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前颇为困惑地说：“我不明白……二十年前，我从徐州踏上征途，开始二次北伐……本党本军所到之处，民众竭诚欢迎，真可谓占尽天时，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短短二十年后，这里竟至于一变而为我的葬身之地了吗？”其实蒋介石是明白的，只不过是不敢道破而已。在这个“此一时彼一时”的现象后面，深藏着民心向背的转移。二十年前，国民党代表民众利益反对帝制建立共和，奉先总理令兴师北伐，就在徐州这个地方蒋介石率数十万众大败北洋军阀孙传芳、张宗昌。然而时隔二十年，国民党已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蒋介石也成了人民公敌。所以，虽然同样立足于徐州这块“福地”且身边将星如云，手握八十万美式装备的重兵，算得是兵多将广，比起当年来又是“鸟枪换炮”了。可最终仍不得不惨败于人数装备明显处于劣势的我华野、中野之手。这正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许比这个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这样一段史实：卫立煌、杜聿明、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诸将，都曾作为中国远征军的统帅，率领十万大军在缅甸战场与十余万日本精锐之师展开殊死搏战，最终以全歼日军而告捷。也正因为此被蒋介石所倚重，作为王牌军紧急调往东北战场。没想到，这些抗日战场上声名显赫的悍将，在人民解放军正义铁拳的撞击下，纷纷落马，一代名将之花相继凋谢。在辽沈战役中，廖耀湘被俘，郑洞国投诚，孙立人战败，杜聿明逃出了东北也没逃过淮海（可惜影片未能对以上背景略作交待）。同样一个人，同样一支部队，昨天还是英雄，今天就成了“狗熊”，这前后迥然相异的命运难道还不够发人深思么？非常值得赞赏的是，影片并没有因此就对他们采取简单的漫画化和草包化，而是恰恰相反，客观真实地表现出他们的负隅顽抗。卫立煌、杜聿明等人虽有回天之才却无回天之力，尽管效忠党国也只有徒唤奈何。尤其是那个作为国笔和蒋介石国策顾问的陈布雷，一生追随蒋介石，当他最后向蒋进言而遭拒绝后，这个刚直清正的忠君者不得不以弃世方式来表达他悲愤交加的忠诚和绝望，并以此为蒋家王朝谱写了又一曲挽歌。他们的悲剧是深刻的，而又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
同样，在我方，从诸多高级将领直到最高统帅部的领袖们，他们的大智大勇，高屋建瓴的眼光、胆略和气魄，决胜千里的运筹和指挥艺术，也都不仅仅是属于他们个人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意图再精妙再高超，但要变成现实最终还得依靠人民的力量。反过来说，他们英明正确的决策也正是来自群众的智慧和人民的愿望。英雄或领袖的巨大作用并不在于他个人有三头六臂，而在于他往往最能代表人民的意愿，抓住历史的契机，顺乎民心，顺乎潮流，因势利导地和人民一起去推动历史前进的滚滚巨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才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是不可战胜的。事实正是这样——1948年9月我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西柏坡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可时隔两个多月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审时度势，重新认定“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并及时修改战略计划，果断地扩大淮海战役，力图在长江以北消灭国民党主力。结果是仅仅通过一百四十二个昼夜的搏杀，就基本歼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大大加速了历史的进程和全国的解放。影片真实客观地再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战略决策的产生、成熟和不断修正的过程，恰恰说明了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是人民的儿子，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影片开篇大气磅礴地推出毛泽东信步黄土高原的镜头，不妨看做是编导创作思想的一个注释，即影片是把毛泽东作为扎根大地扎根人民的安泰式的英雄来加以评价和塑造的。接下来，毛泽东和军委总部指挥员乘坐木船在滔滔黄河中和船工奋力划桨破浪前进的画面，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是一个我党我军顺乎民心，顺乎时代大潮的历史结论的富于诗意的激情表达。
把这一思想更加深入更加展开更加具体化的是《淮海战役》中出现的虚构人物丁小二这个形象。他是独特的“这一个”，更是一种共性的代表，他作为人物的成功，首先并不表现出性格的塑造和刻画方面，而是在于他的普遍性的深刻意义。几亩薄地就能使一个刚刚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国民党士兵倒戈，令人难以置信而又自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耕者有其田”，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农民的主要理想，历代农民起义无不将这个口号大书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就是鱼与水的关系，休戚与共生死相连。而中国革命说到底，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就是土地革命，也就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因此才赢得了几万万农民的拥护，才有取之不尽的兵员，才有纷纷倒戈来降的士兵，才有全军官兵赴汤蹈火的精神，才有抬着嫁妆来修工事的东北新媳妇，才有头扎孝布依然推车前行的母与子，才能喊出“倾家荡产为了前线”的口号，才会发生五百多万群众用近百万辆独轮车和一百多万头黄牛、毛驴推出、驮出革命胜利的伟大奇迹！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国民党几百万精锐部队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犹如秋风之下的落叶呢？
“得民心者得天下”——诚哉斯言，壮哉斯言！
二
我们在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必须同样重视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不如此，便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为在很多时候，历史的走向和人民的意志总是通过少数杰出人物来体现和传达的。任何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战争史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了历史的进程。所以，写战争史而不写杰出人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像写我国历史上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而不突出写袁绍、曹操、诸葛亮、苻坚、谢安；写俄国卫国战争和莫斯科保卫战而不强调库图佐夫和朱可夫一样会显得不真实甚至滑稽可笑。《史记》以降，我国的正史多半成了杰出人物的传记，便是编年史，也多以杰出人物为主线来连缀。而讲到史诗性作品，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焦点也总是聚集在杰出人物身上。就像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奥德赛斯、阿伽门农，甚至美女海伦；《最长的一日》中的蒙哥马利，《解放》中的斯大林、朱可夫等等。概言之，杰出人物就是史诗性作品中的魂灵，评价一部史诗性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就不能不看它在塑造杰出人物上面取得了多大成功。
近年来，随着《风雨下钟山》、《西安事变》、《南昌起义》、《血战台儿庄》、《孙中山》、《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开国大典》等一批重大历史题材巨片的拍摄，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孙中山、张学良等一批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人物也逐渐走上银幕并不断地丰满鲜活起来，不少形象已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欢迎。电影艺术家们在创造他们的过程中，也摸索和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大决战》正是在这样的前提和起点上来塑造自己的人物群像的，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首先是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等几个“头号人物”，由于获得了较之以往任何一部片子都更为深广的表演时空，人物形象开始呈现出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且有了一种性格的深度和力度，基本挣脱了概念化的窠臼，开始在银幕上活了起来。几个特型演员（如古月、赵恒多等）的演技也趋于成熟和自然，对所扮人物的把握和体验有了一定的自信，大体能将剧本所提供的东西尽情发挥乃至超常发挥，并在观众的心目中牢牢立住。其次是贡献出了一个包括双方高级将领的空前繁复的人物画廊。尽管影片不能像《巴顿》的个人传记片那样浓墨重彩“工其一人不及其余”，但还是力求抓住一两个细节甚至一两句对话来刻画人物的个性，传达人物的神韵。譬如刘伯承的幽默、陈毅的风趣、邓小平的机敏、粟裕的干练、刘亚楼的精悍，以及杜聿明的深沉儒懦、卫立煌的老谋深算、邱清泉的轻狂跋扈、黄维的自命不凡、刘峙的盲目愚笨、黄百韬的刚愎自用等等，都在“惜片如金”的表演中让人们过目难忘。
再次，就不能不说到林彪这个人物了。《辽沈战役》一出，千家万户争说林彪，这种现象虽然包含了林彪这个人物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带来的特殊效应，但是我们平心而论，林彪银幕形象之所以大受人们青睐，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有很重要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应该说，在《大决战》一百多号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中，如何表现和树立林彪的形象是一个最大的难点。难就难在这个人物的历史是断裂的，前半生很辉煌，最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那么，我们怎么来评价和表现当年那个手握百万雄兵，敢于杀伐决断的“林总”呢——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个指导思想一经确立，一切矛盾都迎刃而解。甚至，林彪特殊的历史地位恰恰为我们今天准确把握他提供了一个十分适度的距离：当年，林彪作为我东北战场最高司令官，作为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辽沈作战意图的全权执行者，运筹帷幄，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成为共和国的一代元勋；然而晚年他又成了革命队伍里的野心家，共和国的叛逃者。也就是说，这个人物前后两段历史的鲜明对比，正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分析、判断他当年所作所为的一种参照、一种印证。从而使我们今天来把握与表现这个人物时，不仅放得开，而且还能深得下去。《辽沈战役》正是这样做的。林彪在打长春的问题上瞻前顾后、踟蹰犹豫，再三延宕执行中央指示，险些贻误战机。但其中又表现出了他的缜密、周详和“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信条；他每遇重大决策，总好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有时还让人感觉出对罗荣桓、刘亚楼的轻慢（如围住廖耀湘兵团时，刘亚楼问：“林总，是不是研究一下？”林答曰：“研究什么，先堵，然后围而歼之！”），但这种专横中，又透露出一个杰出的高级指挥员的优良素质：明彻的判断力，果敢的决断力以及高度的自信；他的出尔反尔（如在彰武车站面对敌人增兵葫芦岛的情况突然改变战略部署；在塔山吃紧，林、罗、刘集体决定动用总预备队后又断然否决等等），既有多疑、多虑、多变的一面，更有深谋远虑，高人一筹的一面。如此等等。他是矛盾的，因而也是更有深度的，他的性格塑造就是在矛盾冲突中展开与完成的。所以，尽管比较而言，林彪的镜头并不很多，可他的一些性格特征（如内向深沉、冷静刚毅、寡语少情、不苟言笑等）、动作特征（如反坐椅子、吃黄豆、踱步等）、语言特征（精简、准确、形象，如“我只准备了一桌饭，现在来了两桌客，这个饭怎么吃？”“不要怕乱，就像煎中药，十几味药二十几味药丢进去一块煎，药性才能发挥出来。”）都像烙印一样打进了观众的脑子里。
由此看来，林彪的银幕形象的成功较之以往历史人物的塑造，确实有了新的突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质。他给人的启示在哪里呢？依我看来，关键的同题就在于林彪的特殊性帮助我们的编导们彻底打掉了概念化的枷锁——不是从“正面”、“反面”、“正确”、“错误”等等先入为主的概念出发去接近人物，而是从活生生的“这一个”人出发，去触摸人的状态和性格。我们试比较一下，诸多历史人物的银幕形象是不是多少还有些罩在“正面”或“反面”的光影之下不能完全脱颖出来呢？至少比起这些人物的“真身”来还缺乏一些性格的立体感、纵深感和鲜活感呢？这样讲也许比较苛刻，但认真严肃地研究《大决战》乃至其它战争巨片人物塑造上的得失，对于我们整个的电影创作甚至文学创作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即便像《大决战》这样成功的作品，在刻画人物方面仍然留下了不少值得商榷的余地。比如次要人物众多，结果平均着力，本想突出一个群体，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人物走马灯一样过去了，出了影院就让人恍若梦境；有的人物性格刚闪出点火花，秋波那一转也就不见了下文。至于在主要人物内涵的挖掘上，更是大有潜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