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莫言的创作其实无外乎王德威总结的“历史与空间、叙述、主体性”三个层面。莫言期许对本书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另类史，却流露出作者心态的暖昧。莫言试图通过对一些被遮蔽个人的历史如地主，单干户，来完成对一种“大中国”历史断层处的补足或曰修订。他充分浪漫化了一个虽败尤胜、不屈不服终至大彻大悟的形象，这个绝对居于智慧的中心并穿越时间长河笑到最后的，是西门闹不是蓝脸，也不是其他人。莫言无形中抬高的是这个形象，也不期然造就了一种大翻盘似的书写——一部另起炉灶的当代史，也因之落人了历史的诡计中，媚俗的另一面。正如邵燕君说的，“历史远没有‘把颠倒过去的再颠倒过来’那样简单”。然而纠缠莫言的人物蓝脸，又确实承载着老一代农民对土地的热爱。莫言一直打着大旗要回归的所谓“传统”本真，正在此处。莫言的访谈也许道出某种真意，“蓝脸”确实是作者下笔的初衷，作者本召唤着蓝脸们“魂兮归来”，另一个不安的灵魂西门闹却翩然而至占满了作者的笔手。如果我们还记得杰姆逊的名言“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不禁要问，作者立足当下的发音究竟基于何处？谁在说话？在哪里说话？说什么？这些老问题和新的价值观上的混乱在小说中也借着喧嚣、叠加的所有人物的自说自话中弥散出来。于是我们称之为庞杂，倾泻、流畅或日写作的顺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不怀疑并且认同这部作品的写作速度。这部作品还可以有副标题，叫做《喧哗与骚动》或《被背叛的遗嘱》。
朱寒汛：听了大家彼此不同甚至很冲突的发言，很受震撼。在对文学评论感到恐惧的同时，不禁对作家产生了深刻的羡慕之情——是啊，人家写了一部作品，是非你们评说去吧，意义你们慢慢去挖掘吧，去争论吧，去谁也不服谁吧，去头破血流吧。“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历史告诉我们，让人们信服的代价多么巨大，而作者就像璞一样，在一边舒舒服服地躺着，看你们忙乎，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你献不献，他都是璞。
阅读《生死疲劳》的时候我正奔波在旅行途中，而这本小说给我的旅途增添了不少的快感。读者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家，总是特别的宽容，就像对不喜欢的作家总是特别苛刻一样。我爱好文学的历史是从阅读莫言开始的，所以我对莫言一向十分推崇。有人说莫言只能写农村和农民，刻意强调本土化和中国化。这让我有点不太明白能够写农村题材为什么非要写城市？从古到今中国都是一个三农国家，中国的历史就是农业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文化就是慢节奏的，严肃、幽默，心存敬畏，温文尔雅，充满浪漫情调。我悲哀地感到中国的城市已经越来越不像中国，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全球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了。另外，我也认为，作家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题材的制约，莫言的写作是不能够离开土地与农村的，最起码不能离开底层人民。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莫言的小说一进入农村这个环境就活灵活现，翻腾跳跃，真是如鱼得水，而一进入城市就完了，情节失真、对话干巴，真是如鱼上岸。而且题材、人物越是现代，这种现象越严重。
莫言的世界观是在农村（确切地说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东农村）形成的，而不是在城市（莫言当兵以后第一次进入县城是在二十岁以后）。农村有他的血泪史，他痛苦的觊觎和压抑的情感，有宽慰他的汪洋血海一般的高粱地和带有神秘色彩的雾气弥漫的乡间小路和小路尽头的河流，又有草鞋窨子和铁匠铺，还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各种牲畜和农具，甚至还有关于爱情的无数幻想。正是有了关于这一切的沉痛记忆，才使得莫言笔下的农村瑰丽生动，气象万千，充满生命的律动。莫言写农村是平视，而不是像《小鲍庄》那样的俯视，视角的不同很说明问题。为什么？王安忆当时是带着城市户口的吃公粮的知识青年，她永远不能进入农村这个环境，她眼中的农村就是一个城市人眼中的农村，她的创作资源不在农村，也永远不可能在家村。而莫言当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青年。莫言也坦言自己是一个农民，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血里泡三年、火里烧三年之类，经过很多道恶毒的“三年”工序，他还是农民，永远是农民。正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评价毛泽东时说：“好像有一扇门永远为他打开，而且只为他一人打开”。显而易见，农村的大门是永远为莫言洞开的，哪有农村的大门不为农民打开的道理？我想到一个例子，和所有伤痕文学作家不同的是，莫言对于“文化大革命”从来不怀有敌视和仇恨态度，而正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场“浩劫”却给他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这就完全是一个当时农民的视角。“文革”对于农民的冲击最小，却把一批“知青”和“右派”送到了他们中间，农民能够间接地了解和接触城市和文明生活，为他们枯燥简单的生活平添了无数想象和乐趣。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个小说细节是一大群农村孩子围观几个知青刷牙，牙膏味甜津津地四处弥漫。王安忆会这样处理这个细节吗？决不会。大概六年前我看莫言的一个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莫言把农民的这种喜不自胜描写到了极致。
莫言的矛盾是，好像是和自己闹别扭似的，抑或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自己有驾驭各种题材的写作能力，总是企图跳开农村。就像《欢乐》、《酒国》以及电视剧《红树林》，包括这部新作《生死疲劳》的后半部分（在读到“文革”结束改革春风降临以后我就基本丧失了阅读快感，我甚至感到作者本人也失掉了写作快感，进度越来越快，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变得莫名其妙）。他有一套“想象力的试验场”理论，说没见过大海的人写的大海比渔民的儿子写的大海更加瑰丽磅礴，因为人的想象是无限的。作家的确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的大小是一个伟大作家的重要指标。但是想象力是需要依附在具体事物和很准确的记忆当中的，否则这种想象就是靠不住的，失真、缺水、面带菜色的。我要说的是，自七十年代中后期莫言参军进而提干，已经逐渐进入了城市这个环境，身份也慢慢变成了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从而导致思想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不彻底的，带有很多复杂的矛盾和痛苦。同时，莫言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是不了解的，这反过来又证明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
结语
朱向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们选择《生死疲劳》来讨论是有价值的。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你们五个人的意见大相径庭。在我看来你们各不相同的观点，正好佐证了莫言这个作家的复杂，如果不好说莫占是伟大的话，只好说他比较复杂，或者说比较庞杂——庞大和复杂。
虽然不能说越是具有阐释空间的作品就越是伟大的作品，但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部作品大家异口同声都说出一种结论，这也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五个人谈出五种意见，基本不大相同，甚至对立，这就说明这个作品是具有可阐释性的。可阐释空间越大，那么这个作品越有价值。
第二，我要谈一点更正。刚才有同学谈到一种意见，怀疑现在中国文学界是不是在“跟风”——跟外国人的风，跟大扛健三郎、跟马悦然的风？
对这个说法，我要作一点更正。不错，何止现在，多年前大江健三郎、马悦然就开始看好莫言，跟我们的看法接近。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说“跟风”的话，不是我们跟洋人的“风”，而是洋人跟我们的“风”。早在二十年前——一九八六年，我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通栏标题的半版文章《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借福克纳的“邮票说”来解读和推崇莫言。
此后我陆陆续续写过多篇莫言评论，尤以四万余字的《新军旅文学“三剑客”》的影响为著。应该说，我对莫言的称许差不多就是当时文学界的一种共识。也就是说，莫言首先是中国文坛自己的桃子自己摘，然后才是洋人来摘。大江、马悦然什么时候才认识莫言，起码晚了十年嘛。更重要的是，莫言是以文学本身的成就登上文坛的，不是靠非文学的因素一炮打红，然后在国外造成一种影响，又反馈回国内的。这一点也值得大家注意。
第三，我对大家的意见都表示尊重，不管你们之间或你我之间的意见是如何对立，但你们都是经过了认真阅读和认真思考，而且都言之有据，甚至言之成理，也都能自圆其说，在各自的层面或立场上对我有所说服、有所启发。这既说明了大家都有各自的见解，同时又说明了莫言的丰富性。而且据我看来，作家其实无所谓对错，很难说正确的作家或错误的作家，我情愿说一个有没有深度的作家，或者说越是复杂的作家，越是有争议，有矛盾的作家越是有价值的作家。再者，莫言不是一个以理性见长的作家，他是个思想比较庞杂混沌的作家，不像有的作家，总是能一下子把握住了问题所在，写出以理性见长的作品。莫言勿宁说是感性的，他对社会也有他的看法，但他不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方式是和盘托出，把他的所有“观感”——观察和感想，连毛带血，水淋淋、毛茸茸地端上来。
大河滔滔泥沙俱下，但它的前提是一条大河，是气势、是力量、是速度。如果是一条小溪，清澈倒是清澈了，但它的流量就小了，也翻不起几个浪来。
当代中国文坛恐怕缺的还是这种长江大河式的作家。如果要说莫言的独特性价值，恐怕这就是他的主要价值之一。
比如这部作品，我大体感觉和中国当代农村近五十年的发展之感觉和味道基本接近。作为同龄人，我觉得是亲切的，是容易沟通的。现代的青年人可能更多地重视他作品的寓意、形式、技巧，文体意义，我则是从个人的生命经历来理解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对当代中国农村变迁史的描写是大体成功的。对莫言而言，农村是他的根，离开土地，他就把握不住了。
总之，对《生死疲劳》这样一部丰富、复杂、混沌的作品，要进行清晰准确到位的评论的确很难，互相之间谁想要说服谁也很难，而且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我想我们只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就像作家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一样，它就自有它的价值所在。当然，这种感受，第一是要真实一第二是要独特，第三是要有深度，第四是将它完美地呈现出来。
13.意象之美与人性之痛
——关于曹文轩长篇小说《长瓢》的对话
主持人：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对话人：朱航满、李小婧、刘常、傅逸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研究生）时间：2006年一月十二日
朱向前：我认为曹文轩现象值得研究，所谓“曹文轩现象”指的就是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理论的“两枝笔”现象。其实，大家知道，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很多作家都身兼教授，都是一边做研究，一边搞创作，甚至还一边搞翻译。三枝笔都很过硬，都留下了经典作品。比如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沈从文、鲁迅、林语堂、周作人、钱锺书等等。现在这样的通才越来越少了，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学者素质的全面退化或者说是作家的学者化程度有待提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应该重视曹文轩。
曹文轩在八十年代主要搞儿童文学创作，成绩斐然，获过三次全国儿童文学奖。但主流文学界对儿童文学作家似乎低看一眼，打人另册，不管你发行量多少，闹得多红火，都不大把你当回事。比如郑渊洁，号称童话大王，据说作品发行量成百上千万册，赚钱多得不得了，但文学界并不太以为然。同样，曹文轩此前十年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也没有在文坛引起更大的注意，与此同时他也一直搞理论批评，虽然出版了几本专著，影响力也很有限。曹文轩真正引起文坛注意的是《草房子》这个小长篇的出现。按传统划分《草房子》还是儿童文学，但在意境、气象上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这部作品比较大气，真正莫定了曹文轩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地位。接着是《红瓦》，从少儿写到青年，像是一种成长小说，也有相当的力度。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也入围了。紧接着漓江出版社出版十卷本《曹文轩文集》。曹文轩现象开始为人瞩目。《红瓦》之后，他又出了长篇《根鸟》《细米》，然后就到了《天瓢》和《青铜葵花》，可以说势头正旺，文运正昌。别说一个大学教授，就是一个专业作家要达到这种数量（质量另说）都极为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