展，并给内务部制造了棘手的问题”。安德森抱怨道，“大费周折地招收公务员”，这个招募过程“几乎是他不可能从容应付的”。“该组织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很显然是麦克斯韦·奈特）现在，或者过去，与英国法西斯党有联系，并且被怀疑为某些政党效力，比如保守党。”安德森还进一步“指出了像秘密情报局一样的政府机构以任何方式与这些工作相联系的危险性”。而为了自卫（很有可能经莫顿提示），辛克莱却说，“组织现在包括提及的主要人物在内仅有五名成员。并且这个主要人物在近三年都没有再与法西斯党有过任何联系，对此有文件为鉴，同时他也没有勾结任何一个政治秘密组织”。在利用公务员一事上，辛克莱承认，有两名官员“曾被临时聘请以协助从事某些调查，但早已与其解除了雇用关系”。他强调，苏格兰场和军情五处“对该组织的目的和存在都心知肚明，苏格兰场还曾经在协议里达成共识，并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切都运作得很顺利”。安德森似乎没有听信他的言论，并带有一丝不详的预感断定，尽管“他不希望自己看上去碍手碍脚”，但他还是建议与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自1930年1月起就担任外交部常务次官）、凯尔、特雷弗·比格姆以及辛克莱一起再次召开进一步会谈，“从而澄清此事件引起的任何误解”。
回到秘密情报局之后，辛克莱发布了与孟西斯、莫顿和维维安会谈的主要内容。维维安记录道：“我们反对对事实真相赤裸裸的扭曲。”同时莫顿提供了一系列对安德森指控的评论，尽管与其宣称的两个公务员曾被临时聘用的言论相悖，但大体上莫顿还是支持辛克莱的观点。“我们曾经，”他写道，“没有试图想要聘用任何一位公务员。”中间人（奈特）的一位“私人朋友”曾经“自愿想利用其业余时间收集与其所在部门毫无瓜葛的情报”。但这一行为“被禁止了”，并经命令，“任何公务员不得受聘”。经他证实，该组织的成员仅包括1名“中间人”和4名特工，并且“为获取情报所做的努力”仅仅“只能归功于这5个人，其中不能算上中间人偶尔从社交谈话中听取到的只言片语，这些都是其余4名特工早已获得的情报”。与此同时，莫顿还证实了辛克莱关于所谓的奈特是英国法西斯党成员之一而作出的回应，尽管该回应的细节方面还有待争议，并且莫顿自身在这方面也有可能被误导了。奈特无疑曾是英国法西斯党的成员之一，并且在其中担任副参谋长兼情报局局长一职。无论他那时抱以什么样的政治观念，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奈特声称自己仅仅“只是出于获取情报的目的”，曾在马吉尔的邀请下于1924年参加了英国法西斯党，直到1930年工作成效不大，才脱离了该组织。[239]
1931年春，比格姆单方面决定罢黜曾在过去两年出任秘密情报局和政治保安处登记科的联合长官。至此秘密情报局与政治保安处的关系陷入了另一个僵局。辛克莱认为此番行为“是在捣鼓着摧毁经内阁秘密情报委员会的建议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宝贵体系”。在比格姆拒绝重新考虑所作决定之后，辛克莱向范西塔特抱怨道，他不愿意“为与苏格兰场的继续合作再付出任何努力。但此番合作失败所引起的任何麻烦，我必定不会承担任何责任”。鉴于严重破裂的此段关系，秘密情报委员会（现由安德森、费舍尔、汉基和范西塔特组成）再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在卡明的组织和苏格兰场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隔阂”。比格姆和卡特告诉委员会，“特情一处（米勒和利德尔上尉）显得很多余。时至今日，他们的必要工作由卡特上校自己一人都可以完成”。同时他们还把该处看成是“一个卡明组织的哨站，并应对苏格兰场卷入的各种困境负责”。[240]
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后，范西塔特大胆为委员会成员、苏格兰场以及秘密情报局相关人员组织了一次聚会。事后据辛克莱回顾，此次聚会成功“舒展了双方对峙的氛围”。但是比格姆和凯特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米勒和利德尔必须得离开。对于辛克莱而言，鉴于这两人“在外国颠覆行动与国内事务方面是专家，并且其地位比政治保安处的警方部门要广泛且重要得多”，他无法亲自聘请他们。由于秘密情报局与政治保安处警方的联络已经经维维安处理得很令人满意了，所以他们在这也没什么用处。自此，辛克莱建议可以把他们直接安排在内政部门之下。
最终，经约翰·安德森爵士重新提到他在1927年提出的让凯尔上校和军情五处接管“特情一处及其所有职权”的建议，问题才得以解决。既然军情五处“已准备好不仅要为作战部队还要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反间谍工作负责”，那么这也是“对其职责范围的一个合理延伸”，从而“只有两个部门会涉及秘密情报工作，C的组织负责境外工作，军情五处负责帝国范围内的情报工作”。尽管这样分工忽略了印度政治情报署，但是该部门还是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其特殊职责。秘密情报局执行国内任务的权利被剥夺了，同时临时工部门也被转为归军情五处所管。而军情五处也不再是陆军部的一个分支机构，而重新被命名为安全局。盖伊·利德尔和麦克斯韦·奈特继续呆在军情五处中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位上，维维安领导的第五处则在这两机构间提供联络。1931年10月1日，这个新安排正式开始生效[241]。因此，在其建立22年之后，特别情报局的“外情处”和“内情处”如今被分别称为“秘密情报局”和“安全局”，呈现出现代的新面貌，并厘清了不同的职权范围，这在以后80年的时间内都未有变动。
泄露机密
乘机利用秘密情报工作赚钱的一种方式便是把情报写下来或拿出去做讲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成功事迹的一个可预见的结果便是，一些包括官员和特工在内的相关人员想要把他们的故事告诉给广大市民。1919年3月，作为纽约情报站站长的诺曼·思韦茨告诉威廉·怀斯曼爵士（当时在欧洲），“有迹象表明我们正面临着大量‘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特工的涌入，这些特工想要把他们的工作经历拿出来做讲座”。曾为海军情报局效力的尼古拉斯·埃弗里特就已经到了，但思韦茨向怀斯曼爵士保证，纽约办事处已经通过在《世界》报刊上捏造故事奚落了他，从而“贬低了他的才能”。在思韦茨眼里，虽然埃弗里特“一点危险都没有并且还是一位爱国人士，只是手头缺钱而已，但他那些自吹自擂的言论”的确体现其“品味极其低俗”。对此，埃弗里特却借口说，布林克·霍尔“曾在1918年选举运动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凭借着那些只有奇人才能完成的荒诞故事”，在大选中成功成为了一名保守党下院议员[242]。然而，卡明自身对保守情报秘密性的嗜好意味着他从未鼓励其下属的这些行为。多年以后，佩·赛克斯在寄给卡明的信中写道“很瞧不起霍尔的行为”。据他回忆道，有一天车堵在了国家美术馆外，卡明转过来看着我说：‘赛克斯，我准备出版我的回忆录。’‘真的么，先生？’我问道。‘是的，’他说，这本书将会是四开大，四边为红色，顶边为金色，副标题为“秘密情报局局长的轻率之举”。“这本书将有四百多页，全是空白。”[243]
1928年，萨默塞特·毛姆的《英国特工阿申登》一书出版，“书中的内容”，他写道“都是基于战时我在情报部门的工作经历。但为了小说的艺术性，其间有些内容经过重新编排”[244]。这是另一种泄露政府工作机密的形式，并且通过小说的手段，作者试图想要逃脱掉过多揭示英国情报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工作运转的指控。这本书很显然是本自传。书中最重要的主角阿申登如同毛姆一样，是一位生活在瑞士的小说家兼艺术家。此外，随后的评论家们还试图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书中相应的人物。例如，阿申登的R上司（单个字母本身就与秘密情报机构的称呼相对应）就被指认为是约翰·沃林格。此人曾在1915年让毛姆在陆军部情报网为其效力。据毛姆观察，特工的工作“大体而言极其枯燥乏味”，大多数工作都“极其无用”。既然作为小说素材的这些特工工作都“非常琐碎且毫无意义”，作者自己不得不“使这些素材具有连贯性、戏剧性和可行性”[245]。一位名叫奥尔洛·威廉斯的冷漠无情的评论家（有着些许情报经验的下议院职员）苍白地描述道，毛姆无疑已经抓住了特工工作的单调性。他注意到阿申登“并非是一个间谍，而是一位特工。战时，读过特工报告的人都不会对同这些报告一样乏味的特工工作感到惊讶”。毛姆对这些经历“进行了处理”，“尽可能地使其显得让人惊心动魄”，但结果却“仅仅只是让读者粗略地娱乐了一把”。[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