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有四代异制，以今、古学说之，皆非也。然先师既主此说，不能不婉转以求通，所谓削足适屦之事，每不免焉。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礼》所言则万里，此今古礼制之分也。特二学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说四代也。而《尚书》有五服之文，本与《王制》三服、《周礼》十服不合。而先师欲各合其礼制，故今学之欧阳、大小夏侯说则以五百里为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减省里数以求合《王制》之说也。古学之杜、马说，则以为千里为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为万里，加多里数以求合《周礼》之说也。实则《王制》、《周礼》之说，皆与《尚书》夏制不相关。而今古先师乃欲抱其《王制》、《周礼》之说，以遍说群经，统括沿革。其中左支右绌、朝四暮三之踪迹，班班可考。今诚各知其所据以推考求通之意，则我用我法，得失易明。若不知其所据，震警其异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于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岂能合也哉？予确知无师折中求合之说都非本意，故欲以四代沿革补正其误，使知此皆后师推衍之说。不明此意，经意何由得哉！
《三传》著录，皆先秦以前。《穀梁》鲁人；《左传》燕赵人。故《公羊》出入二家，兼收燕、鲁，特从今学者多耳。今学二伯；古学五伯。《公羊》从五伯之说。他如仲子为桓母，改蔡侯东为朱，凡此皆事实之变异者。至于礼制，则说禘说郊，时杂古制。盖以齐居鲁与燕之间，又著录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学深思者，当自得之。
《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敌，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
今学传孔子，本始于鲁。公羊始师齐人。受业于鲁，归以教授，当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游学于齐，学于公羊，始师其说。《春秋》多同《穀梁》，是齐学初不异于鲁学之证。至于归以教授，齐俗喜夸好辩，又与燕赵近，游士稷下之风最盛，故不肯笃守师说，时加新意，耳濡目染，不能不为所移。齐学之参杂于今古之间，职是故也。《儒林传》言，伏生口授《尚书》有壁藏书，《公羊》有齐语，故人以为旧由口授，至汉乃著竹帛。实则群经著录，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齐语，是秦前先师，非汉后晚师。不如旧说孔子畏祸远言，不著竹帛也。
鲁恭王坏宅所得之书，不止古学，即今学亦有，以其书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诸书，皆鲁学也。伏生口授《尚书》，世已尊行；鲁壁中古文出，孔氏借以写定，鲁《书》遂变为古学矣。《春秋公羊》由齐传授，壁中所出，当即《穀梁》。《穀梁》传而壁中鲁学《尚书》之本文不传，遂使人疑非其比，岂不可惜哉！
壁中《尚书》出，东汉诸儒以古学说之，亦如《仪礼》古文而西汉诸儒以今学说之也。二书本无今、古之分，其以今古分门户，先师附会之说也。
鲁人不喜为汉用，汉家因少抑之。鲁学又无显者。《公羊》之盛，全由公孙弘。《穀梁》经传皆先秦之遗。史公云：「秦虽焚书，而邹鲁弦诵之声不绝。」故汉初征鲁生讲礼，鲁书未亡。汉抑鲁学，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后既久，分兴鲁学，而犹假借坏宅得书以为说者，则又史臣回护之言，不尽事实也。
鲁书未亡，学犹盛，故《鲁诗》、《穀梁》，江公能传之。不然，则江公何以崛起？鲁《书》学之亡，则以世无达者，不幸而亡。《穀梁》虽存，终汉乃得立，此鲁学之所以微也。鲁《尚书》家不传，《班书》谓《伏书》传于齐鲁，非也。鲁自有《尚书》，不传于世，班意欲周旋此事耳。
汉初，齐人以经术贵显者，始于伏生，继以公孙弘，故齐学盛。鲁无显达，故以寝微。至于重鲁轻齐，则宣、元以后风气改变之言，亦赖当时天子、丞相之力耳。不然，终汉不得立也。
汉初，经学分三派，鲁、齐、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分三派者，《诗》[《鲁诗》、《齐诗》、《韩诗》、《毛诗》]《春秋》[《穀梁》鲁；《公羊》齐；《左传》古]《礼》[鲁高堂生传《士礼》；齐后仓，古《周礼》]《论语》[《鲁论》，《齐沦》，《论语古》也]四经是也。分二派者，《易》、《尚书》、《孝经》三经是也。《尚书》今学，出于伏生，齐学也。《易》传于田和，亦齐学也。《孝经》后仓、翼奉，亦皆齐学也。然则七经中，齐古学皆全。所缺者，鲁之《易》、《书》、《孝经》三经说也。汉初，齐盛鲁微，故失其三经之传。而古学行于民间，乃能与齐学相敌。则以古与今异，齐鲁同道，故存齐而鲁佚与？
《毛诗》说田猎，与《穀梁》同文。此古今学所同之礼制。故予谓今学所不改者，皆用《周礼》是也，柳氏《大义》不察，乃以《毛诗》与《穀梁》同师，则合胡越为一家矣。古、今学所同之礼，当由此推之也。
汉儒著书，初守一家之说；至于宣、元以后，则不能主一家。如刘子政学《穀梁》，而《五经通义》、《新序》、《说苑》中所载礼制，乃有与古学同、今学异者。是不专主一家之证。
汉初古学不显，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礼，此古学先师在《公羊》著录以前已经大行之证。因《公羊》之录用其说，足知其书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传》言：「誓、诰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与《荀子》同。据此说，则今说谓周初无盟，桓、文不交质也。《周礼》有盟，《左传》有交质，此即实事，亦不与今说相妨。《周礼》非周公手定，《左传》桓、文亦无交质事，疏家乃以《穀梁》为汉初人著录，不见古籍而然。如此说，则何以解于《荀子》？又《穀梁》为汉人作，从何得来？凭空臆造，全无实据，然疏家说不足驳斥也。
《春秋》去文从质、因时救弊意，本于老子，而流派为子桑、惠、庄之流。墨子学于孔子，以其性近，专主此说。用夏礼改周制，本之于《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不树之意。特未免流于偏激，一用夏礼，遂欲全改周礼，与孔子之意相左矣。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论语》「禹无间然」一章，全为《墨子》所祖，所谓崇俭、务农、敬鬼、从质，皆从此出。然孔子美黻冕，墨子则并此亦欲改之。当时如墨说者不下数十家，特惟墨行耳。
礼学之有古、今派，是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质易见，异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见于《周礼》、《仪礼》、《王制》者，此等礼制不能归入于今，亦不能归入于古。窃以此类亦有数例。有为经中未详之义，补经未备，如《仪礼》诸记之类是也。有为缘经起义，如《诗》、《书》有此说，先师存此义，为《礼经》所不详，如《王制》言天子大夫为监之类是也。有为沿革佚文者，《周礼》、《仪礼》皆一时之书，一代典礼，每有修改；《礼纬》言周初庙制，与后来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礼》为何时之书，《仪礼》为何时之书，则其中不无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礼之类是也。有异说别录者，古人习礼，质文随意，有既从一家而其异说亦偶存之，如子游、子夏之裼袭不同是也。有为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时制者，如《乡党》记孔子之事，张盟生说此皆孔子一人之事，与常不同者，使常义则可不见，又其事为朝廷所不详之事，故随人而改是也。有为训诫之事，如《少仪》、《弟子职》之类，并非国家一定典礼，私家编此以训童蒙，言人人殊，详略随意之类是也。有礼家虚存此说，欲改时制，未见施行者。有因缘失本，误据为典要，实与礼制不合者。有残篇断简，文义不全者。有经传混淆，前后失次者。有句读偶误，断续非真者。门目既多，岂能必所言之，皆合本义？故说经以《礼记》为繁杂难通。然既得其大纲，再为细分节目，有所不解则姑阙疑，就所立门目以求之，想当十得八九矣。
《周礼》之书，疑是燕赵人在六国时因周礼不存，据己意，采简册摹仿为之者。其先后约与《左传》、《毛诗》同，非周初之书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与《尚书》典礼不合，又与秦以前子书不同。且《孟子》言：「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无缘当时复有如此巨帙传流。故予以为当时博雅君子所作，以与《王制》相异。亦如《左传》之意。其书不为今学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礼制与《左传》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识二书孰在前，孰在后，孰为主，孰为宾也。
《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此一定者也。今不能于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约高堂传《经》以后，已为今学。后《古经》虽多廿余篇，无师不习，是《经》亦今学之经矣。于此经欲立今、古二派，殊难措手。然细考《记》文，颇有与本经不同者，则《经》为古学，《记》为今学，亦不妨稍分别之，以示源委区别之意。
西汉今学盛，东汉古学盛。后盛者昌，而《易》、《尚书》、《诗》、《礼》之今学全佚。而惟存古学，无以见今学本来面目。犹幸《春秋》今学之二传独存，与古相抗，今学全由《春秋》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书，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为之呵护。予立今学门户，全据二传为主。至今学所亡诸书，皆以二传与《左传》相异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继绝之功，准绳全操于此。此又治经之一大幸也。
《异义》引今、古说，有经传、师说二例。师说多于经传，十分之七八，非议礼之口说，则章句之繁文，未足为据。汉廷议礼，视丞相所学。苟与之同，虽屈而可伸；倘或异家，即长亦见绌。半以势力辩呐定优劣，无公道也。又东汉以后，今学与古学争，如《异义》所载是也。西汉以前，则今学自与今学争。夫一家之中，何有长短？乃意气报复，自生荆棘。如辕固、黄生之论汤武，彭祖、安乐之持所见，必于家室之中，别图门户之见。盖诸人贪立太常，邀求博士。汉法：凡弟子传先师说，苟其同也，则立其师；倘有同异，则分立弟子。故当时恒希变异以求立。严、颜因此得并在学官。大小夏侯，大小戴，意亦如此。其分门为利禄也。以此倡导学者，宜乎人思立异。实本一家，而夺席廷争，务欲取巧，遂致同室操戈。后来古学太盛，今学遂不自攻而深相结纳，以御外侮，而已有不敌之势。无事则相攻，有事乃相结，《唐棣》之诗，何不早诵乎！
予约集同人，撰《王制义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穀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据马辑本]并及两汉今学先师旧说。[《今文尚书》、《三家诗》用陈氏辑本。至于《春秋》、《孝经》、《论语》、《易》、《礼》尚须再辑]务使详备，足以统师今学诸经。更附录古学之异者，以备参考。此书指日可成，以后凡注今学群经礼制，不必详说，但云见《义证》足矣。如今《易》、《尚书》、《春秋》、《公》、《穀》、《诗》鲁齐韩、《孝经》、《论语》皆统于《王制》，可以省无数疏解。习今学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视学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蜡，而且胶葛支离，自生荆棘。一俟此书已成，再作《周礼义》以统古学。而其中节目详细，均见于《经话》中。
地理家有鸟道之说，翦迂斜为直径。余分今、古学，意颇似此。然直求径道，特为便于再加高深；倘因此简易，日肆苟安，则尚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无数小派，稽其数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揽，则亦非易事。
郑君号精通三礼。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数易。注《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徒劳唇舌，空掷简札，说愈繁而经以愈乱，大约意在混同江河，归并华岱，自谓如天之大，无所不通，乃致非类之伤，各失其要也。[《后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礼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按：此谓郑君混合今、古也。]
今、古不同，针锋相迕，东汉诸儒持此门户犹严。许叔重治古学，《五经异义》是古非今，《说文解字》不用今学；杜、郑、贾、马所注《周礼》、《左传》等书，不用今说；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礼》；是其证也。郑君生古盛今微之后，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为何以笺《诗》，欲以今学入古也。为何以注《周礼》，欲以今说补古也。为何以注《尚书》，欲以今文附古也。今、古之分，自郑君一人而斩，尊奉古学而欲兼收今文，故《礼记》、《仪礼》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魏晋学者尊信其书，今、古旧法遂以断绝，晋儒林所传，遂无汉法，且书亦因此佚亡，不能不归过于郑君。盖其书不高不卑，今、古并有，便于诵习，以前今、古分门之书皆可不习，故后学甚便之，而今、古学因之以亡。观于表说可以见之，不可不急正者也。
郑君之学，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经，力与郑反，意将其所误合之处，悉为分出。经学至郑一大变，至今又一大变。郑变而违古，今变而合古。离之两美，合之两伤，得其要领，以御繁难，有识者自能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