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入侵，大清日益衰落，恼人的奏折天天传来，天下何以至此？道光百思不解。按说在大清几任皇帝中，道光算是个勤政的：工作很努力，成效却微弱。两人一聊，就慢慢地聊到了一个主题上来了——官员的思想道德严重滑坡，朝官不知廉耻，地方官前腐后继。于是，穆爷就提出还得按老祖宗的办法来：一是大力倡导理学；二是选拔忠国之士；三是重典治腐，用铁手腕显菩萨心肠。总之是三手都要抓，三手都要硬。
道光认为穆爷说到了点子上，感叹道，现在学理学的人，只是贴个招牌，有其名无其实。
推荐自己人，绝对不能直而言之，这是官场的大忌。因为道光会忌讳。
穆爷道：微臣也知道些，但知行合一的，我听倭仁唐鉴说起有一位叫曾国藩的很不错。
道光隐隐约约有些印象，便应了声“哦”，又谈起了别的事情。
改日，翰林院通知曾国藩去养心殿，皇上要召见他。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标准答案的考试。
考题谁也不知道。
作为一个皇帝，他见一个五品官，决不会出些什么治理国家大政的考题来测试你。他最多是通过目测，或者几个简单问话来衡量你的为人、性格、胆识、气度。也就是说他要的是第一印象。
曾国藩先一天接到了通知。他做足功课也不知道皇帝会询问他一些什么问题，他最后定下了一条原则：忠诚、朴质、表里如一。
道光也没有出多少难题，就是随意问了几个问题。曾国藩对答得还算通顺。
道光见曾国藩回答时不慌不忙、有胆有识，然后问他养心殿墙上挂了些什么东西。曾国藩也能一一数出来。证明他在等待皇上召见之前，留心观察了周围事物。
道光说：好，你回去吧。
这次里程碑式的见面成了曾国藩人生的转折点。皇上破格召见，吏部闻风而动，推荐曾氏承担更大的责任。于是从1838年到1848年，这十年之间，曾氏终于从一个办事员，十年七迁成为二品大员。
他走上了从政的快车道。
一切成功都不可复制。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合一。
学习曾国藩如何打造自己的人生，也许还有点意义。
在道光当政的日子里，曾国藩官运特别顺畅，升得连他自己都有点惭愧。他常常写信回家，说全赖圣恩浩荡、祖宗荫庇。
十年京官，从寒门学子到二品大员，这升迁之路历来是一个谜。很多史学家都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来印证曾氏是如何升迁的。
穆彰阿是他的贵人吗？肯定是！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对矛盾——确有其事，却难找到蛛丝马迹。
后来因为穆彰阿被定性为“奸臣”，曾国藩也许把自己日记中记载的与穆相交往，乃至感激涕零的东西一把火烧掉了。
但还有一点却无法避开，也无法烧掉。那就是曾国藩喜欢给朋友们写信，难道这些信中没有得意洋洋地炫耀过穆相对他的赏识、看重、提携吗？
这在穆相当政时可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
很遗憾这些通信中，朋友们都没有看见过这种炫耀。
这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曾国藩：这人城府太深了。
是的，他活得比别人多了无数个心眼，他努力塑造的是这么一种形象——我靠自己，我不投靠。
这更符合一个理学名士的公众形象。
火中取栗
在曾国藩十年京官的生涯中，大清帝国已经衰落。1849年2月，他升为礼部右侍郎，7月，升兵部右侍郎，只有达到这个级别，才有权力向皇帝直接上奏。没等他理清思路，到底向皇帝呈献什么治国之策时，道光皇帝就一命呜呼了。
1850年，新皇帝奕詝即位，取年号为咸丰，史称咸丰皇帝。咸丰一上台，就把穆爷拉下！
为什么要拉下穆彰阿？道理很简单——他不拉下穆爷，穆爷就会拉下他。
血气方刚的青年主子，很想有一番作为。上台后，发生了李沅星起义，他派大将镇压下去了，为他治国加了第一分。之后，两广总督拒绝英军入城，英军果然也没入城，让他信心大增。新皇帝认为1840年以来，签订这么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全是由穆彰阿和耆英这样的懦弱无能之徒当道，蒙蔽父亲所致。如果林则徐这样的忠良不被罢黜，穆彰阿等人不蒙蔽圣上，以林公之忠。朝野同心，必当横扫英夷。
这当然是非常幼稚的观点。
咸丰开始动作了。他重新起用林则徐，尽管林则徐两次称病不出，他还是数诏慰抚，动员出山。
在上任八个月后的1850年12月，咸丰下诏拿下了一向飞扬跋扈的穆彰阿，虽没治死罪，但永不叙用，另一老臣耆英则连降数级。
他得分越来越多，朝野信心大增，一片叫好。
政治斗争历来讲究阵营。凡是斗垮了的阵营就会遭到彻底清算。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流放的流放。于是，一时之间，穆党成了人人可以攻击的对象。
忠于穆彰阿的，只有一个字：查！查谁向他行贿，查谁向他写过效忠信。
一查，真是越扯越宽。这么一位当政几十年的资深政治家，谁敢跟他唱对头戏？要查，也许只有道光一家没有巴结过他了。
咸丰一看这形势，打击面太宽也不行。就定了几条原则：凡是大家公认的穆府死党，一个也不放过；凡是给穆相写过效忠信的，一个也不漏过；至于迫不得已写过几句奉承话，逢年过节送过一些钱物，只要数额不是特别大，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
这一查，倒是没有查出曾国藩有什么问题。连信都没有写过一封。
他确实没写。
不管怎样，穆彰阿倒了。对于曾国藩来说，在政治上失去了靠山。
向终点冲刺的曾国藩不得不放慢速度，冷静观察时局。
他毕竟有穆党之嫌！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
穆党一时基本肃清，曾国藩安然无恙。一则，穆相也只是推荐过他。穆相推荐过的人才，满朝皆是，一旦全盘否定，大清国基本可以放假了。二则，曾国藩并非穆相的死党。政治家的手段历来是杀鸡给猴看，然后打打拉拉，这么几个月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曾国藩并不认为一切真的平静了，他细心地观察着时局的走向。
1851年来临了。这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洪秀全呼啸山林，裹挟几万人起义了。
对于几万人的起义，在新皇帝看来并不是件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这种起义行为，政府一般叫“民暴”。暴民聚众闹事，派点军队去弹压弹压就行。大清皇帝只畏惧洋枪洋炮，对于鸟枪梭镖的民众，历来不放在眼里。
接到广西奏报。咸丰下令广西巡抚派兵弹压。
处理完这点公事，新皇帝来了番大动作：广开言路，共商国是。
在父亲当政期间，咸丰早就看出了弊端。但是那时候，他的目的是接班。大凡接班的人，一定得小心翼翼地伺候交班的人。所以许多事，他看在眼里不敢言。现在自己主政，他希望开辟一个全新的局面。
你们勇敢地给我提建议吧！我一定要把天下治理好！
在皇帝的鼓动下，各种奏疏不断地送到了咸丰的案头。
但敢说的没资格奏，有资格奏的不敢说。于是，咸丰收到的意见书，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主张，跟治国离得天远。
太平天国越闹越大，京城的各种传闻满天飞。下面报来的奏折，连起码的情况都没摸准：都称匪首是韦正（韦昌辉），称洪秀全为秀泉，是另一股土匪。
朝野议论纷纷，湖湘会馆也天天闹哄哄的。湖湘会馆也叫长郡会馆，是湖南籍在京士人聚集的场所。随着职务的上升，曾国藩实质上成了湖南在京人士的领头人。
湖南人喜欢抱团，又喜欢议事。新皇帝广开言路，让湖南士子特别兴奋。
湖南人有个特点：就是没吃没穿，也喜欢“操空心”。你无论到哪个公园、茶馆、餐楼、酒肆坐坐，苏杭人可能在听评弹；四川人可能在品火锅；福州人可能在谈茶道，湖南人多半在打嘴仗。他们唾沫四飞，纵论中外大事。说不定说着说着，冲动的就会为某个事情争执起来，甚至还会动粗。
新皇帝广开言路，湖南人个个慷慨激昂。这一天，大家约聚在会馆，畅谈国事。江忠源说：涤生，当下最腐败的莫过于用人不公。广西贼一起，各州长官弃城的弃城，逃命的逃命，虽然也撤职查办了他们，但不到半年，大多官复原职。这何以服人？
另一名叫郭嵩焘的举人抢过话头，说：广西贼倒不可怕，东南沿海海防松驰才是最大的隐患。江忠源反驳道：海防靠谁？不是靠人吗？不从吏治入手，一切都是空谈。郭嵩焘说：吏治要下药猛攻，但当务之急是外忧而不是内患。
这时，又有人掺进来讨论，一个个说得头头是道。郭嵩焘道：各位不要争了，我等一班湘人，现在可以给皇帝直接上书的，就涤生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我们不如请涤生代为我们上谏，直言直语，力陈时弊，如何？
众人鼓掌。
曾国藩道：爱国之心，忠君之道，我与各位感同身受。我一定代为上疏。你们可各拟文稿，我再综合。
大家觉得可行，当下散场回家，各人伏案疾书。
其实，曾国藩早就想上奏了。只是平生第一次上书，须写得好一点才行。再则，他还有点虚荣心，打算把给皇帝上书的奏折，抄一份寄回老家。
大清臣民都知道能给皇上上书的，才叫大臣。这是一种资格。于是，几番思索之后，他上了一道奏折，叫《应诏陈言疏》。讲的是如何用人，用好人等等。
咸丰读到曾国藩的奏折，大为感动，写了一段评论印发给各大员及各部各省讨论。
这道贴子在官场引起一片讽笑之声。
因为曾国藩在奏折里大肆抨击官场黑暗，既然别人都是坏人，就你一个人清醒，你去弄吧。
他提出的建议，一条也没得到落实，被扔进了字纸篓。
但他不气馁，又上了几道疏，也都没什么大的反响。
荷叶老家收到了曾国藩寄来的信，其中附有奏折。曾家大小非常高兴，合家大小围着信看，看了就再一个个细读。按曾麟书的意见，这些信本来是要快马送给县内乡绅，如朱尧阶罗泽南等人去看的，但曾国藩在信中说，已另寄朱尧阶、罗泽南等人。于是，曾麟书就要曾国潢快马送至衡山欧阳先生处，以及县内桂花外祖人家，让他们也分享这份喜悦。
在湘乡，明朝出了一个叫贺宗的人物，时任大理寺右评事，相当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一职。他曾向皇帝上奏，陈明湘乡赋税之重，请求皇上开恩，减轻湘乡赋税。皇上应允了他的请求，当时的湘乡举县欢腾。经乡绅提议，将贺宗出生的湄水湾改名为“评事铺”，以纪念这位给湘乡带来好处的贺评事。
有了这样的先例，这位今后必将给湘乡带来利益的曾家子弟的上疏，何尝不是一种让曾氏家族荣耀的举动？
曾国藩上书皇上的事，立即传遍了湘乡。
朱尧阶等人立即写信去大力褒奖。
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读完奏折，掷在一边。
此人姓罗名泽南。
在罗泽南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大量白银外流，民间凋零之状，百姓困顿之苦，远不止吏治与赋税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全身是病，要下猛药攻治才行。
在家的日子，曾国藩并没和罗泽南打过交道，只是很仰慕这位老家大儒。按说，他这么一个二品大员主动寄书给罗泽南，罗泽南应该高兴得逢人就炫耀才是。但罗泽南的骨头很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罗泽南知道：要是能够活下去，广西人就不会暴动。
他对这个从未谋面，放低姿态主动寄信来的曾国藩，没有半丝奴颜。他把掷到一边的奏折再拿起来读了一遍，立即给曾国藩回信。几句礼貌话寒暄过后，他就用了这么两句话，不客气地给曾国藩泼了一头冷水。
这两句话是：“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术。”
翻译一下就是：你要是怕说直话，证明你有贪恋位子的私心；你要是只讲些细枝末节，不说到点子上，那就是苟且偷生的文字游戏。
再引申一下，就等于是骂人了：你不过是个胆小鬼！拣些无关紧要的话，也算是上疏。现实生活哪里像你说的这么简单，这个社会要变好，就要动大手术。
写完，他想也没想就交邮差寄回北京。
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曾国藩收信之后，有些恼怒，又有些委屈。寄信回老家，原本是博取好名声，让乡人对他称誉不已，想不到罗泽南根本不买账。如果是别人这样回复，他还无所谓。因为罗泽南是湘乡名儒，门生弟子众多，他一说坏话，影响一大片。
一连几天，他都心情不好。
咸丰也如此。
雄心万丈的咸丰，此时被洪秀全闹得全慌了神，法度尽失。频繁换将，下面报来的尽是败仗，而银子花费不少。一年时间，拨付前线军费一千多万两银子全打了水漂。
这一千多万两银子打水漂的事瞒不住。不知是谁漏了出去，京城里就流传一首顺口溜：天天喊剿贼，越剿贼越多；大事没主意，种树管疏密。
前一句还好理解，后一句是宫里漏出来的，说新皇上对武英殿如何种树作了一番指示：说种得太密，以后必须是每两棵相隔一丈。这么一件小事，他竟亲自过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