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也是庄严的面目可憎的历史学家们没办法左右的事。你可以几几开一个人，功过算计个不清，但你左右不了后世对传奇人物天性地好奇和赞叹。毛泽东显然是属于这样审美型的人物。
前面老师们提到知识分子界对毛的暖昧态度，我大概听明白一点，就是说个人受到冲击过，受过伤。我想或许是毛泽东离我们还是太近了，我说这话可能显得没心没肺，但抛开一己私怨的态度恰恰是最好的审美态度吧。我们可以欣赏久远前的项羽和哈德良，我们怎么就要回避近处的伟人呢？
再有，回避伟人是不是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回避自己呢。我们把自己和伟人一并放入浩瀚的时空里。这个世界的战争和杀戮，一切悲惨的事情都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它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罪。我们都有责任，一切灾难为所有的人类共承担。这就是人间，向来如此。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也是我们，更优秀些的我们，将我们的善与恶，我们的创造力或破坏力更集中更强烈更放纵地表现出来的人。我们看清楚了他，只更有利于看清楚我们自己。
因此我爱看这本书，我甚至更期待朱老师对这个大人物做更有趣更详尽的解读呢。
李迎丰：我对毛泽东没有像柳主任研究得那样多，所以觉得说这个话题还欠缺理据。但是朱副院长今天让我来，我想不是因为我写了书评，是因为他了解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基本的看法和态度。一个是对毛泽东有感情，这个感情很复杂。还不完全是个人的生活经验，这是一个与“二十世纪中国”有关的话题。毛泽东不是一个你回避不回避、绕过不绕过的问题，他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产：整个中国的，不管是哪个领域，都是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在运作，到了21世纪还是这样。包括邓小平——他就不愿意把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给取掉。因为邓小平真是非常智慧的一个人，这首先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决策，而是精神上的一种悟觉。回到刚才的话题，一方面对毛泽东始终是有感情的，但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教书的、写文章的，还应当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要从感情和理性两个方面来面对毛泽东。
朱副院长的这本书，首先也是从对毛泽东的感情，对毛泽东和当代问题的直观感觉以及个体体验出发的，然后又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研究解读。这本书的特点，就在于他的一种个人化的解读。他有自己的知识视野，有独立的研究过程，三四年的这么一个过程，有对当下生活的个人体验，有对这个时代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时代氛围的这么一种感觉。这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过程。第二，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诗词。反过来说，实际上就是以文学为一个话题来谈文化。不光是从文化角度来谈文学，也是以文学的话题来思考中国文化。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就文化思考方面而言，书中探讨了毛泽东诗词的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文化领域里，以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里，毛泽东个人的文化人格。这本书里不是简单地评说毛泽东这个人好或者坏，而是从文化人格的角度来讨论毛泽东的形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所以是“另一种解读”。第三，我觉得这本书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曲笔。但这种曲笔是非常有道理的。
朱副院长这本书的切人点很有意味，写作个性、个人特点是很突出的。刚才朱副院长提起王蒙对此书所持的赞赏态度。王蒙作为一个前“右派”，跟张贤亮、白桦等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能够比较超脱自我，辩证地、理性地、很具智慧地看过去的事情。他不是带有一种激越的对抗的心态来看他的经历，也不去寻找西方宗教式的精神思想资源来浇心头的块垒。实际上他是按照自己的一种比较理性的、辩证的逻辑，甚至是以中国革命的逻辑来分析中国革命自身的矛盾。所以他认同这本书的观点，我觉得可能跟这一点有关。
柳主任的文章里面提到书里的一个内容，就是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全国人民的感觉。这与周恩来逝世时的感觉是不同的。我们那时候都是年轻人，都是经历过的。周恩来逝世是“父亲”死了，就觉得家里边亲人死了。
“十里长街送总理”，送的是那个最贴心的人。但毛泽东死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始是不哭的，有的人是一种很紧张的思索。然后到了最后一天，全市人民在广场的追悼大会上痛哭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好像全城的人都在哭，漫天皆白，全世界都在哭。但是哭的是什么呢？不是像哭周恩来那样——我的父亲死了，我的亲人死了，而是哭自己。唉哟，这真是伤心呀，以后我怎么办呀，是这么一个心态……就是塌天了。主席是不能够随意去评价的，而周恩来是我们身边的人，周恩来是可以被评定的，但毛泽东是难以被评定的。毛泽东是一个被悬置的话题，他只能悬置。
如果说具体地谈毛泽东的精神遗产，我觉得有三点是挺有意思的。
第一点就是，我同意刚才李潇潇的话——政治人物是不能用道德来评价的，不能说什么个人权力不权力。政治家对政治权力的态度跟我们对他的政治成就的评价没有直接关系，它们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掌有个人权力的政治家，他想干什么才是重要的。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斯诺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讨嫌！个人崇拜，讨嫌！”毛泽东非常清楚这是一种个人崇拜，非常讨厌。但是下面有一句话说，你（指斯诺）就不需要崇拜吗？你的文章就不需要、不喜欢让人看吗？这在“文革”期间，这段话当时就流传下来了。就是说个人崇拜本身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任何人要推动中国的事情往前走，没有这个崇拜就不好办，如果不是毛泽东，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或者周恩来，所以只能这样走。评价一个政治人物，不能把太多的道德问题揉进去。
第二点，毛泽东这个话题很大，很难说清楚。我们只能说毛泽东是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也包括知识界。
但是如果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可以类比的一个观点，就是洪子诚的那个《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文学史中的一个观点，讲五四时期开始的一种文化启蒙的思维模式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当然这也是自八十年代以后，对启蒙现代性讨论的一个共识，然后他更独到深入地用到这部文学史著作里面。他讲，五四时期黑白对立的二元分立这样一种思潮，在“文革”期间有一种结构式的发展。加一句我自己的话就是说，这种二元分立的思潮，知识分子是始作俑者。是知识分子把这个启蒙思想，二元对立、黑白对立的观念张扬起来的。那么，五四时期的这样一个二元对立观念，经过激进派激烈反对传统的文化抗争，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到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重演。洪子诚是很客观的，他的这个理论的分析是很要命的。这就跟刚才两位对“文革”期间的那些样板戏的看法有相通之处。
样板戏是一种很前卫的艺术实验，是非常现代性的艺术实验，洪子诚是用这样一种定位来概括样板戏的。它不是毛泽东要革命，它可能就是这个传统、这个逻辑走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一场革命：革你革命者的命。所以我觉得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说文化革命他做错了什么，他做对了什么。没有从大历史来看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第三点是关于“文革”以后毛的“三七开”。“三七开”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走下神坛的问题。没有三和七具体的量化，不可能量化。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的呢，说明了毛泽东是可以批评、可以讨论的。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是一个政治话题。所以学界回避的是政治。学界主要回避的不是毛泽东个人可不可以讨论，对毛泽东个人有什么看法，理性上有什么分析有什么判断，不是这个事，它是一个政治话题。因为现实政治是一个非常功利、非常实际的，具有当下操作性的，推动当前社会往哪儿发展的事情。所以毛泽东只能被悬置。政府方面，意识形态方面会悬置，知识分子就更会悬置。就国际上来说，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就是攻击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批评的，拉开距离的，又有个人情感在内的态度和立场。因我们所有的理论选题都有感情因素在里面，都有个人的生命体验在里面。我觉得朱副院长非常有分寸地避开了有损毛泽东形象的话题，同时也表现出来了个人对问题的一种深层看法。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
第四个问题，关于“曲笔”的表达形式。我觉得，朱副院长是用一种曲笔的形式，一种理性和感性兼得的曲笔形式来表达的。我真觉得今天毛泽东这个话题，曲笔是唯一的形式。曲笔本身就是一种胆识，因为任何一种叙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你谈文化、谈毛泽东文化人格、谈文化传统，实际上就是在做一种个人化的建构。我觉得毛泽东就像是一个大宇宙，毛泽东的这个涵盖力是允许我们从任何角度去进入的。包括你对这个时代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对你自己的看法。我们今天讲毛泽东，就是一种对精神传统，文化传统的认同或者是思考，可以表达自我，表达我们当下的看法，而且都可以与历史对话。我不知道应该是从文化定位（毛泽东），还是从精神传统来定位。他真是挺像孔子。只要我们谈他，就说明他活着。
傅逸尘：刚才听几位老师讲了，都是在那个年代有过真切的生命体验，另外有一个历史的政治的参照，当我来面对毛泽东诗词或者毛泽东的时候，我就觉得缺乏一种参照，无论是文化历史还是个人体验上都是断裂的，就是我现在无论是谈文学还是谈生活，我总是以2000年为一个界限，就好像2000年之前我还没有真实地存在过，还没有开始我独立的思想，我想要是让我来面对毛泽东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在我的成长经历里面，毛泽东是一个悬置的符号，他好像没有真切地与我的生命体验，与我的成长历程发生关系，在我的知识结构以及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毛泽东是一个既在场同时又缺席的这么一个符号，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大概是个什么回事，但是谁都不去探讨他。谁也不去把他拉到我的生活里面和我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来说，就有种扑面而来的感觉。
我就以我的生活和我对文学的观念为参照，来谈毛泽东在我们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位置。新世纪以来我觉得在文学领域大概有三大块，作为文化现象存在。一个是红色经典的重新掀起热潮，一个是军旅文学乃至军旅电视剧的火爆和繁荣，再一个就是底层文学，底层叙事，或者叫做新左翼文学，就是从文学而起进而到一种文化的政治的思潮。这是文学方面的一个参照。
还有一个大众文化的背景。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商品经济逐渐成熟，文化在经济基础上呈现出什么状态。我觉得我们的主流文化退出了思想阵地。我看过一个内参，说现在的文化领域，特别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已经是白热化了。我们这一代人回头看我们的人生经历。从小是喝着可口可乐穿着耐克鞋长大的，是看着美国日本的动画片成长起来的，虽然也在主流意识形态里面浸淫，但思想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
同时，我们这代年轻人虽然是从小受西方文化侵犯，但伴着我们综合国力的上升，也出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精神层面的孱弱，信仰的缺失带来反弹。如果把当代中国历程分为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话，它之前是什么样的，它对当下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召唤，这个对比的力量是强大的，底层出现一种怀想和怀念，当下的生活给他们一种痛感一种无奈一种不得不回望过去的一种逼迫。所以我就想比如当下的年轻人标榜自己的个性，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包，挂毛主席像章。这说明大众将毛泽东去功能化，去内涵化。但是我觉得这个符号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它相对于我们现在的超女快男这样的文化偶像，大家潜意识认为毛泽东是一种什么形象呢，他是一种强悍的、大气磅礴的、伟人的一种形象，对于我们当下的孱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有一种巨大的对照和感化力。
再有一个背景，现在国学热，一个个学术明星的产生，可以看到一个规律，都是从古代先贤，古代思想文化里面汲取一些现代性元素。或者把现代性元素贴标签一样带到古代。中国思想界没有提出什么创新的原创性哲学。我们面对毛泽东思想，最起码他是中国现当代历史文化上的一个表征，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刻骨铭心的一个存在。无论他政治上的好坏，也不是做道德上的评价，作为一种思想传统，一种文化传统，它已经横亘在那了，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可能对这个东西噤若寒蝉，或者说视而不见，反过头来去挖掘古代的那些东西。我们恰恰把这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存在给忽视了，给割裂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