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听一边羡慕，战战栗栗，汗不敢出。原来轻狂真是阶段性的消费品，年青人哪怕头顶三千尺的气焰，也是好看。可是要我轻狂，我却不敢。青春已过，世情洞然，自身如蚁，世界如象，叫我伸出腿来，绊大象一跌，我怎么敢！若是我也不知轻重，豪言壮语一番，那就不是青春阵发性的轻狂，而是尘世风骚不自知的轻狂，就象赵树理笔下那个何仙姑，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在自己是尴尬，在别人是怜悯，更会便宜那一等刻薄人，歪着嘴巴笑半天。
客气祝福，礼貌作别，心里说小友再见，轻狂是你的资本，于我却是冬令硬要着花的荒唐，恕我不能奉陪你的轻狂。
给“机会”一个被抓住的机会
“机会”这个词很玄妙，有了它，麻雀也能当冲天炮。不过“机会”本身就是一只鸟，所以人要有变身鸟笼的觉悟。在这方面，有人做得很到位，有人就做得不够好。比如我的一位同学，他是当地一个局级机关的中层领导，被上级叫去谈话，问他对上级在一次刚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有什么看法，结果他一脸茫然，问，哪天的讲话啊？于是上级脸一沉，说没事了，你走吧——原来上级听说他颇有工作能力，想予以重用，结果这只机会变的鸟他没抓住，飞了。
我的另一个同学同样是一个局级机关的中层领导，为了离家近些，调到市直机关，却由官变僚，从做实职的二把手变成研究室副主任。一次，上级开会，要求研究室人员列席。所谓列席基本上就是“旁听”的同义语，讲话轮不到自己，与会者的发言也轮不到自己。但是他还是详细询问了将要召开的会议内容，做了充分准备：万一要是让自己发言呢？
第二天，领导们的讲话很简短，时间空出一大块，主持者果然请列席的同志也发表一下感想。大家面面相觑，显然都未作准备。他虽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没有第一个冲上去，但当主持人点名点到他之后，他却侃侃而谈，从讲话的内容、要点，谈到讲话带给自己的启示，又结合讲话精神，汇报了自己对于目前工作的建议。这番发言使他一下子异军突起，三个月后便调任本市一个行政区的区长。有人说他交了狗屎运，可是哪有那么多好运的狗屎让人踩，机会有时真不赖别人安排，你要把鸟笼子时刻敞开。
再说，就算这件事有那么一丝交了“狗屎运”的意味，下面这件事就是真正看功力了。
一个朋友是政府办的秘书，要陪同领导进京参加表彰大会，自己的领导还会和其他的一二百人一起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一殊荣和辉煌时刻怎么才能保存下来呢？朋友绞尽脑汁，详作安排：
第一步，他想办法和中央直属部委的同志搭上了关系，然后请人按照官衔高低，把自己的领导尽量安排在了第二排靠中间的位置，这样接见时被握手的机会就会大些。第二步，又请人帮忙联系特许入内拍照的记者，让他和自己的领导见面，记住领导的脸，握手时方便抓拍。
事情进行很顺利，现在这张照片就放得大大的挂在机关墙壁。这个朋友也因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机会变身为一个重要职能部门的领导人。有人说他是一飞冲天，有人说他是一朝得势，其实哪一切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若非“平时即战时”，何至于战时能有如此缜密的思维和部署安排？
我们觉得这样钻营太丢人，可是有时非钻营无以成事。每个想做事的人都需要有平台，好为人生铺展更漂亮的画卷。有人“傻”到抓不住机会，就有人“清高”到不肯抓机会，其结果是殊途同归：一辈子是只空鸟笼子，没有人唱歌给你听，你唱歌也没人感兴趣。
这让我又想起过往两件事：
用牙粉刷牙，在民国初年十分时尚。当时日本“金刚石”牌牙粉行销中国市场，一位名叫陈蝶仙的文人生产了一种牙粉，取名“无敌”牌，以谐音画了只蝴蝶作为商标。适逢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陈蝶仙抓住机遇，大力宣传提倡国货，结果国货战胜舶来品，“蝴蝶”咬碎了“金刚石”。
商场需要机会，艺术界也需要机会。有个匈牙利钢琴家尼里基·哈齐，时运不济，人地两生，沦落到在一家餐厅弹钢琴。美国的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冯·卡门就在举办的一个欢迎爱因斯坦的宴会上，特意请他来演奏，参加者中有一大批艺术家和音乐会代理人，只要他能抓住这次机会，何愁不扬名天下？可是当爱因斯坦的夫人心血来潮，要爱因斯坦拉小提琴和哈齐合奏的时候，哈齐却勃然大怒：“我从来不为任何人伴奏！”结果爱因斯坦兴致勃勃，照拉不误，倒霉的哈齐却失去了扬名美国音乐界的机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该怎么评论这件事？有人说他清高，我说他活该。
所以，千万千万，低头趱行路，也请抬头看，你看“机会”正绕着你这“鸟笼”飞，在期待你给它一个被抓住的机会……
像农民，像米勒
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画家柯罗、罗梭、米勒、杜普列、狄亚兹、杜比尼……大都曾住在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的小村庄巴比松，描绘法国普通的农村景色，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审美价值，这就是有名的“巴比松”画派。
但是，当画家米勒在1849年搬到这里的时候，巴比松还只是法国的一个偏僻小乡村，没有学校，没有教堂，没有邮局，一片荒凉。米勒带着一大家子住在巴比松大森林旁边一个谷仓，每天作画、种地、喂养一堆孩子。他在这里一气住了27年，到死都没有摆脱贫寒，没钱买画布，寒冷的冬天只能拾柴取暖。
贫困曾让他想自杀，但最终意识到这是个荒唐的念头。他是个慈父，称孩子们“我的小蛤蟆”。当他亲密的朋友、哲学家卢梭给孩子们带来一些糖果，“小蛤蟆”们狂喜地跺脚尖叫，卷发披肩的米勒见此情景谦逊而感激地微笑。这就是米勒，“庄稼汉的但丁，乡巴佬的米开朗基罗”。
这一切都在他的画里得到完美体现。《晚钟》里，日暮余辉笼罩，远方教堂依稀可见，里面传来做晚祷的钟声，一对农民夫妇在田间默默祈祷……《簸麦者》里昏暗的农舍，一位衣衫褴褛的农民使劲摇晃盛满麦粒的簸箕，四周弥漫着金黄色的尘埃；《拾穗者》那收割后的麦田，三位农妇在金黄色的夕照下觅拾麦穗，她们的身影具有雕塑般的庄重，不再是这个世界卑微的附属品，而是独立的主人，她们拾穗的形象更成为人类生存内在涵义的象征。虽然米勒笔下的人物都是穷苦农民，但他们都带着英雄式的尊严，显示着对生活的尊重与虔敬。
他和梵高不同。梵高是一束明亮的，带有浓重的神经质的火焰，有了一点小钱，就一杯接一杯地喝苦艾酒，一支接一支吸劣质烟，在阳光灼人的正午画令人炫目的向日葵，一天画十几个小时，直到把自己搞得崩溃，米勒却像一朵烛火，温暖，平和，在无边的暗夜里静静燃烧自己，烛照世界。
可是，谁也想不到，他其实和梵高一样痛苦。
米勒童年时，一次和双亲在教堂做礼拜，一名浑身湿透的水手闯进去，说帆船触礁失事。人们来到海岸，见到桅杆和人在浪谷里忽上忽下，传出绝望的呼喊。村里的男女老少跪在崖上祈祷，那苦楚而又无望的面容啊，还有格律希海岸的，像鞭子一样抽打他们的风，是米勒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场面。因而，当青年米勒第一次到罗浮宫时，深深吸引他的是米开朗基罗痛苦而壮观的雕像。批评家称米勒在此“找到了灵魂的嘴，喂之以痛苦，滋生出美”。的确这样。当他坐在林间企图享受一点宁静的时候，背柴的农夫由小径蹒跚而来，米勒的泪水随之淌下。
但是，他所经历的所有美和痛，最终都化作心里的安宁与平和，就如他自己所说：“生活中快乐的一面从不在我眼前展现过。我所知道最快乐的事，是平静与沉默。”
上帝把贫困压在米勒肩上，把痛苦种在他的心里，他却以贫困和痛苦作养料，种出枝繁叶茂的树，结出甘香甜美的果，这一颗是《晚钟》，那一颗是《簸麦者》，这一颗是《播种》，那一颗是《拾穗者》……是的，就算整个世界都对自己不平加身，我们也可以像农民，像米勒，以一种有尊严的态度，不去抱怨，努力工作。
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人生
一个男孩子，高中刚毕业就被送到北京打工。一无所长，没办法只好端盘子，清晨即起，深夜才睡。但是他每次回家探亲，父母问他：“怎么样？在外边苦不苦？能不能吃好？”他都很懂事地回答：“一点都不苦。吃得可好了。”而且还会把他工作的酒店的环境大肆渲染一番，什么一天管两顿饭啦，吃的都是鸡鸭鱼肉啦之类之类，以此来让亲爱的爸爸妈妈放心。
后来他的妹妹也高中毕业了，想过去投奔他。当她千里迢迢赶到哥哥住的地方，发现哥哥和另外好几个人一起挤住在地下室改成的出租屋里，冬天又冷又潮，冻手冻脚，夏天又热得像蒸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