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太子忽尝有功於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於见逐，故国人刺之。”朱子《诗序辨说》云：“忽之辞昏未为不正；至其失国则又特以势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为国人作诗以刺之，其亦误矣。後之读者又袭其误，必欲锻炼罗织，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说《诗》者之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乱圣经之本指，坏学者之心术也。”朱子之辨可谓明尽。然近世说《诗》者仍多从《序》说而以朱子为非是，余按诗词，一则曰“有女同车”，再则曰“有女同行”，齐侯之女深处闺中，何由得与郑人同车同行？郑氏不得已，乃曲为之解，以同车为亲迎。未聘之女而遽咏其亲迎，称为同车，其污蔑孰甚焉！一则曰“颜如舜华”，再则曰“颜如舜英”，明明称其色美，贤何在焉？岂称人之贤者固当称其色乎？抑有色者即为贤女乎？且齐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淫於兄而弑其夫，何贤之有！忽果娶之，亦不过为鲁桓之续耳。说者不得已，乃属之再请妻时。再请妻者，尚未知为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郑之人遂能决其为贤女乎？然则此诗即非淫奔之诗，亦断断非昭公诗矣。细玩此诗，皆赞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过称其容颜之丽，服饰之华，初未尝有一语称其贤也。盖郑俗浮薄，所郑重而乐称者惟色，是以季札谓之“其细已甚”；细也者，无关於大体之谓也。不必於诗词之外强寻一意以诬古人也。原《序》所以为是说者，无他，当汉之时，四家并立，务期相胜，而又其时方尚锻链，故因诗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传》昭公辞婚一事以附会之。此乃汉时风气，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为实然，虽经朱子详加指驳而犹不信，真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从《序》说者，不过曰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耳；然不当存者，岂独淫诗哉！昭公辞婚一节乃贤哲之高行，若不知称美，反用刺讥，此乃势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无见识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删乎？晋董叔欲为系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纺诸庭槐，为叔向所讥笑。若删淫诸而独与其刺忽，是圣人教人皆学董叔也，尚可以为训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扶苏》、《箨兮》、《狡童》亦非刺忽
《扶苏》以下三篇，《序》皆以为刺郑昭公。《扶苏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箨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朱子《集传》则皆谓篇淫奔之诗，而深辟言刺忽之谬。然近世说者皆以为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反以朱子之说为非是。余按：谓淫诗不当存，似也，然所当删者岂独淫诗哉！昭公为君未闻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权臣擅命，虽诚有之，然皆用自庄公之世，权重难移，非己之过。厉公欲去祭仲，遂为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将兵於河上而不召；为昭公者岂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为昭公罪也。如果郑人妄加毁刺，至目君为狡童，悖礼伤教，莫斯为甚。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何以於此等诗反存之而不删哉？且所美非美者，谓色乎？谓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贤臣？考之《春秋经传》，昭公以前为庄公，射王，囚母，纳宋、鲁之赂而与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郑人不之刺。昭公之後为厉公，逐太子而夺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谋杀祭仲，赖傅瑕以入而卒杀傅瑕，贪忍谲诈，背盟食言，是以谧之为厉；然而郑人亦不之刺。独昭公较为醇谨，虽无驾驭之才，亦无暴戾之事，谓宜郑人爱之惜之；然而连篇累牍莫非刺昭公者。岂郑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恶而恶人之所好者乎？然则三诗之为淫奔与否虽未可知，然决非刺忽则断然无可疑者。孔子未尝删《诗》，说详见後条下。
《郑风》多淫诗
《诗序》之谬，《郑风》为甚。《遵路》以後十有馀篇，《序》多以为刺时事者；即有以男女之事为言者，亦必纡曲宛转以为刺乱。至朱子《集传》始驳其失，自《鸡鸣》、《东门》外概以为淫奔之诗，《诗序辨说》言之详矣。顾自朱予以後说者犹多从《序》而非朱子，无他，以为《诗》皆孔子所删，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风雨》之“见君子”，拟诸《草虫》、《隰桑》之诗初无大异；即《扬之水》、《东门之单》，施诸朋友之间亦无不可；不以淫词目之，可也。至於《同车》、《扶苏》、《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属，明明男女洽之词，岂得复别为说以曲解之！若不问其词，不问其意，而但横一必无淫诗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说诗岂有当哉！且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张采序陈际泰文云：“知为大士文者，虽不佳亦佳。不知为大士文者，虽佳亦不佳。”小说载有马生者，以其诗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称康状元海诗，座客无不赞者。後知其出於马，始结舌不复语。世儒闻为孔子所删而逐谓其无淫诗者，何以异是！由是言之，朱子目为淫奔之诗未可谓之过也。然其诗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盖其中实有男女相悦而以诗赠遗者，亦有故为男女相悦之词，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无题》、《香奁》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间有所感触，而之於男女之际，如後世之“冉冉弧生竹”、“上山采蘼芜”、“君嫌邻女丑”之类，盖亦有之。子太叔赋《褰裳》，子柳赋《箨兮》，子{羔齿}赋《野有蔓草》，赋之者既可以断章而取义，作之者独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赠男者甚多，男赠女者殊少？岂郑之能诗者皆淫女乎？虽据词以说诗，而不拘以成见，但取其词之有资於言，而不强知其意之所指为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季札论《郑风》
《郑风》二十一篇，惟《缁衣》好贤，有开国之规，《羔袭》直节，有扶危之操，其馀皆卑鄙猥琐之言耳。两《叔于田》及《女曰鸡鸣》，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猎一事。至《遵路》、《同车》之属！淫靡冶荡，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故季札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细也者，即卑鄙猥琐之谓也。习俗如此，久必不胜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读《郑风》者当知立国有久远之图，教民以淳朴为贵，惩淫荡之风，变弋猎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则宗社固於苞桑，──所谓授之以政而达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学《诗》耳。若如《诗序》所言，诸儒所释，篇篇皆刺时事，莫非爱君忧国之心，则与《卫》、《齐》、《唐》、《魏》之风几无所别，季札何缘目之为“其细已甚”，又何由知其当“先亡”平？吾尝取《传》所载季札之言证之十五国风，无不合者。然据毛、郑所注，则与季札之言无一不相刺谬。不知向来诸儒何以深信笃好其说而不容人少持一异议也？可叹也夫！
《齐风》
《鸡鸣》非刺诗
《鸡鸣》，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则莫若勤。虽古之大圣人犹以勤为要务。故《书》曰：“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盖人君以一身抚有一国，为地广矣，为人众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达，故惟勤为要务。何者？人主日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不能欺矣；日与其群臣接，则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贤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恶而兴革之。不然，逸乐自恣，深层简出，大臣有权则为大臣所壅蔽，大臣无权则为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达，国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鸩毒尤多因於好内：故开元治非不盛，得太真而遂亡；同光亲翦朱梁，宠刘氏而遂乱。是以贤君惟恐视朝之晏，不得与大夫士熟议国政；而贤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乐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劝之。知其事者作此诗以美之也。《序》乃以为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相成之道，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说，而但以为言古贤妃，亦恐未然。岂自丁公下至僖公十二世之中断不得有一贤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说之误，皆由以十三国为《变风》，务谓其有刺而无美，有邪而无正，委曲以为之解；必不可通，则以为陈古以刺今耳。学者信为实然，亦可叹矣！
《春秋》时齐、晋最强之故
《齐风》何以首《鸡鸣》也？政勤於上也。《唐风》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时，齐、晋最强，齐伯至数十年，晋伯至百数十年。此其立国之基必有远胜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势而有为。《鸡鸣》、《蟋蟀》，所谓先立其基者也。盖自丁公、唐叔立国於成周盛时，其设施措置，政事纪纲，必有能抚绥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远诗缺，无从详考；赖此二诗犹足见其遗泽。何者？此二诗者皆其数世以後之诗，国安民乐，朝野无事，正人心逸豫之时，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犹存，立国之纪纲未坏。是以虽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贤君即可以经理整饬而得志於诸侯也。故此二诗者皆当在春秋以前。编《诗》者首载之，以见夫《南山》、《卢令》、《肃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启其国者，赖有此也。
《远》、《著》、《东方之日》皆非刺诗
《远序》云：“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云云。《著序》云：“刺时也。时不亲迎也。”《东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後之说《诗》者因此，遂谓作此诗者其意主於刺也。余按《远》云：“揖我谓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而。”《东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皆以其事归之於己。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污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则其《序》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而此三诗但云“哀公好田猎”，云“时不亲迎”，云“男女淫奔”，并无一言及於刺者，与《南山》之《序》迥不类。疑作《序》者之意但以录此诗为刺之，非以作此诗为刺之，不必附会而为之说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明友亦可，施之男女私会亦可，未见其必为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干旄”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见其必为淫奔者，窃谓遇此等诗但当缺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说已详见前《邶》、《》、《卫风》中。
魏风
《葛屦》、《汾沮洳》皆非刺俭
《葛屦》、《汾沮洳》二诗，《序》皆以为刺其君之俭啬。《朱传》采《序》刺俭之说，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词亦并不似刺俭者。“象扫”、“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仪修饰之美言之，似讥其华而不实者。宁有刺人之俭而但叹其美好者哉！褊，狭也，狭则不能尊贤容众，非俭之谓。而“采莫”、“采桑”亦诗人兴之常，如“采苓”、“采蕨”、“采杞”之属，非谓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与其奢也，宁俭。”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俭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则尤难。祈以币更，宾以特性，器用不作，车服从给，晋悼以霸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袭三十年，平仲以显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俭亦何负於人，而乃以为刺，且琐琐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时尊А饮，楚之先世若敖、{曰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未闻有以其俭为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国者殆不可以枚举。胡为乎魏之人独以俭为诟病？无怪乎宋蔡京之据《周官》“不会”之文启徽宗之奢以覆其国也！盖此二篇章法与《风》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饰之美，而末以一二语醒出诗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风，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莫”不过借以起兴，执此为俭之证，误矣。
《园桃》、《陟岵》、《十亩》背非刺国削
《园桃》乃忧时，非刺时。《陟岵》，以为行役思亲者得之。然谓“国小而迫，数见侵削”，则二篇中皆来见此意。《园桃》所忧，在国无政。若果已见侵削，则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肃羽》，《召南》之《殷其雷》，岂必皆见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亩》为国削，小民无所居，语尤附会。“十亩”，但就树桑之地言之，非以十亩授田，何遂至於无居！朱子以为“政乱国危而不乐仕”，是也。大抵《诗序》揣度为多：以唐、魏之俗多勤俭，故谓之刺俭；以魏国小而邻於晋，故以为国小而见侵削耳。甚至《唐风》之《蟋蟀》明言“无已太康”而犹以为刺俭，其诬古人亦已甚矣！
《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当以上五字为句，下六字为句，於文既顺，於韵亦谐。盖“子”与“已”谐，“季”与“寐”谐，“弟”与“偕”（举里反），谐也。近世乃於“行役”处读断，失之矣。
《伐檀》兼刺贪与美不素餐之二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