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情报局在战争中的壮大速度令人吃惊。这反映在工薪出纳员赛克斯在1945年6月起草的《秘密情报局战时账户》摘要中。赛克斯把总金额分解为三个主要分处：情报局、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无线电情报）和第八处（甘比尔——帕里的技术科）。1940年到1941年的总支出刚刚超过100万英镑：情报局花费88.9万英镑（相当于30年代中期的11.7万英镑），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7.9万英镑及第八处11.1万英镑。三年后，情报局开支增加了两倍多，达到282.8万英镑；第八处增加了4倍多，达到56.9万英镑；而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已经上涨了15倍多，达到130.2万英镑。人员数量也同比增加。1939年4月，秘密情报局有42名官员（其中15人是特种行动D处，后来并入特别行动处）以及55名秘书。1944年开始时，秘密情报局有837人在总部工作：307名官员和530名秘书，以及数目不详的包括门卫、厨师和清洁工在内的勤杂人员。第八处和无线电安全局有190名官员和4783名其他职级人员（其中包括在国外的无线电报务员），而英国的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共有7847人。至于秘密情报局的出国人员（不包括受地中海支配的，这数字没有公布），有253名官员和322名秘书人员[433]。这些数字不包括事实上无法估量的特工。例如，1946年，孟西斯声称，在战争中“我们有2.5万名法国特工为秘密情报局和研究调查总局（法国情报部门）工作”，显然包括曾在其中工作过的所有人，即使最次要的职位。[434]
总部重组
秘密情报局不断扩大的规模和责任继续对其行政管理机构构成压力。继1942年改革引入副局长制和情报生产呈现上涨势头后，1943年春天又做出了进一步改变。也许是为了改善同陆军部的关系，同时减轻其他部分的行政负担，孟西斯将他的老朋友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中将从特别行动处调到秘密情报局，并在3月20日委任其为情报局局长助理。目的是由他充当克劳德·丹齐（曾在1942年10月再次被指派为情报局副局长）的替补并使其在缺席时代替他。马歇尔——康沃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情报部队工作，1928年至1932年在柏林一直担任陆军武官，在战争的其余时间一直担任情报局局长助理。但他在秘密情报局的日子，就整体而言，似乎不是特别高兴。很显然，孟西斯是打算要他减轻67岁的丹齐的一些负担，承担丹齐在整个欧洲区域问题上的责任。他接管地中海情报站的监督权，但丹齐继续自己在法国的行动。罗伯特·塞西尔（1943年9月末接替孟西斯的私人助理帕特里克·赖利），很久以后用慎重的语言写道：虽然“有疲劳迹象”，但“克劳德大叔”仍然足以抵御针对他所发展起来的“参加诺曼底登陆日的间谍网络”的秘密入侵[435]。马歇尔——康沃尔也有绕开现行安排的趋向，这偶尔也会打乱繁复无比的秘密情报局指挥链。在巴里的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和在伊斯坦布尔的哈罗德·吉布森都抱怨他的“干涉”。前者告诉卡斯伯特·鲍尔比，马歇尔——康沃尔“十足的无知和歪曲事实”引发了“愤慨和不满”，他对于马歇尔——康沃尔“没有事先同您或我商议，就擅自向我手下官员重复发出侮辱性的、彻底无知的信件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马歇尔——康沃尔被任命的同时，瓦伦丁·维维安也由情报局首席副局长改任副局长。实际上，他的职务没有变化，他仍然主管安全和反谍报处，与三个机构任命的人共享副局长这个新的头衔，这被广泛解释为一种实际上的降级。马歇尔——康沃尔局长助理的任命和丹齐副局长职位的确认，逐渐打消了人们关于维维安可能作为孟西斯继任的看法。1943年3月，一个更明确积极的任命是，提拔肯尼斯·科恩中校为首席参谋长，意在使特工培训比以往更加全面和系统。总部后勤在9月后进一步加强了。当时，孟西斯为回应弗兰克·福利等同事感到的忧虑，设置了一个新的行政副局长的职务，让其负责所有员工、官员及秘书的招聘和管理，工程，建筑，运输，福利，财务……所有核心的日常运作（第八处除外，它在上述各方面均保持自治）。孟西斯聘用空军准将哈罗德·皮克——一个能干的商人（虽然也是一个老伊顿人），曾担任空军社会福利署署长——以填补第八处的职位（战争期间，此职位曾由孟西斯本人负责）。如同维维安的情况一样，这一任命标志着旧秩序的另一个变化，因为皮克取代了曾任战前参谋长的雷克斯·霍华德。霍华德自己的职位是就被“中止”，他沦为空军准将皮克的参谋官。[436]
在过去的1943年到1944年，情报局放弃了将陆海空三军代表与地域责任结合起来的试验做法。在这三个机构的副局长中，只有比尔·科尔多被认为取得了圆满成功。孟西斯将两种职务分开，发展了许多覆盖地域广泛、主要负责生产的“总监”：科尔多成为北部地区总监，科恩成为西欧总监，马歇尔——康沃尔（孟西斯一直对其表示支持）成为地中海总监，迪克·埃利斯后来被任命为远东总监，佩恩和贝丁顿分别继续担任空军处副处长和陆军处副处长，而克里斯托弗·阿诺德·福斯特中校担任海军处副处长，他还是孟西斯的私人助手之一。
秘密情报局的行政变化也反映在百老汇越来越多的正规化安排上。辛克莱管理着战前就存在的总部小社区，好像它是一个家族企业。个别官员已准备好当长官，没有人太担心等级的精确性或渠道的正当性。孟西斯继续这种管理方式，但随着机构的发展和压力成倍增长，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罗伯特·塞西尔回顾说，个人要与长官沟通，不需要事先安排，“在灯光不好的走廊尽头，他办公室外排的长队就表明他是否忙着”。虽然孟西斯总是非常平易近人，但这种所有人可以自由前来面谈的情形是不可能持续的。1943年10月制定了一项会见制度，当长官没有时间见客时，所有成员工作的轮值表（上午9：45至10：45，下午2：45至3：45）。
像所有其他战时政府办公室一样，百老汇破旧不堪且人满为患。1943年9月加入的一名秘书认为，该办公室无论是何时建成的（实际上是1924年），她并“不认为它曾经被翻新或重新装修过”，“地板上铺着破旧的亚麻油地毡，有几处还相当危险，墙是肮脏的灰色、白色或米色，房间照明用的是光秃秃的灯泡，只有高级人员才允许有台灯”。办公室因为处于楼的背阴面而光线非常暗，她记得，她曾看到院子里有些“长长的涂着银色的木板”倾斜着置于窗户外，用来反射光线。她本人则与另外三人在“大楼前面的一间巨大、阴森而布置难看的房间”里工作。第一次开始工作时，她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30至下午6：30，每周6天。“但我们可以选择在一周的任何一天休息”，而且她可以每工作3个月休假1周。很多工作人员为“穿制服的官员服务（他们只在周六穿花呢服装）”。
这名秘书在财务处长赛克斯手下工作，赛克斯是个“可怕的绅士，穿海军制服，很自负”。她早期的部分职责和职员工资有关，工资是另一个由于战争压力而被迫合理化和变化的领域。战前，在秘密情报局和安全部门工作所得的工资免收个人所得税。在第二份关于情报部门（主要集中在军情五处）的报告中，汉基爵士提出这个问题并建议：虽然改变现有薪酬制度的根本可能不明智，但随着薪金缴税，未来的职位可能会变得规范。1940年8月，财政部常务大臣贺瑞斯·威尔逊爵士告诉孟西斯，说此时除了采纳此建议，真的“别无选择”。孟西斯感到震惊，称其为“巨变”。孟西斯告诉威尔逊，秘密情报局的成员“像其他人一样渴望为战争经费做出应有的贡献”，但秘密情报局的薪水相对来说已经很低。为了补偿特工被扣除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有很可观的额外补助”。而且，秘密情报局官员没有退休金也是个问题。安全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孟西斯担心，如果从机构的薪金中扣除税收，那么即使这只限于少数税务人员知道，但关于秘密情报局人员的情报可能泄漏将会是“可悲的而且伴随着最大的危险”。随着很多人员被借调到陆海空三军，战时人员的巨大扩张使得要维持这一传统的、特有的体制变得相当困难。财政部有自己的办法，从1942年4月开始，所有新上任者都要纳税。但是，所有人（包括局长在内）的薪资仍以现金支付，而且工资单都是用铅笔写的。“如果有人想证实其中有秘密情报局，随时可以擦掉这些内容。”
训练与通讯
对科恩中校总参谋长一职的任命和1943年春举行的训练，是标志着秘密情报局向专业化迈进的另一步。如果用谦逊一点的话来讲，战争年代见证了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训练体制的建立。直到这次，除了密码和信号保持不变外，训练以不同的变化形式分布于各处。雷克斯·霍华德于1941年夏天为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设计了一套预定训练程序，把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做了展示说明。格林预计于11月前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他被派去访问一至四处（分别是政治处、空军处、海军处以及陆军处）、五处（反间谍处）和六处（经济处），之后格林将按要求向霍华德汇报各处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们在西非地区的要求。五处会教他“反间谍的一般性问题，敌军行动的方式，有关安全及电话的线索”。格林还会被教授一些密码和无线电程序。霍华德料想得到，“如果可能的话”，格林会看到特工是如何接受训练的，也会被教授如何使用隐显墨水，他可能还需要学习一下“给代表们的指令”和“秘密情报局人员的注意事项”以及给拉各斯现在的代表们的指令。霍华德本人随后将会与格林见面并讨论很多问题，诸如“海内外的秘密情报局组织情况，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设计情报成员的目标任务、行动方法及接头问题，各部门和各处的代号、邮箱、图案，双面特工以及内奸等”。格林接下来会与弗兰克·福利会面以获得与特工训练相关的指示，并会与其他官员见面讨论“审查制度”、电话通信和安保等问题。最后格林会被介绍给副局长瓦伦丁·维维安。除了让他经历这次特别的秘密情报局的训练，为了让这位非军人出身的格林先生能以军官的身份做好保密工作，他还会被送往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接受情报部门军官的常规课程学习，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对他军人素养的培养，使他在穿上军装时不会觉得别扭”。
尽管像这样的个人训练程序足够全面和详尽，但对急需扩展的情报局而言，它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提供训练的方式。在关于训练和谍报技术新方法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陆军处1942年2月留下的一条关于“海外情报局之军事行动及特别使命”的备忘录，据说是根据雷克斯·霍华德的要求编撰的。该备忘录体现了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即“以个人经历为基础”。训练计划变得更趋系统化，这一点体现在从1943年开始以来的“P.9特工（挪威处）之训练详单”上，其中规定了21条独立的具有可行性的训练要求，包括通过各种形式的通信以保证安全（最高级别），情报局的指导原则、拘捕信息，手枪射击、徒手搏斗，急救能力、摄影技术以及跳伞技术。在每一个项目下面都有一个待填写的表格，各有四个栏目，标题分别是“责任人”、“训练开始”、“训练结束”和“评分”。[437]
科恩中校的新培训处刚开始时人数很有限。第一批军官培训课程是在1943年夏天举办的，当时只有3名学员，但是人数却在一直稳步增长。9月的第二批训练课程里就有10名军官了。以此为平台，该培训处为海外情报站提供训练指导和说明。各军官可被指派到某一特别项目中，例如与格雷厄姆·格林类似的一位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1943年8月参加的项目就是如此。非洲分区的领袖“P.11”曾建议道，“要是时间允许的话”，家乡在洛伦索马克斯且十分渴望回家去的（虽然他最终都没能回去）马格里奇“应该在我们的培训处接受一个短期的进修课程培训，以便使他的观念跟上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谍报技术’课程，对他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培训处十分渴望能扩大活动范围。1944年4月，基地应比利时分区弗雷德里克·吉普森少校的要求，培训过一名特工“如何在敌占区用最好的方式传递文件”，特别训练他“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密封及包装胶卷，以使我们在收到胶卷的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其在传送途中是否被篡改过”。培训处需要反思一般培训课程中的训练指导是否合理。1944年11月，孟西斯曾在外交部告知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新的训练安排将有助于培养情报局的团队精神。某些分处由于住房困难造成不得已的分离，以致队员间滋生了分裂情绪。为克服这一难题，孟西斯“介绍了一个能让无数秘密情报局官员更广泛了解情报局的巨大的功能所在的训练系统”，他还“用一个类似课程对挑选出的一批女性工作人员进行了实验”。[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