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还怕控制不住，对挨近山区的村子，便派人化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的伤兵，半夜拍门：“我是分散的游击队，讲讲阶级友爱，弄点饭给吃吧！”老百姓答了话，立即抓起来，以此挑拨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
此外，还有搞种种欺骗宣传，在我们内部组织叛变等政治手段。
这样，在遮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之后，在军事上便是大规模喊叫，频繁的搜山。几路队伍，带上猎犬，围攻山区，到处打枪，到处喊叫，后来甚至连探照灯也搬到山里来了。
搜山搜不到我们，便将山林倒上洋油，纵火烧山，烧得野猪、山牛满山吼叫，长蛇到处乱窜。这样还找不到我们，便化装成老百姓，找个地主婆娘弄个饭篮子带着走前头，满山喊：“游击队同志，反动派去了，给你们送饭来了。”或者装成砍柴的、打猎的、种香菇的、烧炭的来欺骗我们。要不就派人到高山上去望，看哪里有我们烧饭的烟；或是派人躲在山林草丛里，听有没有我们的动静；派人到小道上，看草，看山石，有没有我们的足迹……一发现痕迹，立即就追。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击队几乎失去了一切正常生活的条件。
房子是没有的。开始还能搭茅棚子，很简单，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用竹子搭，把竹子破成两半，在棚顶上排起来，像琉璃瓦。后来因为棚子目标大，不能住了，就用雨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便睡起来。天晴，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卧看星星月亮，与天地同归了。大庾岭上的雨季十分讨厌，于是又想出了新办法：弄几块雨布，四只角上钉上绊子，往树上一挂，便可遮露挡雨，搬起来也方便，把雨布一解，地上扫扫，每班都有杓子，泼上点水，把痕迹灭掉。
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上个“靠山的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或是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大树棵里，大蜂多得很，搞个竹篾背护着头脸，把蜂窝一烧，马蜂飞去了，然后将幼虫搞下，把来一炒，跟蚕蛹一样香脆。做汤吃，白的像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光，一照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了。
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有群众给送来米粮，也可以煮点饭吃，不过部队流动性大，煮饭的家具就要事先筹备，有机会搞些小锅子来，在野草丛中东丢一只，西丢一只，用时就去找。或者干脆将米和水装到鲜竹筒子里，丢到火里烧。此外，山上也不能完全断人，春天有造纸的来，冬天有烧炭的来，他们是反动派特许进山的，带得有配给的粮食，请他们匀出一点来，可以略作补助。所以，完全挨饿的时候也并不多。三年的时间，我真正吃不上一点东西的时间只有三天，那是与敌人猝然遭遇，被打散了，带的一小包盐，一天吃完了，只能爬到水沟里喝点水，嚼点野草，第三天便遇到了自己的同志。
走路也不能不非常诡秘。不能走路，只能拣没有路的地方走；不能讲话，不能咳嗽，更不能留下脚印。为了消灭形迹，走过之后要把踩倒的草扶起来。落雨天走路，走走又退回来，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而且不能失落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
四
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个正确的方针和统一的意志、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
正确的方针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为依据的。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基本认识是：红军撤走，敌人进占苏区，这是一个大失败，是革命的低潮，是一次退却。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希望在哪里？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主力红军会派队伍回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无暇顾及我们；即使站住了脚，也要发展新的根据地。这种情势下，我们南方是在援助主力；而主力的胜利和成功，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但要直接派队伍回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是不是再由小到大，搞个大苏区？”这也不可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已经不是1927年了。
我们所说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攻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斗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的，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
基于这种政治估计，敌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就不可能是进攻的，而是退却的。退下来，转变过来，保存革命力量，长期坚持，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牵制一部分敌人，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给时局以若干影响，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这样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和北方的主力红军夹击，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事后看来，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基于这种分析，当时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记得我们曾经对同志们讲过：“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队欢迎我们下山的。”
这是对形势的基本认识，是说明问题的出发点。由这一点出发，便可以说服同志们忍耐艰苦、坚持斗争；由这一点出发，便确定了：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当然，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政治分析和论点，也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了的，因此，贯彻这一方针就不能不充满着斗争。
这时，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主张拼。他们认为：“苏区失败了，我们躲在这里打埋伏是可耻的。”拼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形式上是“左”，实际是右的，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不懂得，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的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其实，这样做正符合了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他们最希望你来拼，拼掉一个少一个。
另一种人则是神经衰弱，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倒了。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而悲观失望，丧失了信心。他们借口怕暴露，而主张消极的打埋伏，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来。由于斗志消失，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义的道路，搞点吃的，搞点钱，丧失了共产党的政治面目，变成了土匪。或者动摇逃跑，叛变革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他们不了解，我们到这里来打埋伏，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发展，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响亮的斗争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上，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给形势以影响，推进革命高潮；任何悲观消极，不但不能保存，而且会导致灭亡。
为了使正确的方针得以贯彻，就要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盲动，反对悲观消极。正确地分析形势，不断地阐明我们的方针，天天讲，大会小会都讲，成了当时政治工作的中心的内容。
经过这一番工作，绝大部分的同志接受了这个方针。他们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地投入游击斗争，在这残酷的斗争中，我们茹苦含辛，流血牺牲，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他们是阶级的硬骨头。但是，也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是随着土地革命的高潮卷进来的，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动摇了，随潮而退。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留帖告别了，有的干脆叛变了。
当时，对于如何巩固部队内部的问题上，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强制的，有的表现不好，讲些怪话，便开斗争会；对动摇逃跑的，采取极端的手段镇压，夜间放哨，怕一个有靠不住、便放两个三个。
显然，这种方式是极端错误的。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疑忌，破坏了团结。有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方式而垮了的。当然，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应当坚决予以镇压。但对队伍内部，主要是强调民主，强调自愿，强调说服。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对于那些思想动摇的人，应该用说服的办法，劝说他留下来坚持；能坚持当然好，经过这段考验和锻炼，将来在新的革命斗争中是骨干。但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甚至帮助他走。发给路费，帮他换好便衣，找好路线，让他安全地到达家中，甚至他路上被反动派抓住，还要组织人去保他出来。这样公开的处理动摇问题，做到仁至义尽。这种政策很好，公开了之后，有的本来动摇得要命，也坦白出来不走了；有的走出去，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认识，巩固了团结。
民主，是革命军队内部生活的重要准则。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充分的发扬民主。游击队严格地保持着红军的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打土豪得来的钱大家分着背，有什么开支经过民主讨论，定期公布账目，人人都是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成员，人人都对集体负责。
还有重要的一条，便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时钱很少，但大家一要忍受艰苦，吃草根，打赤脚，上上下下谁也不特殊。这样，保持党的作风，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不让党的政治面目受到损害，才能加强内外的团结。自然，最重要的还是正确地阐明局势，进行正面积极的政治教育。有人说打游击没法做政治工作，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否定了这种谬论。要做，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只要条件许可，我们就搞起各种学习，讲游击战术，讲军事，讲苏维埃运动的总结，学文化。那时从外面搞到一些书报和小册子，便拼命地学，这也是为将来局面开展进行的必要的准备。甚至分析形势更是随时地进行，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讲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讲我们坚持斗争的意义和前途。使全体人员的意志在对客观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牢固地统一起来。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处境的艰苦、险恶，在指明前途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目前的困难。只有对目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这些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五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统一的意志，还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鲜明准确的政治口号和灵活的游击战术。
敌人对各游击区的进攻是疯狂的，但敌人内部的矛盾却暴露得更清楚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占了华北，抗日战争势在必发。1936年夏，又爆发了“两广事变”，这个事变虽然以两广军阀投靠蒋介石而结束，但蒋桂、蒋粤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此外当地土豪与军阀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领导上就要正确地分析掌握这些矛盾，利用这些矛盾，根据过些矛盾制定出新的斗争策略。
当时的主张是：对于重大的政策事件，游击队一定要以党的名义，表示态度，发表宣言，及时提出斗争口号。像“两广事变”，即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华北自治事件，就发表“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告士兵书”等。并派队伍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展开宣传活动。
在那样的条件下，发传单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印刷条件，只能用笔抄写十几份，还要派交通员冒很大的危险跑到公路口、桥梁、乡镇去张贴。影响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敌人引进山来了。这种活动当即遭到了右倾主义者的非难。他们借口避免暴露、反对担任何政治口号。他们说：“有什么影响？自找麻烦！”
我们回答这种讥笑说：“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