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位朋友，以“宁夏文化产业与旅游开发研究”项目组的名义，走进了他的福地——镇北堡西部影视城。
这是一座西北地区常见的那种黄土铸成的堡子。破旧坍塌的墙垛在秋日冷冷的阳光下，显得沧桑而神秘。没有张扬，没有铺排，一切都是那么原始和简单，就是这座普普通通的城堡，在他智慧的大脑里，被构筑成一道亮丽的风景，从而使镇北堡如一位历经沧桑而蒙尘的美人，一夜之间焕发出神奇的魅力和光彩。这对于我，无疑是心中藏着的一个迷。解迷而来的我，带着一份崇敬和好奇。
初次与他结缘，那还得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约十二三岁的样子。最初在一本破旧的《宁夏文艺》上读到过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小说的题目早已记不大清楚了。依稀有点印象的是小说中的一个女主角，穿着破旧的衣衫，但依然难掩她青春的美丽。她与男主角相遇在一座开往省城拉运货物的火车上，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早已忘记。这个女主角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当我读托尔斯泰的《复活》之时，在玛斯洛娃的身上依稀看到了她的影子。
后来，随着他的《灵与肉》《绿化树》《土牢情话》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小说进入我的阅读视野，使我这个从小就喜欢文学的人一下子跌入了他设的“罗网”，痛并快乐着。
也许是在“文革”中有过相似遭遇的家庭使然，我对他的小说有一种知遇之感。特别是他精心创设的那种深情而迷离的氛围，让我在安抚灵魂的寻觅中，找到了可以抵达心灵秘境的路径，让我陶醉于那样的表述和氛围，让我震惊于人性的卑劣和残忍，让我感动于在磨难中人性良知的复活和回归，以及爱情的力量。
真的，那时的我，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让文学担负了心灵的全部寄托。他关于苦难的写作文本和对人性的反思，对体制的批判，在思想刚刚解禁的那个非常年代，无疑是石破惊天，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特别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启示录系列小说，反映了非常时代、政治高压下的人性异化、人格分裂的悲哀。解剖人性应该说是淋漓尽致的。
我曾震惊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作家对于自我的解剖，他就是郁达夫。他除了在国破家亡的悲哀中揭示弱国子民的心理病态外，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自身的解剖。在他写实的日记、自传的文本中，自我解剖是深刻而不顾情面的。让我在阅读过程中由当初的震惊到理解一直到对他超越自我的尊敬。这样的作家仿佛在写他个人的悲哀，其实是在传达一个民族的不幸。单纯地看他的文本好像在传达着个体的人生命运，实则昭示着一个民族的命运。
张贤亮的写作，让我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只不过，他只是单纯以小说的形式，在解读那样的时代，那时的民族，那时的世道人心，那时的悲哀。这一点是让我难忘的。
记得2006年，在网上，著名诗人叶匡政有一篇文章叫《文学死了，一个互动文本的时代已经到来》，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此争论，我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在那个年代所起的作用。我明确告诉叶匡政先生的是，文学不会死亡！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铸民族灵魂的使命。现在说文学的死亡，只能说明有些人的短视。
以前，也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纯审美创作思潮，曾经让一些人走向迷失，产生了一批没有灵魂的文字垃圾。诚如一个健全肥硕的人没有思想一样，如同行尸走肉。因此，割裂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导致的结果，肯定是文学的残缺。如今，在这个“解构”的时代，在这个“颠覆”的时代，在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坛，重读他的作品，更觉他文章中艺术的光芒和思考的力量。
后来，我读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小说中国》，应该说，他是用散文的笔法在陈述他思考的结果，对那时非常尖锐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我佩服他的睿智和思考的深度，更感动于他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一些观点在那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直到后来，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印证着他的观点和见解。
这次采访他，题目虽然是关于宁夏文化产业化和旅游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我最感兴趣的仍然是他对当下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因为他的思考对我是神秘的。
当我问到当今中国西部人文生态环境问题时，他侃侃而谈。他说：“西部地区人文生态环境比东部的确是落后一些，为什么？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一方面，西部接受市场经济比东部来得晚。它长期靠计划经济支撑着，而且计划经济之前它是属于自然经济状态。它对商品经济是很不熟悉的。那么，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整个还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和官本位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人文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西部由于发展比较晚，它的民营经济不强大。浙江、江苏等地的民营经济已经占整个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而我们西部，主要还是靠国有，民营经济还是中小户，这样的话，政府职能转变就比较慢，观念转变也慢，服务意识差。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府服务职能强，服务意识也强，因为手下全是民营经济，政府得听民营企业的话，不听，人家就不选他，他就得退位。中国西部，民营经济弱，国有经济强，国家掌握的资源是巨大的，因而，官本位意识就强。一切都得听上面的，那么服务意识、服务效能，就成了一套官场文化。在西部，应该说省、市、自治区这一级的官员据我接触看，他们的观念是比较先进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大多都不是本土人，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发达地区调过来的。所以说，你说那个省的省长的脑子不开化，不是那个问题，他脑子甚至比我还开化，因为他们有出国的机会，有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有从外地特别是发达地区工作带过来的丰富经验，这看似好像不成什么问题，但是他们的意图为什么贯彻不下去呢？这是因为大量的基层干部是本地的。他们无法击破这样一个地方已经形成的关系网络。所以我给西部的有些官员说，我怀疑这个政权是不是在你们手上。他们也很着急。这个已经形成的地方网络不是有组织的，是无形的，是他们一贯性的思想基础（具有传统社会的典型烙印），是一种思维方式。”
他的剖析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传统的积淀在西部人身上落下的尘埃。我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沉思良久后说：“你们知道2005年娱乐圈最火的事件是什么吗？超女！超女是怎么产生的？选举！你说那个李宇春，她怎么会火暴起来的？美国人怎么会把超女作为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呢？这个事情不容忽视。超女事件昭示着中国真正的选举时代已经到来！只要一海选，监督就来了。人家四川做得好，四川三分之二的县要进行直接选举。人家搞试点。这一选举，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并没有动摇。因为你海选的都是共产党员。有人说中国的国情不能选举，一选举就乱了。这超女一选知道了，中国的选举很民主、不会乱呀！”
“就说卖官买官的问题，中间怎么会出那么多事情，同样一个道理，你的官员是委任的。只要一选，他不讨好上面了，他得讨好下面，他的眼光得向下去讨好老百姓，他怎么会去卖官买官呢？”
我以前看到过他写的一篇小说《无法苏醒》，寓意非常深刻。对此他说：“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有许多老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死人抓住活人。我们现在死人常常拖活人的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有新的东西出来了，往往总是指责的多，指责的往往都是旧的观念，旧的观念对于我们现在思维方式或意识形态的控制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这个阴影。”
他的话让我想到了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他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在谈到他的事业时，他不无感慨地说到名人办企业的难处。他说：“有人说，张贤亮是名人，名人办企业，名气大，关系多，容易成功，实质不是那么回事。一般商人办企业，可以通过无序的游戏规则做到一些事，我做不到。比如说，很简单的小事，要请客吃饭，把管事的人请请，这事就解决了，但是我不能那么做，我必须一层层上报，一层层等着批，照此下来，在一般商人一顿饭解决了的事情，我常常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有时还找不到头。并不是名人办企业容易，名人办企业相当难。”
“另外一个，受社会瞩目。一般人办企业赚钱也就赚了，但名人办企业赚的钱你必须考虑社会，他还有个社会的影响问题。我的企业一开始赢利时，我就不断向社会回报。教育捐款，自然灾害捐助。我的员工的福利水平、工资待遇，都要比其他民间企业高。”
他说，我们已经是宁夏的文明窗口了，但文明窗口不见得就不出事故。文明窗口出事故，我必须要比现在法规规定的补偿更加“文明”的待遇给大家。他在谈到动情处，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我的工地上出了一个事故，有一个农民工自己不小心，开车压死了人，按照农村抚恤，给3万块钱左右，而城市的赔付竟然要8万元，我们农村人的命不值钱嘛。我本可以用3万元打发了，但是我按城市标准赔付他，而且我还给他保了险（我这每一个员工都保险，都有意外伤害险）。公司给他两万，我再给他两万，这就四万，不仅是这，他还有个60多岁的老母亲，有5个兄弟姐妹，但是他母亲不愿意跟其他几个孩子过，因为其他几个都是农民，都自顾不暇，我答应他老母亲每月领600元抚恤金，一直领到她老人家自然死亡为止。一般中国企业没有这样做的。我想，构建一个和谐社会，首先你必须构建一个和谐的企业。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此，必须先要从构建和谐的企业开始，你对待员工像我这样处理劳资纠纷，他还去政府静坐？每个员工过节有一份福利，她老人家也有一份福利，中秋节我们照样给她送月饼，一直保着她去世为止。”
“我这个地方，采取的是分享制，而不是剥削制，这一点很重要。比如我们的员工，在别的单位也许只拿800块钱，在我这里能拿1000多。在劳动力市场上，凭你的能力、学历，一般的只能拿到800元，请问，那200多元是谁给的？那是我的智力创造给他的，所以我这就叫劳动分享制，而不是剥削制。”
2004年他被评选为“中国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其实，我要说比起陈天桥、比起盛大，那码子差得大得很，人家也是十大杰出人物之一，人家几十亿的资产，咱们充其量也就6000万吧。人家是利用高科技，从网络上发展的，网络是个新兴产业，我是完全靠自己的投入。几乎是靠手工操作，而且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具备建立企业的条件，政府应该给我们的“三通一平”都没有。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地还有老乡在这里住着，有20几户农民。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把企业搞起来了。这不但需要一些智力的投入，需要策划，需要设计，更需要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十多年，老实说，也是很艰难的，并不是别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在与他的谈话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作为中国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之一的典型意义。他的入选，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谈到他的影视城将来的发展思路时，他说：“搞一个企业，眼光至少要超前10年，你必须使你的企业要有可持续发展。我早就看到了影视城这个产业是夕阳产业了。我不是搞成功了吗？中国所有的影视城都到我这里来取经。比如新疆的、西安的，他们说张贤亮搞影视城那么红火赚钱，咱们也搞一个。我说你们不要搞了，以后高科技，不要说以后，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的大片都是电脑制作，是靠电脑搞出来的虚拟世界，比如《加勒比海盗》《特洛伊》等，所以如果再过十几年，人家就根本不用你的外景拍电影，还要你影视城干啥？因此，我现在正在把镇北堡西部影视城逐步向中国古代西北小城镇和农村的主题公园这方面发展，进行民俗化改造。过去纺棉花织布是这样的，过去的茶馆是那样的，过去的当铺是这样的，过去的染坊是那样的……就是让游客参与，在参与中玩乐。现代化的东西他玩腻了，让他返璞归真，让他穿越时光的隧道，回到过去。将来的影视城会更有玩头。这不就是个游乐园吗？这个游乐园不是高科技的，是土的。过去老祖宗是什么样的咱就什么样的，中国化的。”
“我还真正把影视城当做玩了。我70多岁了，我干影视城时57岁，按常规55岁就该退休了。别人去钓鱼、打朴克、搞个健身操、上个文化广场……而这里，就是我的玩。把劳动变成娱乐，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我的这个话是有理论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并没有描绘，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作里都没有说将来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说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你要什么有什么，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这是后人的附会，这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我们中国老百姓说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这都是老百姓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整个著作里，没有写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只要一提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这样一句话：就在未来，人们会把谋生的必需（劳动）变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娱乐！把劳动变成娱乐，就是劳动娱乐化，所以我现在过的就是共产主义生活。你想我遇到了那么多困难，我要是不把劳动当玩，我不知道医院去了多少次了。在我身上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就是劳动娱乐化。你不要说这个艰难，那个难以克服，你要把它当做必不可少的娱乐，你要抱着玩的心态，第一，你自己会乐此不疲，第二，你才能玩出结果来。”
谈到他对宁夏文化的定位，他说：“宁夏实质上是以移民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体系。宁夏的回族是从中亚西亚那边过来的。要推到他们老祖宗那一代（元明两代），江浙人迁移宁夏来的多，主要是来戍边。在宁夏府志上说，宁夏有江浙遗风。宁夏本土有什么文化？党项已经没有了，党项民族也没有了，西夏国早就亡了，西夏国给我们留下的东西非常少。我们老打西夏文化的牌子，我有些质疑。回族文化在宁夏事实上也并不是很深厚，因为回族老家不在宁夏，是从中亚西亚经新疆那边过来的，或者是从云南那边来的。即使你叫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个回族也是外来的，比如纳家户，那也是从陕西过来的。所以宁夏文化定位就是移民文化，正因为它是移民文化，所以它对外来文化不排斥，还比较丰富多姿，还比较追赶时髦。这样，你就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兼容并蓄。”
在谈到他的会客室的布置，他说，我倾向于佛学，我认为佛学是一种非常高的哲学。至于信仰，那不会，这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问题。
我知道他经历了许多挫折，他说他依然感谢生活，没有抱怨。他说，作为人，要有满足的心态，知足者常乐。如何看待挫折呢？要把它当作一种对你个人的磨炼和锻炼。
最后，我问到他的创作时，他说，我现在还在写作，但我想突破自己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不急于发表，不图名、不图利，写嘛，也是个玩。从他的这句话中，我感受到了他对待人生的那种达观的态度。
采访结束了，我知道他的思考还在继续，玩（劳动）并思考着！劳动（玩）并快乐着，这是他走过人生风雨之后所呈现的色彩，沧桑而美丽，绚烂而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