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大联合局面的形成，蒋介石疑心顿起，国共两党间折冲樽俎，高层秘密交通使内战消弭成为可能。张学良是怎样由“言谏”到“兵谏”的？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有无秘密条款，一直是这段秘史难以绕开的敏感话题……
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
西安事变的历史涉及方面很广，很复杂，其中某些侧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是综合已有的材料写成。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在中国内部引起的一系列发展变化的结果。
日本是个后起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它野心勃勃，一直想独吞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英、美都在中国进行争夺，矛盾日益尖锐。1929年，西方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扩军备战，受这次经济危机的打击较轻，便乘机加紧以武力侵略中国，妄图实现其独吞中国的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它实现这种野心的重大步骤。从“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即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全国人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坚决要求抗日。各地工人、学生以及市民，不断掀起救亡运动，并迅速形成抗日高潮。
在广泛的群众抗日运动的冲击下，国民党营垒逐渐发生分化。1931年12月，在江西“剿共”的二十六路军发动起义，参加了红军，造成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危机。在两广军阀等实力派反对下，蒋介石一度被迫下野。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明显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蒋介石破坏了上海抗战后，竭力加强法西斯统治，凶恶地镇压群众抗日运动，竟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同时，变本加厉地进行“剿共”内战。但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压不住人民的抗日要求。人民的抗日运动仍以各种形式在继续发展。国民党营垒的内部分化也日趋激烈，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和同年11月的福建事变，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明证。
1933年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发表宣言，提出了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以及立即武装民众抗日的3个条件下，红军愿与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在我党的推动下，冯玉祥与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合作，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进行武装抗日斗争。红军也曾与“福建事变”的领导人达成抗日停战协定。这些都可以说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定形式。但这些都是局部性的。当时的党中央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他们没有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运动不断高涨的有利条件，及时地提出正确的政治口号，采取正确的政策，去组织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斗争。同时又在军事上犯了先是轻敌、后是逃跑的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党和红军遭到重大损失，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和其他许多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1935年夏，华北形势紧张。在共产国际提出组织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形势，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八一宣言），明确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0月，在毛主席领导下，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把领导抗日的大本营设在陕北，这就为我党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侵略的加紧，进一步暴露了它灭亡中国的野心。中华民族被灭亡的危机更加严重了。1935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搞华北特殊化，肆意出卖国家主权。这时，北平的学生首先起而反抗。1935年12月9日和12月16日，北平学生两次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不怕水龙、大刀，奋勇前进，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和“中华民族解决万岁！”等口号，浩浩荡荡地游行。尽管遭到反动派的镇压，他们毫无畏惧，并组织南下宣传团，扩大影响。接着上海、南京、天津、杭州、广州、武汉、重庆等地的学生，都举行了抗日游行。各地工人、市民也都纷纷声援学生运动，开展抗日反蒋斗争。
这次运动，大部分地方都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学生们冲破了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罗网，针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给全国以极大的振奋，迅速掀起了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它不仅推动了人民再度奋起，也推动了与蒋介石有矛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再次打出抗日的旗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紧接着，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毛主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中国的政策，引起了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对于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其总头子就是蒋介石。
毛主席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指出这个阶级的特点就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中国的情势下，其左翼可能参加民族革命的战线，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主席强调说，由于这种情况，在国民党营垒中，当民族危机到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云一时的抗日人物，就是明证。
毛主席还进一步指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在半殖民地的环境里，那些以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为后台的集团，是互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产生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不可避免的争斗，过去已经多次地表演过。在今天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目标的情况下，英美帝匡主义所支持的走狗，是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去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应当“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根据这种精辟的阶级分析，毛主席提出：“党能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威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出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这种策略必能引导革命到胜利。而关门主义者的策略是依靠单枪匹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这种策略必然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关门主义者的孤家寡人的政策势必把广大的可以联合的力量排除于革命之外，甚至赶到反动营垒去。这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所以它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
毛主席在报告中，非常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资产阶级是惯于用假革命的面貌欺骗群众，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我党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随时揭破他们的假革命和夺取领导权的阴谋，必须警惕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汉奸卖国贼使用威逼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以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必须牢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主席指出，这次的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不同。我们已经有了经过锻炼的更为坚强和成熟的党，并且有了红军和根据地。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红军不但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有了这个坚强的台柱子，就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毛主席的这个报告，使全党得到思想武装。这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以及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保持我们党和军队的独立性，坚持我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极为重要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的胜利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西北地区驻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张、杨都是地方军阀，他们奉蒋介石的命令与红军作战，连吃了几次大败仗，担心继续与红军作战，会使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同时，又受到不断高涨的全国抗日运动的影响，便由怀疑蒋介石的“剿共”政策逐步转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大家知道，张学良是“胡子”出身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在美、蒋策动下，投归国民党，实行所谓“东北易帜”，蒋介石因此达到了表面的“全国统一”。“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毫无抵抗地断送了东北大好河山，被人讥为“不抵抗将军”。1933年，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蒋介石玩弄政治手腕，逼张学良下台，以开脱自己的卖国罪责。张学良跑到意大利，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很醉心。1934年回国后，他一意鼓吹，拥护蒋介石独裁。1935年秋，他在西安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代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后，秉承蒋介石的反动旨意，大举进行反共内战。9月，红军在劳山战役中，消灭了他一个师，并打死其师长何立中。10月，在甘泉南榆林桥地方，红军又消灭了他4个营。这是张学良的精锐，其中一个团长高福源，曾任他的卫队营长，被我们活捉了。这两次败仗，使张学良锐气大减，他带着苦恼的情绪到南京去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临行，他曾嘱咐部下“不能再前进”。可是到南京不久，张学良就得到红军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又消灭他一个师的消息。一连三仗，东北军受了重大损失，蒋介石、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要减发军费，取消他一个师的番号。这时正赶上一二·九运动爆发，青年学生冒着军警的大刀、水龙游行示威，奋起救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得东北失地”的呼声，就如同响在他的耳边。张学良不能不因失地的罪名在身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面挨了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介石、何应钦的欺负而感到苦恼。他看到，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再跟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的。于是他设法去找一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想寻得一条新的出路。他到上海去找杜重远。杜是辽宁人，过去与张关系密切。“九一八”后，到上海从事救亡活动，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1935年夏天，《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控为“诬蔑天皇”，杜因而遭到蒋介石的迫害。杜、张见面后，杜批评了张过去的错误，介绍了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劝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并希望他搞好与十七路军和新疆盛世才的关系，争取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张还找了前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请李帮助介绍共产党的关系。张学良回到西安后，又给东北大学去电，要学生派代表去见他。张认为，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很活跃，里边一定有共产党。与此同时，他要王以哲在前线设法沟通与红军的关系。
杨虎城的部队，参加过20年代大革命时期冯玉祥的西北军，有与共产党合作的历史。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一个小军阀，杨虎城也追随蒋介石反共。但他不是把共产党员杀掉，而是把他们送走，准备一旦需要时再拉关系。1935年初，徐海东所部红二十五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多次阻拦，由鄂豫皖转移到陕南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从而直接威胁到了杨虎城的利益。这时，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他于是调动力量，要打一场。结果从1月到4月，连打三次败仗。第一仗，红军消灭他6个营；第二仗消灭他2个团；第三仗更消灭了他的亲信部队5个营。到了7月，杨部又有2个整团被消灭。这一连串的惨败，使杨虎城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再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沉重打击之后，杨虎城也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