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相当数量的“观众”到场，官方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首先对升旗仪式进行精心设计和策划，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全国人民广而告之，然后就是制定《国旗法》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
在天安门前升旗仪式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其实，你大可以再想深一点——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又强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
别以为升国旗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到了北京天安门，就不再那么简单了，这就是北京的与众不同。作为中国的心脏，北京这座城市，无小事。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因为在这条中轴线上，交织着中华大地千百年来的权力与信仰。
《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这几句话让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联想到了北京这条中轴线上的空宅子：“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
“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
2.在城里“被流浪”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诗经·黍离》
这是《诗经》的名篇《黍离》，余冠英先生对它的解释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诗歌描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首都洛邑，但是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区的田野里。他一直想谋个好生计，但是，从“苗”到“穗”到“实”，一直没有得着好机会，心中的理想因为屡屡遭受挫折而几近破灭。其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所以他只好问老天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如果你也曾在北京“漂”过，就能体会这首诗的感情，也能明白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不谈诗歌，只说城市，说说北京城的是是非非。
前面提到“北京无小事”，但是，有小人物。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这是2010年初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北京市政协还进行了一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专题调研并发现：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726万人；且流动人口的飞速增长是导致常住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由于北京居住证的办理难度，以及暂住证概念的日益淡化，北京对于这座城市内的流动人口的“底细”是越来越摸不透了，所以相信流动人口的实际数量将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北京无疑是一座移民度很高的城市。她吸引外来人才，吸收外来文化。但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
对此，易中天做了个简单归纳：“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
移民的结果是北京壮大了，丰富了。但是，聊起北京人，你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像上海人，已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既定的、统一的印象，比如：精明的、市侩的、讲究的，等等。总之，移民融入了上海，并与之形成了一体化的海派文化，统统都是“阿拉上海人”。但是，北京不然。
“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
人人都道上海排外，却鲜有人指出北京的势利。其实，北京的势利，说明白点儿，就是等级观，说隐晦点儿，就是圈子意识。有了圈子，就有大小、有品类。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
作为北京的符号之一，四合院完整体现了这种“尊卑有序”的等级观。
北京正规四合院，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植树栽花，有的备缸养着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在规整的四合院中进了大门还有垂花门、月亮门等等。垂花门是四合院内最华丽的装饰门，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门外是客厅、门房等“外宅”，门内是主要起居的卧室“内宅”，体现着在居住环境中的“内外有别”。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东厢房又因为左为贵，由长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佣人来住。“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在这样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自成一统。
小到民居民宅，大到整座城池的布局建设，皆是如此。
“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如莫言这样的大名人，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这条山东汉子也依然把自己当做北京城里的异乡客。“多到长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儿里面串”这是莫言总结的生活经验。长安街是北京的舞台，用来展示首都的风采，自然欢迎所有人前往参观，那就是一个“客厅”。
胡同儿则不然，它是更私密的“卧室”，这个圈子属于“老北京人”——胡同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又代表着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胡同文化》）。
所以，对于这个圈子，如果你不是“正宗”的北京人，恐怕很难融入。在新作《蛙》里，莫言就描写了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于胡同里被本地人“欺负”的场景，并坦承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真实经历。他说，这是北京千余年来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需要借贵方一块宝地谋生。
与市井平民圈相对的，就是皇家官方圈。一个外来者有多少几率可以进入这个圈子？途径只有一种：入仕。说明白点儿，就是考公务员。还不能蒙着脑袋逮哪儿算哪儿，你得去北京。北京有啥好的？就这点儿好，人家是“中央的”，除此以外都是“地方上的”，性质不同。
但是，一个外地人进入北京官场难度有多大？这个没有专家给出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有两则新闻可以参考。
其一，2009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八项公务员报考要求，其中第五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北京政府在公务员的招考中特别强调了对户籍的限制，没有北京户籍地考生被拒之门外。这是事实。
其二，2010年4月底，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市2010年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意见》，对外公布将公选241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在四类有资格报名的人员中，外地省市公务员以及企事业管理人员，未纳入选才范围。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此举并不代表北京‘自我封闭’，‘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同，国内高端人才集聚，人才优势突出，没必要把网撒向全国’”。好个“没必要”！但这也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那么，另一个文人学者圈，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并非每个文人都能如余秋雨大师般主持个青歌赛，在北京城里捞点外快的。大部分“文化人”可能多半只得窝在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屋里鼓捣艺术，但是能鼓捣出《活着》这样堪称传奇之作品的只有一个余华。《活着》火了，随后的《兄弟》更火，销量100万册。于是，红红火火的余华从北京撤离，定居杭州。
即便是死心塌地宅在北京的“陈冠中们”，也忍不住要牢骚几句。2002年，陈冠中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