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百亩而彻”，周之乡遂用彻也。“虽周亦助”，周之都鄙用助也。何以言之？“雨我公田”，《大田》诗也，自《楚茨篇》至此，皆公卿有采邑世禄者祭祀稼穑之诗，──故曰：“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侯国大夫之妻称“主妇”，故天子大夫之妻称“君妇”也。曰：“诸宰君妇，废彻不迟。”大夫之臣，故称“宰”也，──此以知用助者之为都鄙也。至於《周颂》之文，则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非通力合作者不能，此以知乡遂之用彻也。然则周人彻自彻，助自助，助彻兼行，非彻而亦用助法矣。故曰“惟助为有公田”，明贡彻之皆无公田也。故曰“虽周亦助”，言虽周亦兼用助，非谓虽周之彻亦即是助也。盖此章以“取民有制”句为纲领，而其下分释之。“夏后”以下六句，言乡遂之制，君所自取於民者也；引阳虎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什一为准也。“世禄”以下六句，言都鄙之制，世禄之家所取於民者也；引龙子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用助为善也。故曰“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言世禄当用助法，世禄既行则助法断不可不行也。周虽用彻，而其於世禄未尝不兼用助，然则龙子之言或即为世禄而发，未可知也。若以世禄与助为二事，谓二者均王政之要，不可偏废，则“世禄”一语上与龙子之言不相承，下与《大田》之诗不相贯，横插此句於中，安得有是文理乎！其後答毕战之问，亦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九一而助”，即“世禄”六句都鄙之说也。“什一自赋”；即“夏后”六句乡遂之说也。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云云者，申言乡遂之政也。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云云者，申言都鄙之制也。“乡”即乡遂之乡。“徙”者，乡之属有州有党，由此州而徙彼州，由此党而徙彼党，皆不得出其乡。“乡田同井”者，井之授田，每夫百亩，乡之授田亦每夫百亩，与井同也。“八家皆私百亩”文在下，而於此先言“同井”者，犹《班爵禄章》“禄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文在下，而先言“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也。自《集注》以“同井”为“八家”，近世说者遂以此为治野之政，则井中安得有乡；由此井而徙彼井又何以谓之不出其乡乎！由是言之，《孟子》此章始终皆分乡遂都鄙言之，两两相承，其文最为明显。後人不加熟读，概以为一事，故於“虽周亦助”之文困而不能解，乃云：“周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夫既为贡为助矣，又何得复为彻！不但先王之制淆乱不明，即孟子之言亦格而不通矣。
鲁之税亩与彻法之不同
鲁之税亩，变彻法而别为一法也，诺侯所自食者乡遂；三桓所共分者乡遂，所谓“公室”者也。周人乡遂用彻；鲁秉周礼，故其乡遂亦彻。都鄙者，卿大夫之禄邑耳，无关於哀公之足与不足也。由是言之，鲁由彻而变税亩，故有若请仍用彻，非由助之同养公田而加之税亩也。税亩之法虽不可考，然吾尝以其名思之，彻者，通也，通众夫共耕之，不以亩别而但计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日“税亩”，则是不复以粟多寡为程，而但计亩之多寡为粟之程也。既各计其亩之多寡为程，则是亦无待於通众夫而共耕之也。然则非但加一为二与彻之数不符，而履亩定税亦必与彻之制不同矣。吾又尝以鲁事考之，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宋乐祁犁曰：“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皆以宣公为失民之始。考三军之作在襄公世，中军之舍在昭公世，曷为皆自宣公数之？然则失民之故当与税亩相表里。盖助彻之法，民隶於君，而计民以授田；税亩，则田隶於君，而计田以征赋是以三桓得乘其隙而私其民为己有，但计应纳之赋以贡於公，而公遂不之问也。吾又尝以他国之事推之，《齐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子产之治郑也，使田有封洫。夫先王之制，计夫授田，不得自为多寡，为之封洫，以防水旱而制兼并，安得有所谓“田甫田”者，而亦何待於子产之使？是知春秋之时，王制已废，井疆已紊，但计田以取粟而不复计夫以授田矣。今论者皆以阡陌之开咎商鞅；然鞅所开者秦之阡陌耳，关东诸侯何以亦无复有存焉者也？然则自周东迁以来，固已陆续废坏，豪强兼并，多寡不均。税亩之法，恐亦类是。尚未必计夫以授田，何况通力合作，计亩均分，而能悉仍彻之故制也哉！由是言之，税亩自别一法，故有若欲革今法以复古制；非助彻如故而但於助彻之外别税其亩为十而取二也。盖无故而加赋，其名不顺而其势亦难行，故必变其旧制，别设新法以巧取之。是以《三传》皆以加赋为讥。因加赋而变法，故所讥在加赋，非法不变而但加其赋也。大抵彻之取民，名为少，而君与民一体，贫富同之，是以人咸尽力，田畴辟，家室盈，而财亦无中饱旁漏，故国用常宽然有馀；税亩之取民，名为多，而君与民不一体，始则取必於田而不问民，继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问田，久之而君与民遂不相知，是以君民交困，利归私室，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贾皆得藉以自润，而公室常苦贫，无以待凶荒也。正如明代中盐之法，其初纳粟甚少而边实饷赢；其後改为折色，利加五倍，未数十年而田畴荒芜，粟价涌贵，竭天下之力以给边而国用遂大绌。事固有见为少而反足，见为多而反致不足者。故汉宣帝云：“良吏之治，日计不足，月计有馀；月计不足，岁计有馀。”有若之请用彻，意盖如是，因哀公专为己虑其不足，故复言君民一体以悟之。其实，彻乃兼足君民之术，非专欲损君以益民也。
区画之各异
盖先王之整齐天下也，自王畿而侯国，而邑，而田，莫不以九一之法区画之。当其盛也，地各异宜，本不能以一致；及其衰也，国各异政，尤不可以强同。以此区别而推求之，则不但授田之制可知，而凡治赋居民之政之见於经传者皆可以徐核其实矣。
兵车不尽计民以赋
经传多称“千乘之国”。或云：“八十家出车一乘。大国地方百里，为成者百，为井者万，故云千乘。”或云：“成方十里，凡八百家而出车一乘；千乘之地则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余按：古者行军皆征发於乡遂。故《费誓》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周官》，天子六乡，乡为一军；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万二千五百人为军。《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士乡十五乡二千家，而为万人之军者三。是所谓“三军”者，皆乡遂也。则所称“千乘”者，亦乡遂也。《鲁颂》云：“公车千乘，朱英绿，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纟┪，徒增增。”然则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数，──正如《周官》，胥一人则其徒十人，──是以车称千乘，徒号三万。成八百户，户出一卒，则三万之卒不过四十成之地。而自东迁以来，诸侯亻并吞，其国渐大，故其乡遂之地自足以赋千乘之车徒，原不必通国而计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则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仓卒之调发。故《论语》云：“陈文子有马十乘。”《孟子》云：“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此隶於卿大夫者也。《春秋传》，齐侯伐晋，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晋栾书伐楚，败申、息之师於桑隧：此守境以待仓卒之调发者也。盖古者以民为兵兴师动众非旦夕可具，──故齐邴意兹曰：“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後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是以常藉边鄙之邑仓卒之患，而不以参於国之正赋，不容通一国而统计之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後自相抵捂；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山军之数”以曲解之。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为依据，而《鲁颂》此章叙伐楚一事，其文连属而下，安得於徒则但言行者，於车则兼言居者，为此一口两舌之言乎！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卫之地与民非能十倍其初，车何以遂十倍？又不称其开疆拓土之勋，而悉以为“布衣、帛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之效。然则是贫故车少，富故车多，而亦不尽称徒以造车也。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鞍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丘之会，有甲车四千乘，晋地虽辟於前，然岂能数倍於文公之世！然则是晋、楚争霸以来，诸侯兢以兵力相胜，是以其车益增，而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盖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晋之伐郑也，败其徒兵於洧上。车与徒分道以御敌而初不必相参，则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矣。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
大邑与小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