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之二。从人格铸造的层面来讲，柳建伟必须对自己思想体系的缺憾和心理结构的缺失保持清醒的自觉和高度的警惕。一个作家的思想面貌可以呈现混沌和繁复，但思想理念决不可以混乱和芜杂。它必须要有整合，而且仅仅整合在悲观主义的深度上也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提升，要有超拔，要在向上的维度上，设定一个终极界限，以一种更高、更圣洁的光辉来照亮他的全部的混沌、深邃和阴暗。《北方城郭》恰恰表露了作家思想资源的混乱，和以一个悲观主义者自居或自得的心态。检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难看出，其思想上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其行为上都是无羁的自由主义者。这固然真实反映了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信仰崩溃、道德滑坡、物欲横流、人心叵测的现实景况。或者再追溯起来看，中国说到底缺乏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共产主义虽然被推到了政治信仰的高度，但却由于它没有完备严密的保障与惩罚机制，事实上也不能对国人的行为思想在最高标则上进行约束。只不过，突如其来的社会转型使这一痼疾一夜间暴露无遗。《北方城郭》对此进行揭橥与抗争的深度与力度，已然超越了同类作品。但与经典名著相比，差距显而易见。那就是整部作品还缺少诗意的升华和美的光照，因而也就影响了作品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品位。这和歌颂光明面或弄一个光明尾巴的意思毫不相干，我们不必为此再费口舌。但是为了表述清楚一些，倒可以与老托尔斯泰作一个不甚恰切的比照。老托尔斯泰的思想资源不可谓不庞杂，从基督、佛陀、老子、孔子到苏格拉底、帕斯卡尔等等，无所不包。而他的思想基调也近乎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他一直认为，人类的虚荣、嫉妒、物欲、情欲、贪婪、暴力等等恶习，都将阻碍人类前进。然而，老托尔斯泰并未就此止步。他集各家思想之大成之目的，恰恰是企图对人类困境进行探询，寻求解答。他热切地呼唤人们灵魂的净化，回到虔诚和纯朴，以增益精神成长，根除人性恶习，最终使“天国就在人们心中”的基督名言得以成真。老托尔斯泰从对人类的忧虑走向关爱进入信念，并始终不渝地企图指引人类的解救之路。他以他的博爱赢得了伟大。也许老托尔斯泰的理想是一个永远的乌托邦，但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在于实现与否，只要有它的存在，它就在前面召唤着我们。就像高挂天际的启明星，我们永远走不到她身边，但她迷人的光亮像微笑一样，始终在温暖着我们，吸引着我们向她走去。——老托尔斯泰的启示，柳建伟切当深长思之。
再者，我在前文曾经激赏过柳建伟歹毒的眼光和阴险的心机，对他沉入人性黑洞中打捞绝活的助益。现在，我却要提醒他，这种才能一旦泛滥起来的不良后果，重要一点就是会直接妨碍对上述老托尔斯泰式的爱心的包容，现代作家路翎之所以终未成世界级大师，除了蒙冤二十几年荒废韶华之外，他自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度沉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受东正教教义制约的陀翁，身后尚被高尔基指责为恶毒的天才，如果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恐怕也就无法成其为一代宗师了。柳建伟的心身在陀翁著作里浸淫太久，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提升到美神之光的照耀之中，也将是危险的。我建议柳建伟再认真研习一下屈原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东西方的超一流大师有一个共同特性：因单纯而高贵，因静穆而伟大。行文至此，又想起“少年不可学李贺”的旧说，就再顺便提醒柳建伟一句：务必对陀翁身上的鬼气恪守距离。
备忘之三。从技术操作的层面来讲，柳建伟还必须高度正视《北方城郭》暴露出来的如下不足：
（1）语言的问题。关于此点，前文已经备述，但实在是因为事关重大，这里不能不再次首先提及。短篇圣手汪曾祺老曾有一句名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虽然极而言之，但亦言之成理。一般说来，一个连语言关都过不好的人，又怎能指望他写出好作品并成为一个好作家呢？柳建伟的情形确实有点儿例外，他以他推土机般的巨大力量（包括思想、结构、人物乃至对话）掩盖了他叙述语言的黯淡无光，从总体上支撑住了《北方城郭》。但也不能以一句瑕不掩瑜来搪塞语言的平庸之咎。可以肯定，因为语言的问题，《北方城郭》的整体艺术成就被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挑剔的读者甚至会因此而拒绝阅读，宽容并有耐心的读者读完后会因此而为它扼腕叹息。我确实三番五次试图以推土机来为其辩护，但认真想来，这种辩护亦显乏力。虽然我们不能以轿车的精美来指责推土机的粗糙，就像我们无法用契诃夫的精炼来苛求巴尔扎克一样，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毫无保留地接受巴氏的冗长与哆嗦。柳建伟的语言，必须像研磨他的人物对话一样去加以提炼和锻造，主要应该朝着简洁、流畅、准确和雅致的八字方向大踏步前进。当然，这是一个慢功夫，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舍此别无他途。《北方城郭》的语言落差如此之巨，除了与作家的才华有关，也与作家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有关。此一点亦不可不察。
（2）开头的问题。无可否认，《北方城郭》以它磅礴的力量，成功地克服了长篇小说“半部杰作”的通病，但它又暴露出了一个不会开头的问题。全书第一章明显生硬、生涩和笨拙，大大影响了阅读时的进入心境。其实，长篇的结尾固然难收，但开头也并不容易。通观起来，写不好开篇，似乎也是长篇创作中一个不大不小的通病。面对一个未知的庞然大物，如何接近和进入，确实是个问题，从语调、感觉、情绪到切口，都尚处在一种投石问路的试探、叩问、调适、摸索的过程中，一步到位，妙手偶得，属可遇而不可求，何其难哉。否则，老托尔斯泰就不会为一个《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而反复操练。大师尚且如此，常人可想而知。一般熟手开不好头，除仓促写作者外，亦与过于重视、过于审情而导致放不开手脚，进不了状态有关。而柳建伟的《北方城郭》则恐怕主要是因为手生，缺乏经验之故。情有可原，但应注意。所谓“虎头、猪肚、豹尾”，要有重视开头的意识。
（3）细节的问题。长疯了的大树固然好，但从艺术的角度看，毕竟野性有余而雅韵欠之，活力过剩而美观不足。《北方城郭》的细节过繁过密，造成枝蔓旁逸斜出，虽有营造混沌感之效果，但亦有遮罩主干之弊端。孰轻孰重，两害相较取其轻。一是在写作中不能完全地水银泻地，四处奔淌，流到哪算哪，而要心中有数，有适度的分寸感和收放自如的驾驭力；二是写出之后，要有一把快刀，舍得砍削，敢于割爱。此外，粗枝大叶式的操作，还给《北方城郭》留下了几处细节方面的硬伤。比如庞秋雁坐着崭新的白色林肯车去地区开会哭穷要钱，而遭致李金堂反击导致重创。一场政治争斗本来精彩激烈，却因一个细节不慎，消解了人物的深度，也调侃了政坛争斗的险恶。还比如吴玉芳人命案中，留在大衣柜中的指骨竟迟迟不能被发现，岂非儿戏？如此失误，本当不该。细节虽小，却关涉根本，有小小蚁穴溃千里长堤之虞。究其原因，不在才华，也不在经验，恐怕还是急躁与草率之故也。
因了以上三点遗憾，我最终给出对于《北方城郭》的完整定位是：是大作，但不是精品。有必要顺便说明我的“大作与精品观”。简而言之八个字：精品易得，大作难求。此语怎讲？顾名思义，精品精品，精美、精致、精巧之作品也。合此要求，一首歌曲、一段相声、一出小品、一个短篇，皆可称精品。而大作则不然，非有大气魄、大气势、大力量、大体积而不能。换言之，很多精品难称大作，而有的大作却可能成为精品，办法不外乎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罢了。
说到底，《北方城郭》怎么办？我最后再提一条可操作性的具体建议，也许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如果《北方城郭》有机会再版，柳建伟可否投入一个月精力对其进行细打磨、深加工。其实工程量并不大，硬伤（如林肯车事件）好修，枝蔓也不难剪。稍难者在语言，需要从头至尾细捋一遍，精心润色，狠心删削——我估计再减肥五万字就刚刚好。这样一来，《北方城郭》将要精致得多，完美得多。而且，沉静心态，退去躁气，稳住节奏，从容把笔，不仅应当作《北方城郭》的修改要诀，还应作为柳建伟今后创作长篇的戒条。因为真正的杰作精品，必须经得读者的挑剔、专家的重读和时间的验证。果若如此，则作家幸甚，读者幸甚，当下中国文学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