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洛克哈特的第一情报支队是秘密情报局在战争期间的一个成功典范。1943年下半年，意大利投降之后，有一个分处和意大利陆军情报局保持着联系。秘密情报局陆军处有一个特别好的右翼和意大利军队资源。另一个完全独立的下属分处在意大利的在野团体中发展线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布鲁斯·洛克哈特从北非带来一名主要的政党活动家——有一个很适合的别名“罗索”——“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共产党”。洛克哈特给罗索无线电发报机，并让他组织其在北方的同志将“军事情报传送给我们”。此外，布鲁斯·洛克哈特亲自“从一间位于突尼斯的小茅屋中”接出了罗索的妻子和孩子。多年以后他回忆，“这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回忆，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有[罗索]都带给我一种很混乱的关系”。意大利北部由布莱恩·阿什福德——拉塞尔领导的网络，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成果、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布莱恩·阿什福德——拉塞尔是一名曾经受过重伤并且在北非被俘入狱的前突击队员。日内瓦公约中有一条不宜继续服役的条款，由于他失去了惯常使用的左手，便利用此条款设法让自己被遣送回国。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944年中期的汇报中，鲍尔比用“令人震惊”这个词汇来形容他的表现。“就我可以记住的东西而言”，他写信给孟西斯，“在您组织的六年间，从意大利产生的可以称为功绩的情报不多。不知何故，他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令意大利人民欣喜若狂。”布鲁斯·洛克哈特在8月汇报中讲道，他“精确地”管理自己的部门，可以称得上“忠诚”。“一旦下达了指令，无论他对指令持有怎样的反对意见，他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指令”。布鲁斯·洛克哈特还冷冷地补充道，“这种品质对秘密情报局而言比对军队更显得珍贵”。布莱恩·阿什福德——拉塞尔也不是一个完人。鲍尔比含含糊糊地描述他是“一个有着极端个人抱负，渴望能超过组织惯例速度获得快速提升的人”。但是他仍然是“非常特别的”。因此，鲍尔比和布鲁斯·洛克哈特“忽略了前者，仅告诉‘32300’[阿什福德——拉塞尔]不要做B.F.[大傻瓜]，把精力集中在后者。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有助于打败轴心国的情报”。在这方面，他总结道，“我们的努力完全获得了回报”。孟西斯也认同鲍尔比对阿什福德——拉塞尔个人野心的担心。他写道，“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自负”对于“从事我们这样交易的人来讲是非常危险的特点”（可能想起了芬洛），并且他可以“回忆几宗由这种特质引起的灾难。大致都是由于个人轻视他的对手而引起的可怕后果”。
然而，伦敦继续保持对“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爱国人士联系”的担心。布鲁斯·洛克哈特解释了为什么秘密情报局不得不在解放区和共产党“保持友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招募更多的新成员”，除此之外“更多地进入他们在[敌]线的组织”。需要补充的是，“可以公平地说，意大利北部百分之八十的情报都来源于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和爱国人士。甚至可以怀疑，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发展我们的网络”。因为惟恐情报站在政治上偏离方向，1944年7月，他让鲍尔比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已经满意于“和共产党人及社会主义者的关系”，“秘密情报局严格按照需求获取军事情报，不会做出进一步行动”。
阿什福德——拉塞尔管理大部分网络。秘密情报局通过他向意大利共产党提供通讯设备和密码，以便于他们汇报敌军战斗命令情报。同时，情报局也例行监控所有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用这个方法，通过公开安置在那不勒斯党总部的英国军官（虽然没有被秘密情报局正式承认），情报局也收集了大量政治情报。1944年6月攻陷罗马之前，帕米罗·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主义解放委员会总书记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未来领导人）从莫斯科过来了。虽然罢免了秘密情报局代表，他仍然承诺共产党员会继续提供情报，不过从现在起只限于提供军事情报。1945年春，德国战败的迹象越发明显，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掌握在共产党手中，陶里亚蒂终止了和秘密情报局的战时权宜联合。同时，从共产党员处获得的情报数量在1945年开始下降，其他左翼团体通过阿什福德——拉塞尔在米兰的特工头目（一名政治活动家）继续提供相当数量的情报。从1945年5月到9月，一系列的报告表明这名特工“对敌人和他们的问题有丰富的经历”，他了解游击队组织以及行动和部署，德军士气，意大利法西斯的势力，及其宣传、政治、经济、宗教和新闻界。10月，在罗马进行一个短暂的磋商，他和一名同事趁机渗透回敌线后方。行动名称不太好听，叫做“意大利冒险”（这个名称既有冒犯性，不合适，也不安全，因为代号只是理想化的，无论怎样和涉及的行动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从巴里飞到法国里昂，然后转道夏蒙尼，在那里他们登上海拔12000英尺的山脉，接着步行穿越瑞士边界进入意大利。因为攀越这段山脉“绝对艰难”，德国人并不觉得“值得看守”。这名特工在1945年的头四个月中持续回馈消息，直到意大利战事结束。
另外，阿什福德——拉塞尔的另一个特工（在此案例中不是共产党员），在南美洲招募的“蜻蜓”，1944年早期在罗马工作了四个月，过去常常和赫伯特·开普勒（纳粹党卫军在这个城市的领导）“定期午餐”，并且“反馈给我们每次会谈的内容”。尽管被警告敌人在寻找他的方位，他仍然拒绝减少情报发送，通过无线电发送了大量的信息。他争辩道：“有时候不得不冒险。在这个关键时刻（罗马攻陷之前）他不会放弃他的岗位。”最后他被当场抓捕（尽管是“破门而入的，他有时间烧毁他的所有文件”），几个月后他在达豪集中营被处决。
布鲁斯·洛克哈特在提及他成功打入意大利北部的巴里行动时回忆说，在战争结束前，他们有“大约三十或四十台无线电设备，每天都对德国发出战争指令和军队部署”。这让他们“有点头昏脑胀”，“以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一切都来之过易”，毕竟军队总部会结合通过审讯战俘而得到极好的情报、“一流的航拍图片和一流的无线电情报”审核秘密情报局成果。这个“了不起的担保”意味着“一旦某个特工或团队开始传递一些不可能或不确定的信息，这些消息就会汇报给总部，且很快被验证为假信息”。
布鲁斯·洛克哈特的另一个部门以詹姆斯·米勒为首。他是在1944年1月被派往巴里的。米勒是苏格兰人，受教育于剑桥圣约翰大学，1939年3月加入情报局，被派遣到巴里之前在南斯拉夫和中欧工作。虽然对德国的渗透被谨慎地描写为“最终目标”，在中欧却包括了“德国美因河以南、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在六个月内，驻扎在那不勒斯的鲍尔比汇报，米勒和阿什福德——拉塞尔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获得了本地客户的几次宴会邀请”。南斯拉夫是秘密情报局需要和共产党合作的另一个地方。国内秘密抵抗运动由两个相互制约的团体控制：一个是游击队，由战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布罗兹，也就是铁托领导；另一个是强烈反共的铁卫军，由保皇党人达若冉·米哈伊洛维奇领导。虽然开始两个团体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合作，但是米哈伊洛维奇一直是由轴心国支持的。来自驻南斯拉夫特别行动处的无线电情报和报告渐渐表明，铁卫军在增加和轴心国军队的合作，以对抗他们共同的共产主义敌人。丘吉尔开始确信左派的游击队更可能把德国军队从西线赶走。因此在1944年2月，政府决心从米哈伊洛维奇处撤离，转而只支持铁托。[481]
秘密情报局在意大利投降之后，把目标认真锁定在南斯拉夫，关于该支持谁仍然存在争议。一部分人过去反布尔什维克习惯难以改掉。1944年4月，一次去巴里的旅行让鲍尔比担心米勒和他的人员“太过于铁托意识”。他抱怨“铁托的照片挂满了米勒办公室的整个墙壁”，他要求伦敦送来国王乔治六世和皇后伊丽莎白的大幅照片，“挂在办公室的一些显著位置”。这样一来他感觉，“可以强烈暗示‘35600’[米勒]应当限制党派偏见”。布鲁斯·洛克哈特欣赏鲍尔比对铁托的观点。他认为铁托肯定是“俄国的工具”。尽管如此，他认为米勒“用全部资金资助铁托”是正确的。这是他“毋庸置疑地获得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的最好机会”。所以，关于南斯拉夫的绝大部分情报来源于秘密情报局以及特别行动处和游击队的公开联系。正如布鲁斯·洛克哈特1945年5月所写，“秘密情报局在准确传递消息上不存在问题”，米勒提供的南斯拉夫情报“一贯是高水平的”，并且“有一段时间YM[陆军]和YA[空军]几乎完全依赖由‘35600’[米勒]提供的关于作战计划的情报”。
对左翼政治的担忧影响到个别秘密情报局官员，包括米勒分部的肯尼斯·塞耶斯。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塞耶斯于1942年末被招募进情报局，战前是一名记者，1939年到1941年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南斯拉夫的讲师。他讲一口流利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43年8月任代理主任潜入南斯拉夫，后于1943年11月被带出。1944年5月至9月在南斯拉夫期间，服务于巴里。之后他被派遣回国到总部第一处（外交部联络组）工作。他率先在1943年末注意到，当戴维·福特曼（第一处负责人）“送给我们一系列关于游击队政治活动的报道”时，“相当特别”。“他们是由[菲茨罗伊·]麦克莱恩（英国在铁托处的代表）支持的”。并且，他使“外交部包括那些强烈支持米哈伊洛维奇的人形成一个相当深刻的印象”，他的报道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能比其他地中海地区站的官员有更大的价值”。但是，在塞耶斯回到伦敦之后，他的政治观点遭到了严重质疑。同时，福特曼承认，他们“确实有点激进”。他准备相信塞耶斯，“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曾经“和游击队当局看上去存在矛盾”可以证明这一点。
瓦伦丁·维维安对塞耶斯不满。他认为塞耶斯是所有秘密情报局官员中最左的，“左得几乎和共产党区分不开了”。虽然查看了塞耶斯的档案，他没有找到支持他想法的证据。不过，1944年11月，他要求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对塞耶斯的背景进行调查。
到年末的时候，塞耶斯宣布了他和秘密情报局的一名最近在巴里工作的秘书结婚的打算。当雷克斯·霍华德在核实她的情况的时候，发现她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战前苏联外交部长）妻子的侄女。更为奇怪的是，这点没有出现在她的档案中。维维安随即向金·菲尔比和霍利斯写信提及此事。1945年1月，霍利斯发来回复：军情五处没有关于她的记录，并且和塞耶斯“没有太大关联”。但是两个月后，霍利斯汇报他们有证据证明，塞耶斯和“在军队教育兵团中的一名确定的共产党员霍布斯鲍姆”有关联。霍布斯鲍姆战前是剑桥的一名本科生，后来成为一名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维维安将霍利斯的信交给菲尔比时说，“我不太想看见这些”。不过，鉴于事后认识到的利害关系，以及他自己作为一名苏联特工在秘密情报局的角色，菲尔比的回复看起来的确值得注意：
塞耶斯看起来在交朋友方面显得非常糟糕。我最近和他交谈了几次，他不断重申他想尽可能早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意图。因此，看起来他和共产党的联系没有我们猜测的那样深入。因为很难想象一旦他站稳脚，英共或者苏联组织能幻想让他离开秘密情报局。另外，他完全没有试图掩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兴趣——一种很难和阴谋保持一致的态度。
7月，菲尔比仍然声称他不知道怎样对塞耶斯进行评论，并且要求霍利斯寻找更多信息。这个时候，霍利斯更加直接地提出了塞耶斯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及至少一名“主要党员”的深层联系。他建议塞耶斯和其他类似左倾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应该被允许“回到新闻界或者诸如此类他们想要的工作，直到事情结束”。因此，塞耶斯，可疑的共产主义同情者，被派到了自由主义倾向的《新闻纪实》工作。然而菲尔比，这个不受怀疑的苏联间谍，却被保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