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联系仅仅用了两周就建立起来。10月17日泰克曼“打电话小心谨慎地”报告说，维德斯海姆参加了军队司令官的会议，与会者还有纳粹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会议上，将军们“拒绝对英法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坚持尽一切努力追求和平”。泰克曼还说，现在的情况是“一触即发，只需要很小的推动力就可以除掉纳粹”。这样一个明确来自德国最高军事决策层的情报，带来了推翻纳粹政权的契机。秘密情报局下的赌注很高，面对那可能成功的金灿灿的奖杯，荷兰和伦敦方面的判断力都变得迟钝而危险。几年后，一个秘密情报局当时在海牙的人说，他记得“史蒂文斯过于自信，而且看上去像是完全在贝斯特的掌握之中”。英国使团的一位外交官回忆说，史蒂文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以为完全凭借他一人之力便可赢得这场战争，这妨碍了他的行动判断力”。
然而，如果说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眼花缭乱看不清的话，那么，在伦敦的局长及其主子显然也好不到哪儿去。当时辛克莱处于弥留之际没法参与事件过程（他于11月4日逝世），他的参谋长雷克斯·霍华德和副手孟西斯，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全程知晓这件事。张伯伦还亲自批准秘密情报局继续与德国人对话。尽管有些官员和政客对成功不抱多大期望，但是11月1日，战时内阁授权继续进行谈判[378]。哈利法克斯也慎重地向伦敦的法国大使通报了传闻中的这次秘密接触事宜，“是从德国军事基地传出的……急于除掉纳粹政权”。虽然荷兰仍然保持中立，害怕触犯德国，但是荷兰陆军情报局负责人，J.W.范·奥斯舒特将军支持英国秘密情报局，派情报官员德克·科洛普上尉陪同秘密情报局人员与德方代表会面。
1939年12月30日阿姆斯特丹《电讯报》勾画的芬洛事件现场图。
人们无疑对促成整个事件充满希望。但是往往看上去过于美好的事情，都难以让人相信它的真实性。事实的确如此。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次由纳粹帝国保安部精心设计和控制的双重间谍行动。尽管维德斯海姆将军确实存在，但在史蒂文斯和佩恩·贝斯特与所谓的密使进行的五次会面中，他一次也没出现过。德国人11月初有意加大了压力。史蒂文斯与“霍普特曼·施梅尔”（实际是负责这次行动的保安局军官沃尔特·施伦堡）会面后，于11月7日告诉伦敦方面，无论英国政府的态度如何，“一定会发生政变”。那晚，他打电话到伦敦说，“明天，这个大人物会亲自来见我们”。但是，第二天午夜又打来电话说，由于维德斯海姆必须参加一个德国军事会议不能前来，但给他们安排了另一场“满意的会面”，——“大人物虽然没来，但是送来了最诚恳的消息，可能明天来”。会议之后史蒂文斯就提议飞往伦敦亲自报告，希望向外交部的一位资深官员通报情况以便下一步的谈判。
因此，1939年11月9日，一个灰暗阴沉的日子，史蒂文斯、贝斯特和化装成英国卡帕上校的科洛普，还有贝斯特的司机杨·雷蒙斯一道，前往位于荷兰和德国交界处的芬洛。会面地点在荷兰边防哨所那边的巴库斯咖啡店，离德国边防哨所150码远。在战后一份为无线电广播准备的剧本中，史蒂文斯描述了那天的平静景象：“除了一位在荷兰海关附近溜达的德国海关官员和一个在路中间和狗狗玩球的小女孩之外，再看不到什么人。”“沙梅尔”在咖啡馆走廊上向大家挥手致意。他是德国搜捕别动队负责人，在战争末期被军情五处逮捕审问过。他讲了事件中他了解的部分：“一看到两个英国特工的车开过来，施伦堡就按计划脱下帽子发出信号。”别动队手持机关枪冲上去逮捕了史蒂文斯、贝特斯和雷蒙斯。科洛普开了火，但他自己也受了致命伤。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完全让德国人给骗了，他们在那天所表现出的谍报工作人员素养让人感觉十分可悲。史蒂文斯带着译码材料，贝斯特也随身带了一张特工姓名地址的清单。他们乘坐贝斯特那辆独特的美国林肯车去芬洛。也许因为前两次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没有人在11月9日之前对这一区域提前侦察，也没有制订任何应急计划。为保证安全起见，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还故意坚持在海牙站与沙梅尔和其他人交易。那么，史蒂文斯的同僚就不能对德国密使和这次行动进行整体描述。而且，史蒂文斯的头号特工（名为福尔克茨·范·克约客，代号沃贝齐）也只把他当做一名助手而已。1939年夏，沃贝齐被德国“阿布维尔”策反，她手中的情报的确很多，而且价值不菲。到1939年秋，德国已经对整个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荷兰的行动了如指掌，这个事实显然使他们后来在审讯斯蒂文斯和贝斯特时底气十足。
芬洛灾难对情报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上层的更迭和战争初期对情报需求的压力，连同热情可嘉的主动性（并非总是坏事），意味着该行动或许过于急于求成。另外，贝斯特虽为丹齐的手下，但无助于丹齐或许已有的野心——接替布莱尔。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虽然按照他们自己对事件的判断行事，却没有单独行动，只有得到伦敦方面的同意后他们才会采取行动。荷兰人的参与同样意义重大，如果行动失败，他们比英国的损失更惨重，这也能激励斯蒂文斯和贝斯特加紧与对方的联络。
但此事带来的危害巨大。情报局的声誉不可避免地受到连累，德国大肆宣传此事件，从中狠狠捞了一把。在战争余下的日子里，芬洛事件的痛苦经历影响了英国人对表面上的德国反对阵营的普遍反应（孟西斯的明确反应）。斯蒂文斯和贝斯特被俘后，在战争后期被辗转转移到各个监狱和集中营，这给了盖世太保审问“英国情报部门的高层人物”以及了解该组织的活动情况一个绝好的机会。现在还没弄清楚他们到底从那两名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和双重特工冯·库特里克口中获得了多少确切情报。然而，根据斯蒂文斯和贝斯特的说法，到1939年12月中旬，德军便能详细而大体正确地绘制出斯蒂文斯和贝斯特的特工网联络图。1940年秋，“他们的情报中心提供了关于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和Z组织的相当准确的情报”。战后对德国情报官员的审讯表明，尽管冯·库特里克供出了史蒂文斯海牙站的特工姓名与地址，但在“芬洛事件前他们仍然对贝斯特的组织情况一无所知”。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德军对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审讯报告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之所以提供了大量有关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报，是因为他们以为德军之前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情报。[379]
荷兰政府被芬洛事件弄得十分困窘，英荷关系也因此而受损。仅仅靠内维尔·布兰德爵士高明的外交斡旋才挽救了两国濒临破裂的外交关系，但是范·奥斯舒特将军被迫辞职，荷兰外交部命令英国秘密情报局立刻停止在该国的一切行动。反间谍处处长罗德尼·丹尼斯因为与斯蒂文斯和贝斯特的特工网络分开行动而未受牵连。他对外交部的指示表示强烈抗议，在孟西斯介入此事并对他表示支持之后，荷兰政府允许他继续工作，条件是把指挥部迁往布鲁塞尔。但德军1940年5月入侵时，丹尼斯显然还没有完全迁入比利时，他整整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在海牙烧毁文件和档案盒。在德军入侵期间，曾在1937年短暂掌管海牙情报站并且说得一口流利荷兰语的陆军少校蒙蒂·奇德森，在两名荷兰人的帮助下把钻石安全地带到了英国。奇德森是荷兰地区极少数能成功搞到大量阿姆斯特丹工业用钻石的人，这种工业用钻石对制造机械工具来说必不可少。
德国占领荷兰之后，秘密情报局与荷兰流亡政府的关系可谓冷若冰霜。然而，从1940年夏开始，秘密情报局设法将几个特工秘密送进荷兰境内。例如，在8月28日晚上荷兰海军军官洛多·冯·哈梅尔经空降进入荷兰；包括彼得·塔泽拉在内的一些特工则是经由海路进去。塔泽拉于11月23日凌晨4点35分在靠近滨海娱乐场的席凡宁根靠岸。他身着全套夜行衣，身上散发着酒味，外面还套着特制橡胶外套，这样登陆时可以保持身上干爽。洛多·冯·哈梅尔去荷兰不是为了待在“某个沙丘上面”，而是要“迅速混入前线士兵中”。一登陆，他的同事埃里克·黑兹尔霍夫立刻往他身上喷洒了几滴轩尼诗XO白兰地，以加强他的“参加派对”的形象[380]。但是由于在荷兰内部没有可靠的线人，派遣这些特工都很盲目。这样，他们的行动就特别危险，例如，冯·哈梅尔很快就被德军抓获并处死。1940年7月以来，派过去的15名特工只有4名幸存下来，其他人尽数殉职，这样的情况加深了荷兰政府对秘密情报局的厌恶。然而，特别行动处却开始与荷兰方面积极合作，获得了大量情报。1942年春，约翰·科尔多负责低地国家的情报工作，他发现秘密情报局处于“令人羞愧的境地，自身没有获得任何情报，只能传递由特别行动处提供的情报”。然而，科尔多成功地建立起了秘密情报局与荷兰流亡政府间全新的关系。在噩梦般的“北极”行动之后（即1942年至1943年间德国情报局打入特别行动处在荷兰的队伍，造成悲惨的结局），他还能在战争后两年与特别行动处协力建立起富有成效的情报网络。[381]
战争即将开始时，秘密情报局在比利时的行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战争爆发后秘密情报局得以迅速扩张。按照著名的“13124计划”，身为布鲁塞尔情报站站长和签证官的爱德华·卡斯罗普开始招募特工，最开始是在布鲁塞尔东部地区招收，这些新招募的人员负责在发现边界另一侧的德军集结时发出报警。如果比利时遭到侵略，情报网才有希望作为留守组织继续运作。60岁的沃尔特·迪尤厄是首席情报员，他在“一战”中管理有名的“白衣夫人”小组。1940年招募的特工似乎都是精挑细选的。因为比利时被占领后，至少还有两名幸存者继续行动。情报局给他们配备了无线电发报机，对他们进行了基本的莫尔斯码培训，还教他们如何发送电报而不至被追踪。伦敦方面通过“艺术爱好者”电台播放的对话和诗歌朗诵节目用密码确认接收。“艺术爱好者”电台是一家位于英格兰由秘密情报局八处合资经营的企业，对外则宣称“是一家由比利时的慈善女士出资运营的小电台，这些女士期望为丑恶的战争笼罩着的世界带来一点美好的东西”。事实证明，在沦陷区要维持这个谎言并非易事，因为英国的技术人员必须确保他们的传输功率不会超过德国规定的在比利时境内发送的功率。这套煞费苦心的体系可能并不是很成功，但是甘比尔——帕里却从中吸取了两条经验教训：“从头开始培训一名对无线电知识一无所知的特工”是“不切实际的”，要招募有现成无线电领域经验的人来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第二条教训就是，留守计划本身就有问题。甘比尔——帕里注意到，“入侵前”计划在比利时开展的行动“遇到了困难”，因为，“德国占领比利时后，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还注意到，后来的特工渗入过程更为成功，当然还是充满了危险。第一个特工亨利·利纳尔茨于1940年8月18日飞往比利时，但是，他搭乘的莱桑德号飞机未能成功着陆，在返程中失事，飞行员和特工双双送命。
事实上，比利时沦陷区内最多产的情报来源，是在迪尤厄领导下部分恢复的“白衣夫人”小组。迪尤管辖的情报网先后称作“克利夫兰”和“服务马车”，他管理此情报网一直到1944年他被德军抓获后遭到杀害。他们收集的情报覆盖范围很广，包括关于飞机库、军队和军事训练，关于比利时工业状况、比利时（包括邻国德国）军火运输和军火仓库，泽布勒赫周边防御工事的图纸，以及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军在低地国家的防御工事实施空袭的结果报告等。[382]1941年5月，报道称“克利夫兰”是“现在比利时惟一运作的情报组织”。但在同年底，又建立了三家情报网，打通了进入西班牙的信使渠道。这些专线也是英国情报人员的潜逃路线。虽然这些路线十分重要、很有价值，但是明显增加了安全问题。至于和其他盟国的合作，秘密情报局在比利时的行动是与身处伦敦的流亡政府合作开展的。虽说是在伦敦，但内部斗争以及比利时国王和部分内阁成员还在比利时这一事实仍为秘密情报局的行动带来了困难。就在比利时与秘密情报局发展紧密联系的同时，法国陆军情报二局却对破坏和抵抗行动更感兴趣，就算还说不上密谋（有人这么宣称）以秘密法西斯政权取代现国王。1942年，又有一批无线电接线员渗入比利时，因而提供的情报质量也提高了。4月，英国空军部注意到2月和3月来自比利时的报告，“大量增加了有关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的情报”，而在6月（简直就像是“白衣夫人”小组25年前取得的成绩的翻版），陆军部评价道，秘密情报局情报源定期提供的“准确、全面的铁路情报，常常是对其他特工组织提供的关于德国军队动向的情报的重要确认”。[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