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
乞巧的风俗，最早见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晋周处《风土记》曰：“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载：“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大踏步以乞巧。”汉魏以来，以七月七日为题的诗赋很多，所反映的风俗大体与《风土记》、《荆梦岁时记》等记载差不多。甘肃西和、礼县两县之地乞巧之风俗最为特殊、最为隆重、持续时间也最长。这两县的乞巧都是从农历七月一日起，到七月七日止，而且都要供奉用纸糊的“巧娘娘”，未婚女孩成群唱歌，又跳又摆，并一村一村、一街一街间互相走访，对姑娘们来说，其热闹欢乐的程度远过于春节。近年来城里面这种活动渐渐少了，但农村中依然如旧。据上辈相传，此俗历史已经很久。
一
西、礼两县，每年六月下旬，村里的姑娘们便商议乞巧之事。大体是邻近的二三十个姑娘联合起来，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借物，并开始考虑编乞巧时的唱词。重要是商定“巧娘娘”坐在谁家。大部分置在家里有未出嫁姑娘，房屋比较宽敞，父母比较开明的人家里。
七月一日的前一天，姑娘们穿着新衣服，成群结队到城镇的纸马店去“请巧娘娘”。此前，各个纸马店都已经扎糊成很多巧娘娘（脸面是用人面模子，糊层层麻纸，晒干后再糊上白纸、描画着色而成），到时候摆出来。彩衣、花鞋，约有三四尺高，十分俊俏。请（买）来之后，供于布置好的屋内桌上，烧香点蜡，在大门外燃放鞭炮，举行迎巧仪式。当晚姑娘们面对巧娘娘，在前面空地上跳唱，请巧娘娘“下凡”，迎巧时唱的是传统唱词。此后至七月初七晚，供巧之室常常人满，有其他街道、村庄的姑娘们来参观。一队队姑娘们手拉着手，一前一后甩着胳膊跳唱。歌词大都或联系现实，或抒发姑娘们的情感，颇合比兴之义。这中间也有些年龄大的妇女幕后指导，帮助编词，颇似花儿会上的串把式。因为乞巧只有未婚的姑娘可以参加，已结婚妇女可以看，不能参与跳唱及请、送等活动。中青年妇女是从姑娘过来的，所以也都极为热情，多少反映出她们对过去的留恋与怀念。有时候，姑娘她们也请识字有文化的青年学生等帮助编词。但编得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是那些出自妇女自己之口的“天籁”。旧社会唱的词中，比如：“鸦片烟，稀罕罕，一个银元只买一点点，呼噜呼噜钻眼眼（按：指烧烟泡儿），吃的人脸势黄扁扁。淌眼泪来打哈欠，卖儿卖女卖家产，打架骂仗不安然。掌柜的（按：指丈夫）再莫吃鸦片烟！”“槐树槐，搭戏台，叫响姐，看戏来。不能来，为她的男人不成才：先卖庄窠后卖房，揣着骰子上赌场。一晚上输得光荡荡，气得姐姐眼泪淌。也不吃来也不喝，睡着炕上怨亲娘。贪人家银，贪人家金，推得女儿进火坑！”其中批判的意义和对买卖婚姻的反抗情绪不用多说。有的歌词比较长，可以唱一二十分钟。
姑娘们大约从初三、四开始，成群结队到附近村庄、巷道参观，并且也去唱自己编的歌，很有观摩、交流的意思，形成少女们的一种交谊活动和诗歌交流活动。
初七清晨是“迎水”，姑娘们到泉里汲回第一桶水。晚上，每个姑娘带上事先生成的一碗扁豆芽和一个小盆子或碗，到坐巧的地方，盛上泉水，在灯下将豆芽粒放在水中，看映在碗底的影子，如果人多，有的就在院子里点着蜡烛看。姑娘们口里唱着歌，如“豆芽儿细，豆芽儿弯，巧娘娘给我开心眼。”“莫赐宝贝莫赐钱，赐个阿家（按：即婆婆）懂瞎好（按：指识好坏），赐个女婿懂人言（按：指通情达理）”之类。姑娘们通过对豆芽所照影子的解读，曲折地表现出自己的愿望。这是在沉重的封建礼教下，妇女们为了表达内心、表示自己对生活的愿望而创造的一种发挥自己想象、借题发挥的审美活动。
此夜，乞巧活动达到高潮，姑娘们唱跳最卖力。因为一年一次的乞巧节就要结束了，下一年有的姑娘可能出嫁，不能再参加，所以都充满惜别情绪。至深夜，大家就将巧娘娘的像送到河边，唱着哀伤的送神歌焚化。有的姑娘又哭又唱，甚至眼睛哭肿了，不敢回家。姑娘们是借此发泄着在封建礼教下的不满，和对平时一些不顺心事情的倾吐。这是她们一年一度无拘无束抒发个人情感和狂欢的机会，所以年龄大些的姑娘也表现出对自己青春时代的留恋。
乞巧活动在西和、礼两县周围各县都有，但只是在初七的晚上有些活动，也不供巧娘娘像，不跳唱。所以，西和、礼县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乞巧活动，显得很特殊。
二
我以为，乞巧习俗同秦人的传说有关。我曾有《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主题》一文，论织女乃是由秦人始祖女修而来。上古时候以人名命的星名大都是部族中的杰出人物的名字，考牵牛来自商先公“壬亥服牛”的传说，织女来自秦人的祖先女修的传说。牵牛、织女先秦时都只是星名，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形成，牵牛、织女成为中国长期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经济的写照。到了汉代，随着封建礼教的加强，人们联系牵牛、织女二星分别在银河两岸的事实，有关传说逐渐转化为悲剧的爱情故事。
《史记·秦本记》：“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生大业。”大业为秦人之祖，传说中的秦人始祖女修，就是以织而闻名，传于后代的。因系氏族的始祖又有神话故事一直流传下来，故成为星名，这在《诗经·大东》中有反映。至汉代《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一诗，即已是悲剧的结局。
秦人究竟发祥于何处，过去学术界一直弄不清楚。近十多年中在礼县大堡子山（当西和县以北）发现了大型、密集的集先公先王墓葬群，人们才弄清：秦人发祥于今西、礼二县之间。
我以为西、礼二县乞巧的这个风俗是秦人古老风俗的遗留。这同礼县盐关（大堡子山以北）的骡子市场一样。礼县一带近代并无养马场，但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骡马市场至近几十年仍是西北、山西、四川等很大范围内最大的骡马市场。这似乎同秦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的历史及以后的茶马市不无关系。看来习惯、风俗的生命力是强大的。
织女的传说同秦汉民族有关。还有一个证据，便是古人称分隔牵牛织女的银河为“汉”或“云汉”、“天汉”（至南北朝时有的诗人又称之为“银汉”）。比如《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可以服箱。”《毛传》：“汉，天河也。”又《诗·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毛传》：“云汉，天河也。”《广雅·释天》：“天河谓之天汉”。又《大戴礼·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卢辨注：“汉，天汉也。”看来最早天河就称为“汉”，后来为区别于地上的“汉”——汉水，才称作“云汉”、“天汉”。《尚书·禹贡》“导漾，东流为汉。”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漾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此陇西指陇山以西之地，非今之陇西。三国时沮县在今略阳以东，沔水所经，西汉水在其东流过，郦氏在这里将两水相混。就“氐道”言之，则应指流经陇南西、礼两县之西汉水无疑（氐人发祥于仇池山一带，其地秦以为武都道，即氐道也）。以“汉”为天河之名，显然是秦文化的反映，同织女为秦人远祖所自出有关。
三
这里必须得说一说两系汉水，两条漾水，两个嶓冢山孰先孰后的问题。这当中关键的是汉水。因为《尚书》中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哪一条汉水是最早的汉水，它的上游也就是最早的漾水，其所发源之山，也就是真正的嶓冢山。
目前所有的辞书中，如有关于此水的词条，都是作“汉水”、“西汉水”，而不作“汉水”、“东汉水”。显然，目前普遍以陕西的汉水为“正宗”汉水，而甘肃的汉水因它而得名“西汉水”。如新编《辞源》“汉水”条：
源出陕宁羌县北嶓冢山。初出时名漾水，东南经沔县为沔水，东经褒城县，合褒水，始为汉水……《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即汉水。
其“西汉水”条云：
水名，在甘肃南部。南源出天水县寨子山，北源出天水县长板梁子，两源汇合后称之西汉水，又称犀牛江，东流入陕西略阳为嘉陵江。《水经注》二十《漾水》：“汉水又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即指西汉水。
又其“漾水”条云：
古水名，汉水之源。《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水出今陕西宁羌县嶓冢山，东北流沔河县，合沔水，又东经褒城南郑称汉水。”
这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将《尚书·禹贡》中那两句话归于谁，谁便是正宗。“汉水”还至少有一个“西汉水”，虽无正宗之名，尚有侧庶之号，“漾水”则只归于陕西宁羌所发者，再看“嶓冢”条：
山名：1.在陕西宁羌县北，东汉水发源于此。《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2.在甘肃天水县西南，西汉水发源于此，又名兑山。为秦国最初封地。清蒋廷锡谓二山南北相距数百里而支脉隐然联属。参阅《尚书地理今释》、《嘉庆一统志》二三七《汉中府》一。
我觉得《辞源》中这几条解释，写得最好的是“嶓冢”的一条，它虽然将《禹贡》那两句话归于发源于陕西宁羌者，但毕竟提出“东汉水”这个说法，为发源于甘肃天水者多少争得一点名分上的正式地位。其中提到的蒋廷锡之说，是一种调停的说法，似乎表现出对“西汉水”的同情。
我的看法，是发源于天水的汉水在先，发源于宁羌（今陕西宁强县）的汉水是因它而得名，称东汉水，而不是相反。《尚书·禹贡》梁州和雍州均提嶓冢山。梁州部分说：“岷、嶓既艺，沱潜既导。”孔《传》：“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种艺。”西和、礼县之地属长江流域，古人按水系归之于梁州。此嶓冢是指发源于天水的嶓冢山。山在雍梁之间，而水则南流。又“雍州”部分云：“导嶓冢，至于荆山。”又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此则言沔水发源之山。《尚书·禹贡》中两处都记载“嶓冢”，而漾水则只一处提到。关于《禹贡》的作时，据金景芳先生之说：“可能是周室东迁后不久某一位大家所作。《禹贡》的记载反映出了传说上的歧异。
我以为嶓冢山乃是秦人地名，漾、汉水，亦秦人水名。秦人东迁以后，以旧地名命所在之地的山、水。这在先秦时代差不多是一个规律。如商朝几次迁都，其地均命名曰“毫”；楚人发祥于丹阳（其地在今河南省丹、淅二水之间），后几次迁徙，其都城均名之曰“丹阳”；自楚文王迁都郢，所居时间较久，以后所迁之都城，也都叫“郢”。蔡国几次迁徙，均名曰“蔡”（后分别称为上蔡、下蔡、新蔡）等等。据钱穆考证，楚郢都一带一些地名水名，也本是江北之地名，随其迁徙而变为江汉间地名，原来之地反失其本名。秦人本居于西垂，自然对其周围山、水，记忆尤深。比如《山海经·西山经》、《离骚》中均提到的“崦嵫”、“崦嵫之山”，据载崦嵫山在天水县西南（有的学者认为即嶓冢山），并非很大之山，也不在最西方，却说为日入之山，很多人不明它里。其实，这是秦文化的反映。秦人最早居于西垂，观察天象，以其西之山崦嵫为日入之山。这个记载融入夏商以来多族共民的文化体系中之后，遂保持着这种说法。以此言之，嶓冢山也本秦人早期生活地重要之山，汉水本秦人早期生活地重要之水。秦人东迁，势力逐渐扩大之后，原来发祥地的历史渐渐被忘却，才以原居处的水名命新据有之地的水名。于是发源于宁羌的水得有“汉水”之名，而原本之汉水被称为“西汉水。”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西山经》注“嶓冢山”云：
山在今甘肃秦州西南六十里。李善注《思玄赋》引《河图》曰：“嶓冢，山名。此山之精，上为星，名封狼。”
又其注“汉水出焉”一句云：
《地理志》云：“陇西郡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又云：“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蔸为汉。”养字本作漾。《说文》云：“漾，古字作瀁。”是《地理志》以出氐道者为汉水，出嶓冢者为西汉水也。《水经》则云“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盖合二水为一也。”
可以说关于秦地此一山两水，至郝懿行才理出一点头绪。《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有互相矛盾处，这种矛盾正反映了秦人由西东迁导致汉水由西“东迁”，西面的汉水渐从人们的视野中和意识上消失，东面的汉水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转变过程。我们由《汉书·地理志》可以看出：
（一）发源于嶓冢山的是西汉水而不是东汉水。根据《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之说，这所谓的“西汉”，才是《尚书》中说的汉水。《汉书·地理志》原文在“陇西郡”两县下云：“《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
（二）《汉书·地理志》同样在陇西郡氐道县下云：“《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一般人理解此指东汉水（郝懿行即如此）。其实，这仍然是言发源于嶓冢山的汉水，只是因所据材料不同，分一为二而已。因为西汉氐道并不在汉中郡，而在陇西郡的两县以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凉州刺史部》标得很清楚）。汉代的武都也正在今西和县以南骆峪。班固为后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对那带的水名、山名，不应不知。他也是认为发源于宁羌（在汉代沔阳以南）者，本非《禹贡》之汉水。
（三）当时沔阳以南发源东汉水之山尚未正式被命名为“嶓冢山”，故班固亦未提到。
（四）发源于沔阳以南之东汉水本名沔水。大约因秦人东迁习惯之故，以旧地之水名称其上游，书写中则作“养水”以为区别。其后又改写作“漾水”，沔水也又称为“汉水”。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秦人发祥于西垂（汉代西县）的汉水，发源于嶓冢山（在今天水西南），是为《尚书·禹贡》所言之汉水，其上游名曰“漾水”。春秋时秦文化东迁，势力扩展以后，人们始以发源于沔阳以南之沔水为汉水，称其上游为“养水”，或作“漾水”。然后，才称沔水所发源之山为“嶓冢山”。
我们弄清这个问题，为了说明先秦之时称银河为“汉”、“云汉”、“天汉”，乃源于秦人关于织女的传说。也就是说，织女的故事传说是同秦民族的始祖女修有关的。“牛郎织女”的故事的形成，则是商民族文化同秦民族文化交融后，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的。
这样看来，甘肃西和、礼县七月七的乞巧活动十分普遍而且持续时间长，举行得很隆重，不是没有原因的。
（《甘肃文史》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