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市长向我通气，移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组成情况，由市长任小组组长。副组长由5人组成，其中市委一位副书记、政府一位常务副市长、人大一位副主任、政协一位副主席，作为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市长，是当然的副组长了。听了小组的组成人员，我有点疑义，别看人不少，真正起作用的并不多。为什么？其中的市长与常务副市长，本来就在政府，即使不挂名组长，遇到大事他们也得负责。况且，这俩人都是忙得要死的人，很难平下心来处理移民工作中的麻烦事。这么长时间，我已知道政府人员的状况，特别是那位常务副市长，可以说四大班子成员中没有比他更忙的人了，若不是发生天要塌下来的大事，谁忍心打扰他啊！至于人大政协，从理论上讲，都很有权威，从实际上看，进入人大政协的人物，就等于退到二线的人物了，对下边很少有威慑力了。只有市委的副书记可说是为小组增加了威力。但并不那么直接，若是这样的人员结构，移民领导小组也只能是个形式。我想，应该补充进有实际意义的人物，就随口提出，能否把市委组织部长和政法委书记补充进这个领导小组，这两个人，一个管官帽，乡镇长都听他的话，他一出场，即使有那捣蛋的就不捣了；政法委书记是分管公检法司的，有那违规违法行为，他随时可采取手段。前些时，移民村与安置村为争夺现实利益，已发生几起格斗武打事件，打斗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已是常事，若没有针对性的“处方”，怕这“病”难治。市长是个很开明的人，他当机表示，对我的想法很赞成，待回头与书记沟通沟通再定夺。
不日后，市长告诉我，市委书记也同意补充这两个人进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就这样，一个号称小四大班子的移民领导小组成立了。
以后的实践证明，我的这项建议效果奇佳，往往在处理棘手麻缠的问题时，我会邀组织部长与政法委书记一道直驱乡村，现场办公。
然而，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磕磕绊绊的磨擦，甚至公然顶牛的故事时有发生，特别是那个移民大乡，与移民局的矛盾依然不见好转，常常以正常工作中发生的纠纷和争执为由，印发传单式的材料，向市里四大班子散发，向一些局委散发，向不该发的地方散发。他们故意将一些鸡毛蒜皮的破事肆意夸张，企图叫市里诸位领导认为，移民工作很乱，很不安稳，那帮移民干部不行，弄不成事。更为可气的是，发生在移民工作中的问题，他们不向移民工作的领导汇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却向不管移民工作的领导和干部通报突发事件，散发“传单”。有一次，发生的一件事，村里人直接向我汇报，我当机立断，与移民局领导一道驱车进村，在现场把矛盾纠纷解决了，回到市里以后，几位市长同仁和人大副主任打电话问我，知道不知道那个村出了事，他们都收到了标明“火急”字样的“传单”。这传单惟独没跟我送，发传单的乡级领导也不打电话告诉我。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要弄垮移民局的班子，进而换分管移民的副市长。他们虽然是一个乡，但是这个乡上下左右还有支持者和同盟军，他们的破坏性是很大。
是初冬时节的一天，我走进省政府移民办主任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一个特刺激的消息：水利部一位领导人物说，我这个作家市长主管移民工程，恐怕力度不够，意思是换一换人。我一听这话，马上知晓，告状的人已经活动到国家水利部了，我这个副市长干的那些事，早把一些人惹恼了、惹怒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将我推下指挥移民工作的舞台的活动，只是一直没有把事弄成，当然这种行径就逐步升级了。我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活动能量，他们的深远影响，要比数万名移民大得多。更使我震惊的是，省办主任已将这位水利部领导人物的意思转告了济源市委书记，他告诉我，既然这位部领导人物将话说给他，他只能立即转达给市委一把手了。水利部的领导人物是很权威的，特别是在小浪底库区一带，虽然他不是地方领导。一般情况，地方的官员对他的话，是要认真权衡利弊，并加以落实的。
我渐渐明白，凡是没有在地方上做过官的人，就是说没有做过县长、市长、省长的人物（当然包括同一级的书记），他们是不了解国情的，至少是了解的不全面又不深刻。他们往往把上访和告状的事看得很重，其实，对于上访或是告状的事，是应该具体分析和调研的，只能在做过这种具体的工作之后，才能下结论。也许，部级的领导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这种事也不属他们的责任范畴，一旦告状的声音传至他们耳中，他们会觉得有某种程度的惊讶，他们会根据自我的感觉向地方发出建议的。他们的这种建议往往是在某种压力之下做出来的。如今的那些有组织幕后又有官员支持的上访和告状行动，他们是会利用特殊的关系或过激活动来说服权威人物的。然而，部里的领导人物又往往是理智的，一旦他们获得了真情实况，或是亲眼看到了实况，会立即校正先前的误解。大约是一年之后，这位曾打招呼要我下台的领导就彻底改变了看法，是时间导向着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听过省移民办主任的话，我一是感谢他，能及时地把这个重要信息告诉我，二是心中有了更多的担忧。真是太复杂了，我只是想把移民的活儿做好，并没有想伤害哪个人，也没有想从中搞什么“阴谋”呀，我的行动是光明磊落的，一切都摆放在了桌面上。可是，这股企图抵毁我的势力，还是“锲而不舍”地朝我进攻。唉——离开省政府移民办的大楼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想立即跟市委书记打个电话，因为他已得知水利部的权威人物的这种态度，我有必要表明一些看法，以化解突然降落的迷尘浓雾。可是，当我乘的轿车开动的时候，又放弃了这种想法，觉得自己好笑起来。市委书记最清楚地方上的问题，可以把它称为市情、县情、乡情吧。实际上，正是这几种情组成了国情的内容。在市里，哪个领导人物没有被人告过状。有没有人告你的状，其实不决定你的工作好坏，而是决定你从事的事是否与人们的利益有关系，而在这种利益得失定夺中，作为具有裁判权的你，实质已成为某一方的被告了。没有办法，裁决的结果总是会使一方不满意的，尽管你有公正公平的心态，可是，你面前的群体，都能达到这种境界吗？市委书记当然了解这种市情、乡情，这种社风民风。这时间，真正使我的心态平静下来的原因还不仅是这些，而是想到市委书记的为人为事。我似乎发现一种奥密，是从两任市委书记身上发现的。两任书记共同的特征就是真正把这个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市里的每一件事犹如自家的事，为做好家里的事情，他们又都有一种求贤若渴的感觉，他们特别企盼着有那心能贴着心的为济源做事的“忠臣”。他们担忧家里面有人不忠（对领导）、不孝（对老百姓），更害怕家里面出了吃里扒外的“败家子”。他们是多么渴望有德有才的人啊！有时候，他们非常苦恼，非常孤独，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怎么常常处于少数派中，别看表面上的前呼后拥，一呼百应的风光现象，其实，他们内心最清楚，诸多不尽人意的事情随时发生在身边，他却无能为力制止。他们太需要人了！至少是需要表里如一，而不是阳奉阴违；忠诚实在，而不是弄虚作假；能做成事，而不是添乱的干部吧，这是起码的要求，然，并不容易。只有书记心中清楚，他常常为这事苦恼，但是却不说出口，只是在特定的环境，偶尔的时刻，才会发出这种感慨。
其实，他们的日子一点也不令人羡慕，只有真正了解和理解了他们，才会发出这种“怪论”。别看没当上书记的人还在拼足气力在力争，书记的生活太沉重，太单调，太不浪漫了。一年365天始终如此，即使双休长假，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
同时，我还有一个发现，在副市长这个台阶上，使我与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和同志有过多种交往和接触。我注意到，这个部里的人物，素质普遍的高，他们对干部的观察、考核、评价，以至于以后的任免晋升，确实有一套章法，有一种“绝活”。可以说，他们以为能够坐上书记交椅的人物，要求很严，选得很准。当然，也有个把书记沦为腐败分子和阶下囚的，但那终归是个例。有那资历和能力早就够得上做这一级官员的人物，倘若组织部认为他不是书记的料，但又该提拔，就会为他疏通另外一条晋升的渠道，将其分流另类官职，决不叫他戴上书记的头衔。是的，书记这个角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组织部这家机构太要害了，太要害了。也许，这正是对当下不大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发出的疑问的一种解释。当下有那么多腐败现象，还有诸多身担要职的贪官，为什么这个国家还能那么稳定？经济还能飞快发展？人民还能安居乐业？真奇怪啊！
不奇怪，原因正在这里，我仍在观察，对这个问题。
汽车闪电般地闪过一道又一道风景，这时候，我的心情平静下来，进而感到一种安全和愉悦。也许，这种感觉有点盲目吧，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市委书记对我是放心的，这是他亲口对我讲的，他不是那类口是心非的人物，说这话时，他是真诚的，一个真诚的认识并非会草率的形成，一旦形成的真诚认识决不会草率的改变。
此刻，我也放心了。我是一心想把移民工程做好的呀。我没有其他杂念，即使那些攻击我的人，我与他们也没有任何成见的，只是因为工作，我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我并非故意损伤别人的利益，只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不受损伤。倘若生活中有两全其美的答案，我一定去拼命地寻觅那个答案，但是，至今我没发现那种答案。我很坦然、很诚实。我想，市委书记是不会轻信那种舆论的，无论它来自何处。
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我对移民工程的忠实与挚爱，终于感动了“上帝”。当1999年初夏来临之时，也是我延长挂职副市长时间又到期满的时候，济源市委又一次向省委组织部写了报告，请求上级批准，让我继续挂职工作，分管小浪底移民工程。在各级组织的理解和鼎力支持下，我终于破例的留下了，继续任政府副市长，分管移民工程，直到2002年，我方卸任了副市长职务。这时候，济源的四万名移民已基本搬迁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