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苏区中共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还有“所谓软硬并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编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仅胜利一县就有120余种刑罚，“不招供，不停刑”。不仅要招认自己是AB团，而且还要招出AB团的组织系统；不仅要招认谁发展了他，而且要招认他发展了谁；不仅要招认谁领导他，而且要招认他领导谁；不仅要招认准备杀谁，而且要招认派谁去杀；不仅要招认何时暴动，而且要招认谁组织和谁指挥。就这样，不仅觉得AB团到处皆是，而且是无孔不入的凶恶敌人，于是捕杀AB团之风，越刮越烈。
富田事变的起因和定性处理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12日，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前去抓AB团，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
赣西南地区反AB团的斗争，随着多种刑讯方法的普遍施用，被肃出的AB团与日俱增，仅在4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口供当中，发现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
李韶九带红十二军一个连队和总前委给省行委曾山、陈正人亲收的信，于12月7日下午3时来到富田。他把队伍摆在省行委大门口，自带10余人荷枪实弹，闯人行委办公室内，先后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马铭等8人全部捆起。然后即关押刑讯，边审边抓。从7日下午开始到12日晚，共抓120余人，据说其中有几十个“骨干”，11日还处决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他带红十二军一排人，捆绑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
因为12月7日晚刑审时，谢汉倡胡乱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立即通知刘返东固。刘敌9日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团第一营11日抵达东固。李韶九同刘敌谈话时，开口便说：“刘敌！你很危险！”刘问：“我什么危险？”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刘问：“供什么？”李答：“AB团哪。”刘笑着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李说：“是呀！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刘问李说：“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刘敌知道强硬的不承认会受酷刑，于是装出诚恳的态度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李也装着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刘知道“李韶九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因而，认定李抓AB团是杀害赣西南干部的阴谋。但为了不被抓起来用刑，故意软化李韶九，向他表示，我相信毛泽东、刘军长和你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李韶九被软化了，又加之同乡关系，谈话后放刘回一营营部。刘敌越想越认为李韶九是借抓AB团之名搞阴谋。于是在12日晨立即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扣留李韶九，抓起刘铁超，让他们讲出阴谋。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捆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倡等所谓AB团犯，李韶九闻风逃走，为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诬为AB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倡率部于当日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12月7日至12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闻枪声逃走。这就是富田事变。
12日当晚，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抓AB团有阴谋，“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13日上午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之易尔士，14日下午把队伍拉到河西的永阳市，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段良弼到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红二十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富田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坚持和敌人作斗争。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要决心消灭“叛逆”。
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苏区中央局在2月19日的第11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认为双方都有错误，应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予以解决。基于这种认识，项英一方面责成富田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过河西，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另一方面通知肃AB团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以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中央政治局于2月20日开会决定派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在代表团未达赣西南苏区前，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富田事变的行动“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到达，并以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定性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中央政治局及其代表团的决议，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敌我矛盾，因而，把遵照中央局通知4月间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网打尽，先后处决。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都先后处决，甚至连为教育红二十军作出重要贡献的曾炳春及后任军长萧大鹏，也未能幸免。红二十军战士，被编入红七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经过和结局。
富田事变是历史错案
在敌人10万大军“围剿”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关头，对领导机关肃AB团的错误采取武装反抗的手段，无疑是错误的。尤其是把队伍拉过河西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分裂口号等更是十分严重的错误。给以适当处理，无可非议。但认定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案。
首先，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同AB团毫无关系。刘敌、谢汉倡、段良弼、李白芳、马铭、丛允中、金万邦、曾炳春、刘经化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组织暴动领导革命斗争的领导人和骨干。他们不仅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者，而且是红三军、红二十军等江西地方武装的组织者与创始人。毛泽东亲自指挥和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兵源是他们动员群众输送进来的。毛泽东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经过极端艰苦的转战于2月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也是他们竭力给予帮助和支持，使红四军得以休息整顿一个星期，开辟、壮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力量。1930年5至9月，毛泽东率领的主力红军不在赣西南苏区，这时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在他们领导下得到继续巩固和发展。总之，他们的斗争历史，投身革命的实际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证明他们同AB团毫无关系，“AB团”纯系强加的罪名。
其次，事实证明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虽然把队伍拉往河西，使防地空虚，有错误，但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也避免了红军互相残杀的悲剧。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对敌斗争的大目标上，始终没有任何动摇。省行委1930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和1931年1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都把对敌斗争作为前提进行了部署，实际上他们一直把发动群众，消灭敌人，攻打吉安作为活动准则。无论多么艰险的环境，没有任何一个人投敌叛变，而是始终如一坚持和敌人作斗争。这是有案可查的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历史已充分证明，“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不实之词，必须彻底推翻。
第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始终心向着党。在富田事变后第一次行委扩大会议上，他们就决定派丛允中随中央特派员易尔士去总前委、段良弼去党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经过。他们听易尔士说共产国际从1930年8月起，不再给我党经济上的接济，中央活动经费困难，扩大会就马上决定筹集200斤黄金送给中央。在易尔士向中央的书面汇报中，也可证明有这件事。段良弼于1930年12月下旬即给中央写了较为详细的关于富田事变的书面报告，刘敌也于1931年1月11日给中央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讲述富田事变的经过，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时，请求中央给以处分，表示要始终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斗争。当易尔士指出他们提出的反毛口号错误，他们接受意见，承认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当苏区中央局通知双方都到中央局开会，用会议方法，分清是非，解决纠纷时，他们服从决定，按期到达。这一切都不仅说明他们同AB团、反革命格格不入，而且证明他们始终心向着党，一切听从中央和中央局的安排。
纵观富田事变及其处理的全过程，是非是清楚的，原定性是错误的。同时也可看到，富田事变的行动，也确有某些错误，如何看待他们的错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分析。如果当年不以逼供信的手段抓AB团，绝对不会有富田事变；如果富田事变后按犯错误进行处理，今天也就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战争极端频繁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性是应该的，在肃反斗争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但像中央苏区肃清AB团和富田事变中，错杀那么多人，而且长期不给予平反，实在是不应该的。现已时过近60年，“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定性结论，应该纠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