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英国内阁放弃了制订于1919年的“十年原则”，但是，由于当时的经济环境令人绝望，人们并没有把这当作国防开支可能会立即增加的一个信号。然而，30年代中期，政府的钱袋子开始慢慢松开，英国因为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挑战而开始重新武装起来。1931年，奉行侵略与扩张主义的日本占领了满洲，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构成了挑战。在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也开始追求日益独断的外交政策，谋求建立跨地中海和非洲的新罗马帝国。拥有一支在建的现代化海军，意大利的狼子野心威胁到英国横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的重要贸易通道。1933年伴随着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德国的野心也随之高涨，他的纳粹军国主义政府着手纠正因为《凡尔赛和平条约》规定的惩罚性条款带来的不白之冤（按他们的看法）。德国的军国主义使得邻国惊慌不安，尤其是1919年之后新独立的国家，如中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危机四伏的30年代
从一开始，德国纳粹新政府就开始迫害犹太人，实施越来越严格和苛刻的政策，这在“最终解决方案”里达到顶峰。事实上，反犹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欧洲盛行，并驱使越来越多的难民逃往巴勒斯坦；英国作为《凡尔赛条约》授权的国联成员国对巴勒斯坦进行统治，在那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正努力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社会局势已经十分困难与不稳定，可越来越多的犹太定居者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促发了1936年4月至10月以及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阿拉伯人反犹太人和英国人的两次战争。凭借在中东担当“帝国警务”主要作用的英国皇家空军的支持，秘密情报局于1933年建立了耶路撒冷情报站。情报站代表的掩护身份是空军总部军事联络官，该站的大部分开支也是由空军支付的。第一任站长约翰·雪莱少校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曾是驻上海的军事情报官员，但在任期间并无多大建树，于1936年初被前驻印度的陆军少校约翰·梯格取代，后者于1939年又招募到两名助手。秘密情报局在30年代中期将重点重新集中到德国身上，这个细微变化可从与一名军官有关的记录中窥见一斑。这位军官是雪莱在1934年物色的。雷克斯·霍华德曾召见他，夸奖他“挺优越，尤其适合”，派其前往中东。虽然经秘密情报局批准录用，但得等待出现职位空缺。这位候选人于是写信给霍华德表示，他能够“通过学习另一种语言”来提升他的作用。什么语言最合适他呢？在征询了雪莱对此事的看法后，霍华德批复说：“建议学德语。”
由于自相残杀的冲突加剧，阿拉伯世界的叛乱一触即发，巴勒斯坦逐渐成为陆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日益沉重的负担。在30年代后期，巴勒斯坦麻烦不断，牵制了两万英军身陷“遥遥无期的维和行动”[287]。虽然耶路撒冷站原本打算把工作范围覆盖整个中东地区，但在梯格任期内，情报站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帮巴勒斯坦和周边国家镇压武装叛乱上。梯格本人回顾说，来自伊拉克的政治情报“通常只能列为二级”，尽管情报涉及“伊拉克政府秘密支持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叛匪首领穆夫提——这是很有价值的情报”。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他认为，“不算太坏”，而“波斯[伊朗]仍然那样赤裸裸地无耻”。情报站的另一项任务是监视非法犹太移民，因为托管当局对犹太人定居该国设有限制。利用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的资源，梯格报告称，秘密情报局跟踪了驶离黑海国家的船舶以及这些船只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动向。“这一事实，”他补充说（体现一个精明的参与者对于情报收集和重大利益的看法），“尽管英国无法阻止这些不明国籍的船舶驶入巴勒斯坦海岸，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情报本身就不够出色。”
1935年至1936年的埃塞俄比亚危机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外交政策的缩影。在原有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兰的基础上，意大利积极寻求扩大其非洲领地，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七个月内就征服了这个国家。正如日本在中国满洲一样，列强根本无视国际社会的抗议。30年代末期希特勒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在这场危机中，秘密情报局常年存在的财务问题在马耳他的工作中再次得到证明。1935年秋，由于局势紧张，比菲·邓德代尔受命负责一个新组织，从岛上开展情报工作并与当地的军事当局协调行动。早期的一个冒险就是制作一个虚假情报计划，由秘密情报局着手在意大利特工与“靠不住的”马耳他人中散布谣言，说正在该岛西南卡拉夫兰纳皇家空军军营里安装一个“令人震惊的”可击落飞机的特殊干扰装置。但在行动获得批准前，马耳他项目难以启动。“除非经费进一步到位，”辛克莱于10月25日指示说，“不得实施任何与地中海局势有关的任务。”
另一场让秘密情报局忙活的危机是西班牙内战，内战于1936年7月在左翼共和党政府和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武装力量之间爆发。虽然英国和法国从中斡旋，争取国际社会对1936年8月签署的《不干涉协定》给予广泛支持，但效果并不好。德国和意大利（尤其是后者）向民族主义者们提供士兵与物资；苏联则站在共和党一边进行干预，该阵线也因为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团体而得到加强。秘密情报局对西班牙的共产党活动的监视依旧漫不经心，这也意味着情报局首先是为监视苏联活动情况而设立，然而，这方面还做得相当不精确。1936年4月，一位以摩洛哥为基地的特工（通过直布罗陀站传递情报）报告指出，3月份一艘无名苏联船在阿尔赫西拉斯卸下“两大箱步枪与小型武器”。该报告还说，大约在同一时间，苏联人向西班牙共产党组织提供了“数百万英镑”。可位于百老汇的政治处认为，整个事情的“价值不大，因为该特工明显没有核实其他方面的情报”。然而，秘密情报局在4月通知了法国二局的同行，表示“毫不怀疑，共产国际通过其巴黎中心正在资助和控制西班牙共产党的公开与地下活动”。他们征求了法国对此事的看法，因为“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无论是出于对军事、政治或经济的考虑，都不会是一件让任何人都泰然处之的事”。[288]
1936年7月，一位坚决反共的英国人休·波拉德少校协助民族主义者用飞机将佛朗哥由加那利群岛送到摩洛哥，自此民族主义阵线发起对共和派武装的攻击，这使得在获取有关民族主义阵线情报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秘密情报局看到了希望，认为他或许能够提供帮助。作为《乡村生活》杂志的体育编辑，波拉德是一个狂热的、阅历丰富的法西斯同情者和天主教徒，1919年至1921年英国——爱尔兰战争期间在都柏林堡担任过“警察顾问”[289]。1936年11月，空军处处长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接见波拉德，问他是否愿意去西班牙，并亲自拟订了要询问佛朗哥有关军事计划的一长串问题：他正在接受哪些外部援助？打算如何使用他的空军？但波拉德要求的报酬太多——包括外交护照，“薪酬及津贴一分都不能少”，甚至还包括足够的马匹费用——他计划在西班牙逗留期间去狩猎。导致该计划没有执行（虽然波拉德战后在特别行动处工作）。
到第二年春天，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已在西班牙北部取得了进展。3月9日，陆军情报局在通过答复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爵士转达的意见——没有足够的“来自西班牙的最新情报”时注意到，由于战争“突然爆发”，秘密情报局在该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放缓了组织发展工作”。辛克莱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指出，这不是一个“凭一时冲动就能解决的”事。政治处的戴维·霍文评论说“双方的间谍凶残而歇斯底里”，并把间谍的典范界定为“能够与头面人物交谈且游刃有余的特工”。他提出了若干可能性，其中包括通过邓德代尔与法国人取得联络，在约恩·奥达菲将军（他指挥着岌岌可危的爱尔兰法西斯蓝衣社）的总部安插人手，以及派特工打入任何一方的野战医院或救援机构等。截至3月底，取得了一些进展。邓德代尔找到一名男子负责报告外国志愿者进入西班牙的流动情况——斯托克斯·伦纳德·汉密尔顿，一个最初在巴尔干半岛国家受聘于秘密情报局的水兵，开始在南方发展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眼线。认识到对当权政府这一边的工作已做得比较到位，辛克莱命令，要特别努力弄清“佛朗哥将军的立场、政策和前景”。但显然，汉密尔顿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进展，因为半年后富特曼在会议记录中写道，“佛朗哥将军的立场和政策，他与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的意图、军事支持和海军合作等共同构成了当今欧洲最紧迫的问题”，而且秘密情报局“应该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的组织，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
尽管在西班牙的情报搜集工作本身没有取得成功，但辛克莱明显得到了有关墨索里尼对当前冲突具体意图的可靠情报，通过他在1937年10月19日写给沃伦·费舍尔爵士的一张字条，可见他在该主题上可谓是消息灵通。“在我看来，目前局势的要点在于，”辛克莱写道，“墨索里尼肆无忌惮地推进到西班牙，而我们目前还不能投入战争，因此，让他在西班牙‘自我消耗’比让他在西班牙之外‘四处杀戮’要好得多。”辛克莱认为，如果“我们谨慎一些”，墨索里尼或许就会“不战自败”。“从长远看，时间似乎对我们更有利，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他认为，德国可能会怂恿意大利人向英国和法国挑战，但为了达到其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目标，德国“自身可能保持中立，从中渔利”。如果能有一些有用的政治情报，就用不着只是在技术层面上讨论它了。也是在1937年10月，伦敦告知秘密情报局在巴黎的两个情报站没有提供充足的西班牙陆军部队使用的德国和苏联新型武器技术数据情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邓德代尔招募了一个特工，此人与亲佛朗哥派的俄罗斯国际旅战犯的审讯官有联系，提供了苏联新式高速机关枪的照片以及苏联高速战斗机与空军轰炸机编队抵达的情报。
这对空军部来讲显然是不够的。1938年11月1日，他们痛苦地抱怨，“西班牙内战爆发已经两年多了，意大利空军最先进的设备（包括来自德国、苏联和法国的）已经投入使用”，而“如果从技术和战术观点来看，通过秘密情报收到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价值”。秘密情报局“实际上并没有提供有关枪支、炸弹、防空武器的情报，也没有任何数据统计使我们能够确定使用不同类型武器的比较优势”。空军情报部门原本指望通过秘密情报局的努力，拥有“足以开设博物馆那样多的枪支、炸弹、引信、炮弹和其他技术设备，并交给我们的武器装备研究人员”。必须承认，“组织秘密情报工作无疑是困难的，但获得这些情报可能并不比在西班牙内战中战斗容易，因为双方都没有数量巨大的在逃叛徒，而且其中很大部分人是急需现金的”。
辛克莱对这一辛辣的批评感到震惊。“为什么这以前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呢？”他问道。空军二处（a）合情合理地做了辩解：1937年7月与1938年7月，空军二处对有关技术设备的情报明确提出过具体要求，但没有得到明显的回应，他们又向有关情报站“立即发电报”重申这些要求。他们甚至给代表们开出条件，“获得技术装备实物，奖励500英镑”。这位官员承认，1937年至1938年间，他们很少提供有关“枪支、炸弹或高射炮统计”的情报。而且“自西班牙内战开始，仅仅收到过一个弹片，从来没见过任何技术装备的实物”。他牵强地暗示，部分原因在于“难以接触到替西班牙民族主义分子效力的德国空军人员”，因为他们“在德国控制的机场内，与外界隔绝，难以接近”。
1937年4月，辛克莱就告诉直布罗陀站的汉密尔顿，收集意大利军队的情报是“头等要务”。6月2日，他向汉基说，“在我看来，就意大利而言，这个国家应该占据世界头号公敌的位置”。另外，由于担心英——意关系出现危机（虽然最终并没有发生），伦敦向索非亚、布鲁塞尔、开罗、罗马、雅典、维也纳和巴黎情报站负责人发出了有关意大利海军和军事情况的问卷。截至1938年8月，一个在奥地利境外针对的里雅斯特和热那亚意大利海军的情报网成功运作了近三年，但在1938年3月德国和奥地利合并之后，盖世太保逮捕了许多人，该组织遂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