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多年以来，军事文学（请允许我暂时使用这个提法，这样也许更有助于说明问题）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的存在，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约定俗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也因此，它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常常联姻或暗合之际（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改革文学”与改革大潮等），它总能占天时地利而得风气之先。可随着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转轨换型，意识形态语境迅速嬗变为商业化语境，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顽强崛起的“先锋派”和“新写实”都以疏离或淡化主流意识形态为某种表征，并且在文坛逐渐被认可甚至取得了某种“主导”位置。所谓“后新时期文学”中潜藏的这种价值取向的转换，使军事文学感到了一种失落，一种无所附丽空无所依的惆怅和困惑。军事文学原有的庄严与神圣日益被掏空被销蚀，它终于从一个先定的高度被降到了一个平面上，即还原为一种题材的专门指称——专指以战争和军旅人生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罢了。
辩证地看，来自“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事文学”的“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换言之，“军事文学”的蜕变不过是当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更加艰难和典型的缩影罢了。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军旅小说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和新的分化。
首先，是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暗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一股生气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进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阎连科、陈怀国、柳建伟、赵琪、徐贵祥、陶纯、麦加、石钟山、陆颖墨、裘山山、刘静、张慧敏、王曼玲等人是这个行列中的佼佼者，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化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
其次，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初的中年作家，经过了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短篇向长篇转移。这是中年军旅小说家的“文学马拉松”赛程过半以后的再度加速。朱苏进的《炮群》和《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等几部作品分别从当代军营、当代战争、古代战争和未来战争四个角度出发，立体而宏阔地表达了20世纪末中国军人面对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英雄何以成为可能等军旅文学永恒主题的沉重追问，以及由此反射出来的军旅作家中坚力量在经历了蝉蜕与转型之后，崭新的艺术姿态和精神理想之光。它们的无意“集合”送来了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潮动的隐隐涛声，多少也弥补了8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相对“歉收”的缺憾，甚至还可以看做是继“前十七年”长篇军旅小说两度繁荣之后，一代新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终于“出线”的重要信号。继此之后，解放军文艺社组织的军旅长篇小说系列、海军的“金锚丛书”、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金戈丛书”等长篇丛书在近一二年相继问世，因为它们，90年代的军旅小说留给了人们以期待和退想。
“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贯穿军旅小说发展二十年的一个主题
80年代中期，我最初提出“农民军人”这一现象时，是从两个角度切入的。一是作为创作对象的农民军人。我充分注意到农民与军人之间的血缘联系，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感情，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并通过建设性的扬弃来重塑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农民军人，或日农民军人的代盲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把握与塑造中国军人的先天优势。但是，根据我对一批农民出身的青年军旅作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他们还缺乏清醒的自审意识和自觉的批判眼光，因而“先天优势”反而常常成为了一种先定的局限。导致“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在军旅文学运动中应有的广阔前景未能充分展示，甚至还在80年代末期随着整个军旅文学运动的消解而一度湮没无闻。因此，当着90年代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陶纯、毛建福、李亚、卢萍等一批新进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也许稚嫩但却更加丰富、更加复杂，至少是更加真实的农民军人形象吟唱着“农家军歌”登上军旅文坛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他们达到了多么高的艺术成就，而是庆幸“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终于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并且也给我提供了重新来认识、描述和论证军旅文学这一重要主题的可能性。
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伊始，农民就是天然的革命主力军。诚如毛泽东所言，“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农民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巨人的高大形象。在进城以后的岁月里，在如何“反修防修”或防止“李自成式的悲剧”重演的严肃思考中，毛泽东也始终是将“不要脱离人（农）民”作为一个战略措施提出来的。他反复强调广大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甚至将他们驱入“五七干校”或组成“五七大军”，和青年学生～起“上山下乡”，为的是保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一种从“农民革命”到“革命农民”的逻辑推演和思想路线几乎就成了这一个历史时期内革命文艺尤其是“军事文学”的主线——雇农出身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从一个传奇人物一跃而变成一个“高大全”的“神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一个“样板”。新时期之初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其实并没有触动农民的崇高地位，它在军事文学的延续只不过是更加“现实主义”而已，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真实感人的准悲剧或悲剧取代了过去严肃的正剧的高调的“颂歌”而已。《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里的郭金泰、彭树奎等，都是农民军人的革命代表。尽管作者也意识到，有些悲剧“不能完全归结于极左路线的重压，也在于他们的无知。尽管我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但是，“嘲讽这些普通可爱的战士，我落笔发抖，于心不忍。”于是，弘扬“优根性”，回避“劣根性”，就成了此一阶段塑造农民军人的“原则”和方法，这与其说是作家认识的片面所致，还莫如说是时代的局限使然。
1985年的“寻根”文学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自身，它导致了一次对国民根性的重新审视和对民族文化的重新批判，实则是“五四”运动的余绪，是鲁迅精神的返照。韩少功诸君笔下的丙崽等人物（《爸爸爸》）和阿Q何其相似乃尔。农民身上的负面开始被频频曝光，农民头上的光环开始日渐暗淡，并从一个巨人的高度降至为一个平面乃至一个凹地，被人们平视乃至俯视。这股思潮波及到军旅文学界，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军人作家，传统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抽空，惶惶然之间既无法给作为农民之子的自我定位，也无法给作为描写对象的农民军人定位，双重的失落就导致了心态的失衡，从一种农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迅速滑向了一种自卑、自虐和自嘲。莫言成了此一阶段的代表，《苍蝇.门牙》中的荒唐，《金发婴儿》中的滑稽，无不带有漫画的色彩；大老粗的团长，农民出身的指导员，无不是洋相出尽丢人现眼，和梁三喜、靳开来们形成了一种反差强烈的比照，也和进了城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与最终没有“进城”的高加林（《人生》）形成了一种呼应或沟通。——赚了钱也罢，读了书也罢，参了军也罢，农民的根性却不能因此而迅速改变。莫言的认识可以说将农民军人的主题往前推进了一步，但也囿于心理的失衡和情绪的偏激，影响了描写的客观、公允与平和。到了80年代末，随着整个当代文学运动的疲软和军旅文学格局的解构，农民军入主题的发展也就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
进入90年代之初，与军旅文学的普遍低迷和委顿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正是“农民军人”主题的豁然展开和“农家军歌”旋律的訇然奏响。以阎连科的《和平雪》、《和平战》、《和平寓言》、《在和平的日子里》、《夏日落》、《从军行》、《中士还乡》、《寻找土地》等系列中篇和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无岸的海》、《黄土地黄军装》等系列中篇，以及长篇《遍地葵花》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连续推出，为当代军旅文学人物画廊骤然增添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军人”形象谱系。这个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这个谱系中的农民军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既典型又普通、既清晰又模糊、既鲜明又暧昧的复杂面目。面对他们，传统“军事文学”中惯用的诸如正确／错误、先进／落后、革命／保守之类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难以推行，常常使得我们只好和作者一道“悬置判断”，在困惑中陷入更深的思考。这种变化看似平淡实则深刻，并非出自随意和偶然。一方面，它是“农民军人”主题演进到90年代的必然。另一方面，与这种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农民军人自身的变化；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有了农民军人的变化，才有了农民军人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这些农民军人虽然也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但已远远不同于李存葆、莫言笔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军入伍的）那些农民军人。这个转型期最深刻的表征之一，就是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就是人的种种欲望的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实现，并且得到认可。这种社会思潮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和军营的渗透是潜移默化和强有力的，影响之一就是他们的“入伍动机”变得多少有些“不纯”起来，既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忠于，四无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山中，那十九座坟墓》），也不是随后简单的“保家卫国”、“奉献”、“牺牲”，而是一种藏掖了个人小九九的“公私兼顾”，一种渴望“逃离土地”的人生二度选择。
陈怀国最新完成的长篇小说《遍地葵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农家军歌”的集大成者。这部作品写了一群农民子弟在当代中国军营中的奋斗历程，但主要是全方位地、立体纵深地勾勒描画出了许家忠“这一个”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从一个农村青年写起，写到他当上了团长，直至犯错误成了阶下囚，在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尽情展示了一个农村青年向军人转变，全部的心酸苦辣、苦尽甘来和悲辛乃至失败。这是一个由农民向军人转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农民出发最终又回到农民的过程，更是一个人的过程。这个人物的形象定位确实有明确的理念导引，即作者是站在反思和批判农民军人局限性的高度来构思与刻画许家忠的，但终归又是靠生活、靠情节、靠细节、靠情感和心灵来浇铸的，从而使许家忠成为了一个生气贯注个性鲜明的貌似憨厚而实则狡猾，胸怀大志而又容易满足，脚踏实地而又精于算计的复杂人物，给农民军人形象谱系中增添了一个新的典型，表达了作家对中国军队的农民性与现代化这一对矛盾的深刻感悟与深沉忧思。
与《遍地葵花》的沉重叹息大异其趣的是《父母爱情》的轻松调侃。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作为军门后裔的青年女作家刘静也不约而同地把探寻目光投向了中国军人的“农民性”问题。只不过她关注的不是农民军人的“现在时”，而是他们的“过去时”，讲述的不是农民根性的失败，而恰恰是农民文化的胜利——一位战争年代入伍的青年农民解放后进城做了高官，娶了一位城市知识小姐作如夫人，从此双方就在生活习俗、行为方式、文化差异诸多方面展开了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拉锯战”。最终的结果是，大老粗的“父亲”表面上文明了，高雅了，绅士了，骨子里却依然很“农民”，而原本娇骄倨傲温文尔雅的“母亲”则彻头彻尾的农民化了。这个结局出人意外却又有几分让人信服，令人啼笑皆非却更加发人深省。农民性的顽固与强大在一个老农民军人的婚姻故事中得到了黑色幽默式的演绎。《父母爱情》出自非农民军旅作家之手，是“农家军歌”的一个异调与和声，也是对“农民军人”主题的一个丰富与补充，为这一主题的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