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傅全美 二
古之学者本非为人，迁善改过，莫不由己。善在所当迁，吾自迁之，非为人而迁也。过在所当改，吾自改之，非为人而改也。故其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
过者，虽古圣贤有所不免，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惟其改之而已。
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则当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
与傅子渊
夫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谓：“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读书者多忽此，谓为易晓，故躐等凌节，所谈益高，而无补于实行。
善与过恐非一旦所能尽知。贤如蘧伯玉，犹欲寡其过而未能。圣如夫子，犹曰“如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渊所谓迁善改过，虽无一旦尽知之心，然观其辞意，亦微伤轻易矣。
二
孟子所谓集义者，乃积善耳。《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荀卿积善成德之说亦不悖理。若如近来腐儒所谓集义者，乃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也。
与傅圣谟
必谓不假推寻为道，则仰而思之，夜以继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者，为非道邪？必谓不假拟度为道，则是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者，为非道邪？谓即身是道，则是有身者皆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
二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颜渊问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辟杨墨，自比于禹之抑洪水。此皆圣谟所宜以为标的者。文字间又何足以汩没圣谟乎！
三
大抵学者且当论志，不必遽论所到。……若其所到，则岁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缓急，气禀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钝之殊，特未可遽论也。
已知者，则力行以终之；未知者，学问思辨以求之。如此则谁得而御之？
与包详道
行之不肖者，则或耳目聪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语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能通达；其习于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实，诣其精微，臻其底蕴，而其揣摩傅会之巧，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
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狭陋，渐习之庸鄙，则其于慧巧者之所辩，浑然曾不能知。甚至于如荀卿所谓“门庭之间，犹可诬欺焉”。……一旦骇于荒唐谬悠之说，惊于诡谲怪诞之辞，则其颠顿狼狈之状中胜言哉？正使与之诵唐虞之书，咏商周之诗，殆亦未必不指污沱为沧海，谓丘垤为嵩华。况又杂之以不正言，亦安得而不狼狈哉？
由是而言，则所谓清浊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
理不可泥言而求，而非言以无以喻理；道不可执说而取，而非说亦无以明道。理之众多，则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广大，则说不可以一体观。
用心急者多不晓了，用心平者多晓了。英爽者用心一紧，亦且颠倒眩惑，况昏钝者岂可紧用其心耶？昆仲向学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紧耳。
二
人之省过，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虚作一场节目，殊无长味，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若是平淡中实省，则自然优游宽裕，体脉自活矣。
三
详道之病，……当于日用出言措意之间，精观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几其可瘳也。
五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河之浸，膏泽之润”，此数语不可不熟味，于己于人，皆当如此。若能如此，静处应事，读书接人，皆当有益。优游宽容却不是委靡废放，此中至健至严，自不费力。恐详道所为奋迅者，或不免助长之患。
六
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处，此亦是平常本分事，岂可必将无事之说排之？如读书接事间，见有理会不得处，却加穷究理会，亦是本分事，亦岂可教他莫要穷究理会？
与包敏道 三
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锐进之处。毕竟退让安详之人自然识羞处多。今为学不长进，未为大患，因其锐进而至于狂妄不识羞，则为惑深而为累大，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
与吴伯
作事业固当随分有程准，若着实下手处，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师友讲切，反有倦志，不能进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责。盖此事论到着实处，极是苦涩，除是实有终身之大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