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技艺精湛。摄影如作画，妙在画外寄旨、深意不尽，难在心手相应、花随笔开，对于技法的熟知无疑是成就一位摄影师的必要前提。“纸上得来终觉浅，缘知此事要躬行”，除了理论上的明识，实践中的精进亦为摄影成家者无法绕过的门径。杨晓宁的摄影技法可谓一流，其摄影作品的用光、构图与色调都十分考究。以其作品《人间奇迹》为例，整幅画面经纬纵横、次第均齐、晦明相间、冷暖适宜，初看之下，使人误以为直是出自画工之手，绝非摄影者以相机所能为。再如《山村春色》，整幅作品以远山为背景，以村落为中景，以田野为近景，虚实掩映、黄绿互参、点线成面、方外有圆，微光在淡雾中起伏，勾勒出青山的轮廓；强光在晴空中分布，透射出菜花的嫩黄，作品有如一幅精致的油画小品，使观者在方寸之间尽感万种风情。几此种种，不一而足。
杨晓宁作品的三个特点，我想大体出自三个原因：其一是深植于他生命之中的国脉情怀。诚如他在摄影集的后记中所说：“农耕文化，国脉所系。中国农民曾经成就了中国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正是这千年国脉使杨晓宁的作品大气豪放。其二是他对土地的深沉之爱。作为一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地方领导干部”，杨晓宁不能不为土地中勃勃的生气而欢欣鼓舞，于是他行走于现代化的新型乡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当代农民最为本真的生活状态。他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热爱中深埋着他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生存智慧的认同，深埋着他对农耕文明、乡土情韵赤子般的眷恋。其三是杨晓宁勤勉不懈、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他长期担任地方领导工作，摄影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业余雅好，但他却能以职业水准后来居上，这一方面表明了他的艺术悟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那勤奋执著、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据说一次为了寻得拍摄日出的最佳时机与角度，他竟一连四五个早上坐在伸出山崖的树枝上耐心等待。其痴情如此着实令人感动，身为一名摄影师，志在千里的心力与踏遍青山的体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爽朗的性格、健旺的精神、磊落的胸次、坦荡的心怀，人文合一，形影相随，透过杨晓宁一幅幅自然风光与乡村情韵相得益彰的佳作，我仿佛叉遥遥望见他裹携行装、踏歌而去了。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7年三月二十四日）
18.长篇短论《五则》
《东方》的意义
《东方》（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是一部全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鸿篇巨制，全书近八十万字，它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英雄团为中心，把前线和后方穿插交错起来进行描绘，通过对朝鲜战场和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展现了中朝两国人民进行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者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动笔到一九七八年出版，断断续续耗时近二十年。可以说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创作过程，作家不仅要面对来自艺术本身的挑战，更要不断地抵制或回避来自极左政治的高压与干扰，以便尽可能地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作家的观察与思考，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原则。
《东方》的成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是现实主义在极左文艺路线严寒笼罩下顽强开放的一朵奇葩。所以，当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文艺的春天乍暖还寒之际率先推出，立即受到了普遍激赏，丁玲甚至不无奢侈地称赞道：“《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
《东方》作为新时期第一部杰出的军旅长篇小说，无论是在小说的思想内涵方面，还是在艺术结构方面，其开创性、里程碑式的意义都是不容置疑的。小说的艺术成就大致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它采取了籽朝鲜战争几次重大战役的进程和国内农村土改、合作化发展“双轨同时推进”的写法，不仅显得时空阔大气势恢宏，而且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了志愿军以弱胜强的雄厚伟力的源泉所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必将在东方崛起的历史趋势。
二是它将战争进程和人物命运作了水乳交融的有机结合，数十个人物的故事从战争始展开，到战争终结束，有的人在战火的淬炼中愈加放射出英雄的光彩（如郭祥），有的人迎着枪弹从懦弱走向了无畏（如刘大顺），还有的人则被炮声吓破了胆，由人民功臣变为了战场逃兵（如陆希荣）等等，而所有人的命运又都服从各自的性格逻辑和心灵的辩证法，以及战争发展的铁血规律。作品既是战争演进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物命运的历史。
三是在大胆揭露我军内部矛盾中塑造出我军内部的反面人物典型。
按照辩证法来说，任何事物任何人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即使在一个久经考验、战功卓著的红军团队中，出现少数像陆希荣这样的蜕化分子也是毫不奇怪的，但在“前十一七年”的军旅小说中，这样的“暴露”和批判是难得一见的。陆希荣的富有深度的蜕变过程是真实而典型的，是对虚假浮浅的“颂歌文学”的勇敢突破和反拨。
四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新美如画的爱情描写，给作品注入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浪漫情调，弥补了以往军旅题材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对军人爱情描写的不足。
但是，《东方》的缺憾也是明显的，如作家追求前后方结台，从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来反映战争的企图并未完全实现，相对而言，写后方的后半部明显薄弱；或者囿于写作时间的拖沓与间隔，文气也不连贯，后两部远逊于前四部；不少议论也过于直白和浅露，留下了散文化的痕迹，等等。毕竟，《东方》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时代精神的主导性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的统一上所达到的现实主义深度及其局限，都和《保卫延安》《红日》等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此意义上也不妨可以说，《东方》才是“前十七年”军旅小说的终卷之作，同时它也是新时期军旅小说回归现实主义道路的先声之作。它的定位就在于“接轨”，它的贡献亦在于此。
回望《炮群》
一九九一年发表的《炮群》是朱苏进的代表之作，也是转捩之作。堪称朱苏进二十年军旅人生体验的一次总结。只有在这个世界中，他才获得了高度的自由和自信，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灵感频至，神思飞越。我只想谈一个直觉。一翻开《炮群》。我们马上就能发现那个人们所熟悉所喜爱的朱苏进。因为在那一页页文字背后，潜伏着无数个朱苏进式的智慧、幽默、犀利甚至刻薄而同时又带有军人气息和眼光的对于人和生活的“小发现”“小感觉”“小议论”和“小总结”。它们或准确精到，或灵动传神，或尖刻过瘾，它们就像遍布整部作品这个庞大活物身上的神经末梢，它们活着并且时时动弹着、战栗着甚至发出嬉笑或尖叫，从而刺激你、魅惑你、满足你。它们是典型的富于朱苏进独特魅力的“小精灵”。
请原谅我无法举例说明以上“直觉”。为了比较全面地说明《炮群》在“还原”当代军旅生活中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我只能就其大略地归纳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当代中国军队的立体的多方面的具象抒写上至军区机关、副司令员，下至连队班排、班长战士；大到一个炮群的检阅、整体团队的会操，小到团机关食堂的就餐场面、连队起床洗漱的镜头，以至更加细微的队列中饮水的技巧和号音的妙用等等，作家无不摄人笔下，而且写得每每精到，无一漏汤。譬如对“阅炮”的宏大而威严的景观的描写，硬是在钢铁中写出了线条、色彩与音响，写进了情绪、感觉和生命，充分表明了作者首先作为一个合格军人的优良素养，和由此积淀的军人生涯的宝贵的切切实实的生命体验。
二是对一批我军中高级指挥员的精心塑造。苏子昂、周兴春、刘华峰、宋泗昌——团、师、大军区三级主官同台表演，这在当时的军旅文学创作中是不多见的。虽然这些人物带有浓厚的朱苏进式的理想色彩和性格类型化倾向，但有一条你不得不服，那就是这些人物都很“地道”。他们的一招一式一言一笑都蛮是那么回事，都透着一股十足的军人劲道，风骨和神韵。特别是作家对他们内心世界的透视，对他们心理活动的描摹与揣度，对他们相互之间的权谋、心机与算计的操纵、运筹和暗示，乃至对他们人类根性的负面的洞彻与揭橥，都称得上是惟妙睢肖，力透纸背。是朱苏进凝重而狞厉的“第三只眼”对当代中国军界世态人心的又一次杰出“凝眸”。
三是对当代中国军队和军人的宏观的“形而上”思考。作家非常得体和艺术地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关于我军的建军思想、方针、政策，关于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军人素养，关于我军现代化进程中暴露的种种弱弊及痼疾等宏观的思索与议论。从而使整部作品弥散着一股高屋建瓴的大气，闪烁着一层机智警辟的理性光辉。这在当代和平军营生活创作中是罕见的。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军队作家严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还说明了作家对当代中国军队和战争所进行的非文学化的职业思考与研究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炮群》之于朱苏进已经成为历史，《炮群》的全部辉煌与黯淡也已经引发了我的深深的脉叹。剩下的问题是：在当今的文学情形下，军旅文学突破的曙光何在？朱苏进作为曾经的军旅作家中的卓越代表，作为一位从不苟作的严肃作家，近二十年来在影视编剧中屡战屡捷，却在小说创作上交了白卷，这种选择对于朱苏进的文学道路意味着什么？对于整个当代军旅文学又意味着什么呢？
《铁床》沉重
海波的《铁床》首发于《小说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一九八五年由百花文艺出版单行本，是作家唯一的一部军旅文学长篇小说。作为一名军内“先锋”作家，海渡无疑是文学观念变革意识觉醒较早的一个，《铁床》大量运用意识流等西方现代小说手法和技巧，令人耳目一新。
一个“让人看了扫兴”的土丘上，坐落着空军一个编制三人的小导航站。站里的三个军人从不操练，连军容都不大整洁，有限的任务只是机场飞行时重复着无限循环的“三长两短”的导航信号。一切看起来简单、平庸、毫无趣味，然而正是这看起来似极其平静的表层下，却包蕴着极不寻常的内心情感的波澜，三个军人无一不背负着心灵重负，透过这些心灵沉疴，折射的又是有关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切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