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奇从日泉工业园区检查工作回到雅园的当天晚上，看到了《日泉日报》的新闻特写稿。他翻开《日泉市领导干部通讯录》查到号码，拨通了《日泉日报》总编辑孙锦桥的电话：“孙总编吗？我是柳子奇，你查一查《一碗锅巴饭》是谁的杰作？”
孙锦桥在电话那边揣摩柳子奇的问话，感到不是什么好事，就说：“柳市长，是这样，这篇特写是青州县委通讯组特地送到报社来的，责编编稿后，我看稿子虽然写得简短一些，但导向还好，所以就签发了。”
“稿子事实你们核实过吗？”
“一般情况下，稿件文责自负，报社不用核实的。”
“那好，孙总编，我告诉你，第一，这篇稿件严重失实，你们必须负责；第二，按常规写领导活动的稿件必须严格控制和按规定送审，你们违反新闻纪律；第三，希望你们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负面影响。”柳子奇说完，嚓地挂断电话。
柳子奇打开电视，《日泉新闻》刚刚开播，先是苏阳波视察市政建设的新闻，接着又是自己到工业园区的镜头，再下来便是张启龙、温一达视察和几则会议报道，走马灯似的，汇报情况呀，作重要指示呀，满嘴尽是不痛不痒的废话。他感到乏味，倏地拿起电话，又接通了孙锦桥的电话：“老孙吗？有关我的新闻稿子今后尽量少发！”
那头的孙锦桥正想是谁的电话，便听见嘟嘟嘟的声音。
第二天，柳子奇刚走进办公室，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董海涛和孙锦桥就跟了进来。孙锦桥列席了一两次市委常委会议，与柳子奇也算熟人了，但文人清高，他还不曾单独拜见过柳子奇，所以这阵走进柳子奇的办公室，还是第一回。柳子奇招呼他俩坐下，魏宏冰也向他俩点了点头，倒了茶水，便退了出去。董海涛看了看孙锦桥，孙锦桥会意地笑了笑，说：“柳市长，我是来作检讨的，请您批评。”
“作什么检讨啊，老孙？”柳子奇故意卖关子道。
董海涛打圆场道：“柳市长，是这样，《日泉日报》前几天刊登的《一碗锅巴饭》的报道后，老孙他们随即认识到把关不严，出了纰漏，连夜召开编委会进行自查反省，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办法。我也对他们工作上的严重失误提出了批评，要求报社尤其是编委会全体成员就此事举一反三，认真吸取教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严谨细致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把报纸办好，办成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发挥党的喉舌作用。”
柳子奇面对他们这种先入为主的“检讨”方式，也不便再发作，就说：“我刚来日泉，其实对你们报纸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我是外行，对新闻研究少，但我知道，干你们这一行，有个行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是不是？连新闻理论都这样讲过，这也是衡量新闻价值最通俗、最简便的方法了，你们说对不对？所以说，《一碗锅巴饭》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篇‘狗咬人’式的‘新闻’，一篇失去真实性也失去生命力的‘新闻’而已，你们说是不是？”
董、孙二人满面尴尬，似笑非笑地说：“是是是，是是是！”
董海涛接着说：“作为分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市委领导，我是有责任的，我们下来还要好好议一议全市新闻工作，特别是针对如何办好市报，包括如何办好市电视台、广播电台，拿出新的举措来。柳市长，我和老孙来，一是检讨，二是领命，您对我们新闻工作有何指示？”
柳子奇哈哈一笑，说：“屁个指示，你们是无冕之王，该咋干，就咋干吧。要说建议啊，倒有两条……”见董海涛、孙锦桥打开了笔记本，柳子奇又说：“第一，镜头要朝上。所谓镜头朝上，就是多聚焦、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搞好新闻宣传；第二，笔头要向下。这一点，就是要多写基层，多宣传人民群众。”
董海涛说：“柳市长不亏是大手笔，我们以后要多向您请教哩！”
孙锦桥跟着附和道：“那是那是，我们一定要连夜迅速传达贯彻您的两点指示精神，把《日泉日报》办得更好。”
柳子奇说：“你们就当作一个普通读者的建议吧，不必太在意。以后我到你们报社去看一看。”
“欢迎欢迎！”董、孙二人说罢，便起身走出办公室。
“其实我觉得发那篇稿子本身没有什么错。”出了市长办公楼，两人走进董海涛的办公室，孙锦桥说。
“是对还是错，你就不要纠缠了，还是多揣摩揣摩柳子奇为什么拿那篇小稿子做文章吧。”董海涛说。
“还不是敲山震虎，树立权威嘛……”
“这是新任领导爱犯的一个低级毛病，我看柳子奇也不过是凡夫俗子罢了。”
“他要烧火，我就给他递柴火。董部长，你看呢？”
董海涛明白他又要使什么奇拳怪招了，便问：“你想怎么做？”
孙锦桥莞尔一笑，道：“柳子奇的‘两点’论和苏阳波既定的新闻工作指导思想大相径庭，况且新闻工作是市委负责的。我想——只要将他的新闻‘两点’论抛出去，不仅苏阳波会上火，而且市县的头头脑脑们都会有看法的。”
董海涛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说：“他是超越职权，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孙锦桥又说：“文章标题我都想好了——《镜头朝上，笔头向下，柳子奇强调围绕中心紧贴民心搞好全市新闻工作》，文章放在《日泉日报》头版头条或报眼位置一刊登，就有好戏看了。”
“这事看似正常，但有些风险，弄不好不仅会造成你的被动，而且还会带来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你要慎重考虑才是。”董海涛故意将事件可能使苏阳波、柳子奇之间产生隔阂的话题引开。
“我个人有没有麻烦，关键取决于你在苏老爷子那里如何讲。”孙锦桥考虑董海涛在苏阳波那里说什么。
董海涛说：“苏老爷子那里我会考虑怎样说话的，重要的是你的文章还是要选好角度，把握好‘灵魂’。”
“这个当然，要叫他有话无法说，有苦没处诉。”孙锦桥说。
“我看文章在报上公开发太惹眼，就在报社的《送阅件》或内刊《通讯导报》上刊登一下，只要苏老爷子瞧见就成了。”
“还是董部长高见，就这样弄，他柳子奇还嫩了一些。我们是苏阳波手里提拔起来的，要处处维护苏老爷子的权威啊……”
董海涛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五年，去年，本来省委宣传部准备建议省委将其调任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征求本人和市委意见，董海涛拿不准，就去找苏阳波。苏阳波说：“你到那个酸文人堆里弄啥去，有啥意思？就在我身边吧，等下次市里换届时，市委班子一松动，你就直接补上副书记的位置，或者当个常务副市长，也比你到那里强。”董海涛信了苏阳波一句话，就找理由谢绝了省文联那个“有品级、无车坐、缺粮草”的闲差事。谁知，柳子奇的到任，不仅使张启龙、温一达是雾里看花，就连自己也是水中望月了。于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衡感，使他从内心深处对柳子奇产生了芥蒂。
柳子奇一个电话，将魏宏冰传进办公室来。他说：“小魏，日泉这几年的新闻工作你怎么看？”
魏宏冰被柳子奇冷不丁一问，心里顿时明白他是冲着那篇新闻稿来的。魏宏冰知道，这几年，苏阳波对日泉新闻工作提出过不少要求，市委和市委宣传部也据此作出过一些规定，具体说就是新闻工作要聚焦而不是散光，弘扬主旋律而不是遍地开花，其实说穿了就是围绕中心突出核心，围绕重点突出市委主要领导，不折不扣地维护市委的权威。想到这里，魏宏冰便将真实情况向柳子奇作了汇报。
柳子奇说：“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搞个人崇拜，禁止宣传个人，董海涛当了好几年的宣传部长，难道对此置若罔闻？”
关于董海涛个人仕途的一些传闻，魏宏冰略知一二，但他不愿明说，否则可能引起市委领导之间的猜忌。于是，魏宏冰只好说：“柳市长，要我说那篇新闻稿倘若放在其他市级领导身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您又何必当真呢！”
柳子奇说：“领导干部当舆论明星，可以使他走红，也可以使他发霉。”
魏宏冰继续道：“官场有坐轿的，有抬轿的，还有吹号的，缺一不可呢。”
魏宏冰见柳子奇似乎陷入了沉思，就将话头打住，说：“没事那我就先去了！”说罢便出了办公室。
魏宏冰前脚出了柳子奇的办公室，青州县委书记方大伦后脚跟了进来。方大伦是个粗人，喜欢直来直去，进了门直嚷嚷：“柳市长，我是方大伦，青州县委书记。前两天您到青州来视察，也没事先打个招呼，下面的人又不懂事，有所怠慢，我今天是负荆请罪来了！”
柳子奇一边给方大伦倒了一杯茶水，一边思忖：都说日泉干部好斗，怎么一个个又这样好认错，其实认错的人偏偏并非有什么过错，有过错的人常常不会服输，也不会认错。于是就说：“负荆请罪免了，你就实打实地把青州的情况说一说吧！”
方大伦喝了口茶，将县情作了简要汇报。
柳子奇说：“青州的农业产业园过去是有成绩的，但那是历史的产物。就目前现状而言，与山东、江苏等经济发达的县份农业产业园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
方大伦掏出一片纸巾擦了擦额头，说：“请柳市长指教！”
柳子奇又说：“照我看，这种差距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江浙等省的农产品主打外销，有的还东渡日本，远销欧美，而我们主要靠内销。其次是结构布局上的差距。山东一些地区一县一品，靠农产品的规模和总量抢占市场，而我们一些干部迄今还在强调一村一品，搞小而全，小打小闹。当然，也还有品种、质量、档次和基础设施、农作方式、经营理念等等方面的差距。这些问题，已经严重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乃至使我们尝到了苦头。对此，应当深刻反思啊！”
方大伦说：“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柳子奇接着说：“我希望你们搞一些调研，冷静地思考思考，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来，把我们日泉农产品这块蛋糕做大做强。现在‘三农’问题群众呼声较高，中央连续出台了几个一号文件，说明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所以说，政策好，环境宽松，我们就没有理由抓不好农业。”
方大伦点头说：“对对对，柳市长说得非常对。我回去后马上牵头，紧紧围绕农业问题，特别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问题，出几个题目，带领全体县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广泛开展一次调研和对县情再认识、再讨论的活动，拿出思路和对策，向您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不是向我交什么答卷，关键要看你们的具体行动，如何向群众交一份答卷。”柳子奇纠正说。
“好好好！”方大伦不住地点头。
一个多月以后，在日泉市第十二届七次人大常委会上，柳子奇顺利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职务。
温一达这一段有点烦，烦得内心剔透苍凉。由于力争市长人选受挫，他显得苍老多了，额头爬满了如虬的纹络，两鬓染上了几许银丝，就连往日红彤彤黝亮亮的脸庞也生出了几朵老年斑，整个人儿就像大病了一场。其实，温一达这一年刚刚四十八岁，虽说年龄不算大，但干到这个级别，五十岁是一道坎，之前倘若晋升无望，翻过坎就更没什么指望了，以至于当今官场通常容易出现“四十九岁现象”。当然啰，也还有“三十九岁现象”、“五十九岁现象”。不管哪个年龄段的这个所谓的“现象”，大多是指官场中人没等到迈过这个坎，不能站好最后一班岗，或者说因了“权力不用，过期作废”那句话，一些人权、钱、色攻心，被糖衣炮弹击中，纷纷坠马落地。温一达十七岁由上海来日泉农村插队，从生产队小队长干到公社团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便放弃了重返大上海的机会，义无返顾地留在了日泉。再后来，一直干到县委副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副市长，几年前位居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一步一个台阶干上来，从未受过挫、挨过整，不过也从来没有干过正职，不容易啊。温一达有个诨名叫“温一刀”，顾名思义，“温柔一刀”“笑里藏刀”是也。据说在“文革”后期，一位与之共过事的军代表在临走时，曾通过自己的首长，对当时日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说：小温这个人能力很强，最适合当一把手，不过当了一把手就没人能制住他，他就要给人温柔一刀了。这话是否当真，无从考证，温一达更不会言明就里。只是此后，日泉的市县领导一茬接一茬，走马灯式的换，温一达就是干不上一把手。那位军代表和部队首长翘翘屁股抬抬腿，走了，却留下了岁月的沧桑与无奈，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和悬念，整整左右了温一达几十年。就如某个权倾一方的重要领导人一旦与某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积怨，他完全可以主宰某人，即使他退位了，如果要较劲，仍然可以指示得意门生主宰某人，这样，就很难再跳出那人如来佛般的手掌心。整整三十一年，他给日泉人民干过许多辉煌的业绩，日泉人民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人所固有的聪慧精明，加之他的开拓拼搏精神，使得他能够平步青云。而这几年，社会在变革，经济在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嬗变，有的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有的在侥幸中化险为夷，有的已经在大墙内忏悔哭泣。温一达自然明白这些事理，但人一旦到了欲念熏心的地步，就没什么可以顾忌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