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越闹越大。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丰大业去找知县刘杰理论。
刘杰说：我们调查清楚再说。
丰大业掏出枪来，嘴里叽里呱啦地嚎叫。
刘杰以为他是吓人的，不料，他竟然开了枪。当即，一名知县的仆人流血倒地。
太猖狂了，在中国的地盘上，掏枪伤人。那些民众再也忍不住了，一顿乱杀。
先后杀死：丰大业，丰大业秘书西门。
10名修女（被剥光衣服强奸、挖眼割乳，后被烧死）。
2名神父。
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
4名俄国侨民。
30多名中国信徒。
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四座基督教堂。
朝廷速派曾国藩赴天津，会同崇厚处理。
他不是直隶总督吗？怎么要“赴”天津呢？
那时天津还没这么重要，只是一个通商港口。总督在保定办公。
曾国藩接到这个上谕后，痛苦极了。
他写好了遗书。
为什么要写遗书呢？
他深知事情最终不可能按他的意愿来处理。作为一个儒学圣徒、一个大清臣子，他对西方列强欺侮中华，有着强烈的，发自内心的痛恨。他不痛恨他们的科学，不痛恨他们的艺术，更不痛恨他们的文明，他痛恨的是他们弱肉强食，巧取豪夺。
但痛恨有什么用呢？
这个一向软弱的朝廷，面对列强欺凌，毫无还手之力，经常丑态百出。
他知道，自己将是一头替罪羊，几十年的名誉会毁于一旦。
曾国藩判断对了。
在历史上，因这件事，曾国藩被戴上了一个卖国贼的帽子。后来，历史还给李鸿章戴上了这一顶帽子。
曾国藩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烫手山芋。当时，强硬的法方，激怒的民众，软弱的朝廷，构成了教案的三方。
法国大使罗淑亚步步紧逼，除了要求处死参加打死丰大业的“刁民”外，还要求处死天津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提督陈国瑞。数次照会，提出武力威胁，甚至公开侮辱曾国藩，说：“国弱无力惩办凶徒，或者从恶谋不愿惩。实为之懔然而深虑也。”
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个弱国！你们这些弱者！
是的，这是个弱国，但民众并不弱，他们在严刑审讯面前，坚决不承认自己动了手。穆巴、王六、葛三、陈麻立，拷打之下，没有一句口供，其他的人，今天说参与了，明天又翻供。所抓获的民众，让曾国藩难以取到实证。
如果是“通匪”时代，他说杀就可以干掉，但是，现在是中外纠纷，乱杀或者错杀，就难于收场。
于是，他感到了无头绪。
群体性事件，是谁下的手，确实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
他定下了一条原则：天津知县、知府、提督都不是幕后指使者，无非是处理突发事件不得力。特别是陈国瑞根本就没有参与。所以，他上奏把知县知府两人革职。
然后，他以一种乡绅判案的思维，既然杀了二十个外国人，也抓二十个中国人杀了，以一命抵一命的办法，平息事态。
他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说他有办法——那只有一个长远打算：徐徐图之。
因为国力弱，暂且忍一忍，向西方学习，等把坚船利炮都学到了手，再说硬话，办硬事。
朝廷不同意。朝廷说：“惟衡情定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人就案？”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能预定杀二十个呢？该杀的就杀，不该杀的就不能杀。你要以“事实为依据，以供词、旁证、实物，组成一个证据链，才能定罪嘛”。
其实，这只是一个阴谋，慈禧在耍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她内心非常畏惧列强，比如：她令李鸿章来接手办理教案，却叫他把带的三千兵，不要带到天津来，免得洋人怀疑是要启战端。口口声声，要曾国藩把这案子办得“洋人折服”。
另一方面又要顾及国内沸沸扬扬的舆论。
慈禧其实早就定下了息事宁人的调子，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在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很坑人地说道：“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只是把个烫手的芋头扔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很难两全，而罗淑亚天天紧逼。他不得不将刘杰、张光藻撤职。上报了“杀二十人，判刑多人”的方案。
如此一判，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朝廷决定换人，让李鸿章来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来了，处理意见，基本如此，只是四名俄国人只要赔钱，不要抵命了。
此时的曾国藩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唯一能做的是：刘杰、张光藻被充军黑龙江，行前，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
处理天津教案，让他声誉全失。一时，万人诅咒。特别是爱憎分明，血性十足的湖南人，竟然把曾国藩题写的北京“湖南会馆”牌匾摘下来，踩烂，放一把火烧掉。
这对曾国藩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曾几何时，曾国藩是湖南人无比的骄傲。全湖南以他为荣，而今，全湖南都朝他吐唾沫！
对一向视名誉如生命的曾国藩来说，这无异于用尖刀割他的心。
他怏怏不快地，第三次回任两江总督。
天津教案了结后，清政府专门派出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前往欧洲向法国道歉。
理由：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有诚意，不远万里，前来贵国，忠诚地表达我们的歉意：尽管是你们先开的枪，但是我们毕竟打死了你们的人。我们做得不对。希望通过这一次之后，我们永远团结，亲如兄弟。
崇厚于1870年10月底，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下旬，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
崇厚恭恭敬敬地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上。
他说：希望法国政府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
梯也尔回答：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至此，曾国藩对这个腐败的清廷，完全失去了信心。
他为之“中兴”的梦，越来越遥远。
同治十年，他第三次回任两江总督，在任上，他又审理了一件案子——“刺马案”。
原任两江总督马新贻阅兵回来的路上，竟然被一个叫张文祥的刺死了。
这是大清二百多年来，唯一的一件怪事。一个总督被人刺杀了。
有关这个刺杀的版本，很多，很多。
但张文祥的嘴里永远只有一个版本——无任何人主使，他不过是人生屡屡失意，连做点典当行生意，也被马总督所禁止。
任何人都不相信这个理由！
于是，案件一审再审。
曾国藩接手这个案子，已是别人差不多审完了。
他来审，主犯还是那个口供，怎么也弄不出什么背景，什么主使。
他也懒得寻根究底了，还是将原来别人报的结果上报。
然后，下令将张文祥处死。
这个案子，是一个谜，永远成了一个谜。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谜，只是那些无聊的文人，为了某种戏剧效果，故意说成是一个谜。事实上，张文祥没有任何人主使，他是当时无数活得非常渺小的小人物之一。他仅以典当行这点小生意为生，连妻子也跟别人走了，你马总督连这个生意也不让他做，他喝西北风？
太平天国是一群人起事，张文祥没那么大的能耐，他单枪匹马，杀了一个总督，值了。
因为对张文祥这样的底层人物来说，在这黑暗的社会，活着太累，不如死去。
曾国藩是清楚这一点的。
他的晚年，非常不愉快。他看不到什么希望。好在他还有一个当年一同研习理学的朋友吴廷栋退休后住在南京，他时常去坐坐。
不过，他们谈的不再全是理学。
在时代的变局中，曾国藩至死也没有明白：理学能挽救国家吗？
好像能，又好像不能。
1872年3月，曾国藩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3月12日，他死于两江总督府邸。
六十二岁，他似乎死得过早了，其时，清朝还需要他。
他是被这个帝国累死的。
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讲求理学，理学不能救国。他一生倾尽全力地镇压太平天国，到头来维护的是一个与太平天国同样腐败的王朝。他尽其所能地推动洋务运动的发端，希望能求新求变，帝国仍然是一派死气沉沉。他一生以身作则，希望言传身教，扭变世风，但是，腐败贪污日甚一日。
他活得太累太累，除此之外，他至死也没弄明白：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从嘉庆以后就江河日下。这不是简单的朝代更迭，而是帝国在世界列强中的不断滑坡。
曾国藩时代终结了。清廷闻讯，给予了他极大的哀荣。
历史给予他两极的评价：誉之者谓为圣贤，贬之者称为国贼。
真实的曾国藩，只是一个在夹缝中顽强生存与不断突围的历史人物。有人看到他的德，有人看到他的术，有人看到他的圣，有人看到他的伪。其实，他只是千百年来，众多中国士子浓缩的典型符号：一个不断的追求者、清醒者、思索者、探索者，也是那个体制下没有悬念的失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