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在国外的两年里，先后对欧洲和亚洲的十几个国家进行考察研究，为复兴中国革命奔走呼号。1930年春，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8月在上海召开有14个省区的代表参加的中华革命党全国干部会议，由邓演达主持，到会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20多人。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原则通过了《组织工作大纲》、《宣传大纲》、《各地民运工作纲要》、《军事运动方针》等重要文件，并将该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选举了中央临时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郑太朴任组织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任宣传委员会主任，黄琪翔和季方分任军事委员会正副主任，李世璋任青年委员会主任。中央干部会成立以后，随即成立了中央、上海、北平、香港4个直属的区干部会，然后安排人员到各省市去建地方干部会；并出版《革命行动》（半月刊），作为中央机关刊，由邓演达亲任主编；出版《革命行动日报》，由李世璋主编。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自认为是区别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新政党。其政治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同时，对中国共产党也主张抗争；其基本立场，是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结成第三种势力，经过第三条道路去实现革命，因而又被称之为第三党。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
第一，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第三党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实在还是农业、手工业生产的阶段中”，“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封建官僚主义”，“血缘关系是支配社会生活的中心”，“士大夫的‘礼教’、‘名份’的意识支配着社会的大部”，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的”、“半独立的”、“封建势力支配”的社会。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第三党认为，惟有“具有民族、民权、民主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平民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三民主义”。其具体内容为：①“唤醒广大民众、组织平民群众，无畏的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联合以平等待我的革命势力及民族”，“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②依靠平民群众，举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反动政权和“一切反动的统治势力”，“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使政权和人民利益相结合。③平民政权利用国家的力量“发展生产、统制生产，使生产组织化及社会化”。具体方案是：从“耕者有其田”过渡到“土地国有”；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平民群众”，即“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革命的前途，现时是“由大多数的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进行经济的解放”；将来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不需要经过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不必重演，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三，关于平民革命的道路和平民政权的建立。第三党在开始一段时间里主张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设想联合人民群众、各种职业团体自动召开国民会议，接收全国政权；以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接收各级地方政权。在斗争实践中，第三党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和平接收政权的道路。但是，他们把建立“平民革命军”，武装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重点放在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上面。这实际上是采取军事投机和冒险的方法。他们设想组织平民革命军消灭反革命武装，组成“革命委员会以临时接收部分政权”。然后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处理政事，组织各级人民会议（或国民会议）接收各级政权。平民政权机构的成员，来自各职业和准职业团体的代表和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和工人，并规定农工等直接生产者的代表占60％，职业和准职业团体代表占40％。平民政权建立后应立即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及旧的法规制度，实行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规定的新税率及制度，将政权置于它的领导之下。平民政权对外执行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政策，对内坚决推翻南京反动政府，将金融机关和独占性的大企业国有化，允许中小私人企业发展，实行耕者有其田，义务教育等等。
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接近，其基本政治主张是进步的。但是在由谁来领导中国革命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人数少，“根本缺乏真实的阶级力量”，不能单独领导中国革命，只有“劳动平民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客观的社会要求所产生”，而是共产国际培植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决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合中国国情的，是“不对症的药方”。他们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指责农村革命根据地“实在缺乏真正劳动群众的基础”，只能“昙花一现”。他们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既不属于蒋介石或改组派，也不属于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领导“中国完全解放”。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适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统治而提出的，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革命立场，具有鲜明的中间路线的色彩。
邓演达作为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忠实捍卫者与执行者，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在他领导下，第三党先后在南京、北平、广东、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浙江、河南等14个省区建立了组织。他主编的《革命行动》及《行动日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尖锐的分析抨击了南京政府的反动性，有力地宣传了革命主张，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仅《行动日报》出刊后，发行量很快由几百份猛增到1万多份。邓演达以“复兴中国革命”为口号，在军事方面进行了策划。1930年夏秋间，他在上海秘密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其主要任务是通过联络黄埔系军人，分化、瓦解和争取蒋介石所属的军队。为了工作的展开，该会成立南方区、中央区、北方区3个执行委员会，区下设省市分会，分会下设小组。当时在全国整个黄埔系军人只有1万多人，而“黄埔革命同学会”组织成员及受其影响者最多时约为5000人，可见当时受第三党影响与控制的军事力量是很大的。
第三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像蒋介石嫡系第18军中有数十人成为第三党的党员。第19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和邓演达经常有“密函往来”，彼此信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代理教育长胡伯翰向邓表示拥护第三党的政治纲领，愿把武汉方面的军队带动起来参加第三党的反蒋行动。驻在豫、皖边界的国民党第二纵队郜子举同邓演达建立了联系。邓演达利用自己与国民党内反蒋军事集团的旧有的联系，动员他们建立反蒋联合战线。驻西安的杨虎城和邓宝珊表示赞成第三党的政治主张，答应可以派人到他们的部队中工作，同意在西安建立地方干部分会。邓演达和冯玉祥自1930年冬便取得联系，1931年夏双方讨论了反蒋过程中军事配合问题。此外，邓还派人与河南、福建、四川的军队进行了联系。
1931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后，引起宁粤分裂，国民党内一些不愿与蒋合作的中央委员会集广州另开中央执监非常会议，准备另组国民政府。邓演达认为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时机已到，于是成立以他为首的第三党军事委员会，讨论和制定了全国性武装起义的计划。陈铬枢、杨杏佛也曾到上海，与邓密商反蒋军事行动。他们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第19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利用蒋要该军出兵图粤的机会，“俟军队进入粤北，即急转潮梅，占领东江如闽南”，与广东部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邓演达则亲去陈诚的第18路军驻地江西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起义，首先攻取南昌。然后，请蔡元培领衔，并由邓、陈签署发表《对时局宣言》，“以建立第三势力”来“控制整个局势”。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华北方面的杨虎城、冯玉祥等人的部队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政府。
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的革命活动，一度动摇了蒋介石的军事基础，直接威胁到他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十分害怕邓演达的存在，派其心腹王柏龄持重金到上海，与租界帝国主义当局勾结，千方百计地搜捕邓。许多人为邓演达的安危担心，建议他暂离上海，免遭不测。而邓演达却表示，“个人生死何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他说：“为农工平民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准备着被残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时刻准备着，准备那最后的一刹那。”邓演达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始终留在上海坚持领导斗争。
1931年8月17日，由于蒋介石收买的第三党的叛徒陈敬斋告密，邓演达在上海被捕，送南京监狱囚禁。
邓演达在狱中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当敌人审问邓是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反对政府时，他正气凛然地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平民政权。”蒋介石软硬兼施，以高官厚禄相许，说中央党部秘书长或军队总参谋长任其选择，诱使他放弃自己的民主革命立场。邓演达在生死关头，铿锵地说：“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蒋介石对邓不为所用更加憎恨。这时，戴季陶敲边鼓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
蒋介石惧怕邓演达的威望和影响，在被迫下野之前，于1931年12月29日，将邓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的被捕杀，激起了民主人士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极大愤慨，宋庆龄曾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他立即释放邓，当得知邓已被处决时当面痛骂蒋，并发表通电指斥蒋介石一伙的罪恶，称赞邓演达是超群出众的革命家。第三党遭此沉重打击，仍没有放弃反蒋革命立场。在斗争实践中，第三党后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双方改善了关系，成为合作的友党。
新月派的“人权运动”和青年党的“民治”
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加强和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被随意蹂躏，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不满加深了。从1928年起，在国民党外部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参政要求的改良主义潮流。
1928年3月10日，胡适等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虽以文艺性刊物的面貌出现在文坛，不过此刊物已显露出它的改良主义倾向。它声称要“放胆”到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嘈杂的“思想市场”上“去做一番审查与整理的工作”。他们声称“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新月》初期的言论已经朦胧地涉及“人权”与“法制”问题。它一开始就同其他派别标新立异，表明新月派初具雏形。
经过一年的酝酿，《新月》的编辑方针有了改变。从1929年5月起，每期都发表胡适等撰写的有关“人权”与“法治”的文章，为社会所注意。许多人都说“新月谈政治了”。胡适等也表示：“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以后还要继续谈。”因为他们感到时局很严重，“觉得忍无可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