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1998年4月下旬，在河北涿州影视城召开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97卷”终审会上，新疆青年批评家韩子勇送审的理论专著《大国的文学：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获得全票通过。
作为分工理论批评书稿并连续几年审读韩著的编委之一，我为来自遥远的西部的第一本理论著作加盟丛书而感到高兴，更为韩子勇在西部的韧性的坚守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而感到欣然。
3月下旬，初审韩著过后，我曾写了如下意见：
“韩子勇《大国的文学》书稿，今年是第四次参评，前两次均根据诸编委意见作了不同幅度的修改加工，使之更具有专题研究性质和专著色彩。考虑到西部文学在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理论研究的相对贫弱，考虑到该课题一定程度的开拓性和独创性；考虑到作者作为一个边疆地区的理论批评者的执著与勤奋，以及难能的理论素养、纯正的艺术直觉和漂亮流畅的文字表达，建议编委会在本年度推出该书。请孙老师酌定。”
而首次接触韩著的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先生则以初读者的喜悦对其做出了全面评估，值得在此一一照录：
“赞同朱向前同志的初审意见。”
“读了韩子勇的《大国的文学：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感到是一部很有分量、也很有才气的当代文学论著。作者熟悉关注广义的‘西部文学’，以纵深的历史性思考，追踪阅读了大量的创作，跨越体裁，跨越作家的籍属，以描写西部地方生活内容的作品为考察对象，从文化现象与视角的独特性，叙事与抒情的选择，文化接触和影响，价值和意识模型，偏远省份文学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总体把握与论述。很清晰地全景地展现了西部文学在当代文学总体格局中的独特色彩和位置，提出了西部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显示出作者开阔的视野和清醒扎实的理论素养。全书框架大体匀称，把握作品的艺术直觉和理论开掘准确深微，文笔流畅朴实，分析评论到位，不鹜新异之见，不作惊人之语，不逐理论的时髦，对于涉及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重要问题，有自己清醒的理论坚守，无学院研究的沉滞，又避免印象批评的空泛，表现了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的良好学风。这种学术品格在眼下的青年评论家中是很难得的。”
不难看出，孙先生的字里行间饱含了前辈学者对一位后学的厚爱之心与奖掖之情。但应该说，这个评语既是热情的，又是严谨的，它也大致代表了编委们的基本看法。我只想在这里略作补充的是，关于韩著的成书过程及其他。
1994、1995两年，韩子勇连续送审了一本名叫《古典与疯子》的评论集，《大国的文学》的某些章节仅仅是以单篇论文或一个板块的形式出现其中的。相比较同期参评的其他理论批评著作，显得有点参差不齐或风格不一。韩著两度落选。但是，当时负责审读理论批评书稿的雷达先生和我却未轻言放弃。因为，我们不仅从发展的角度注意到，韩子勇是一位很有希望的作者；而且也从现实的层面考虑到：相对于声势浩大的西部文学创作而言，它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至今鲜有全面而系统的理论阐述。因此，西部的文学研究这个课题就先在地具有了一份开拓性质和潜藏价值。经过慎重研究，我和雷达先生建议韩子勇将“西部的文学写作”拓展充实成一部理论专著，一俟成熟，再行参评。并将此一想法在编委会上作了通报，得到大家认可。经过几番书信和电话交流，韩子勇欣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1996年春，编委会收到了这部从形式到内容都初具专著规模和理论构架的《大国的文学：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它比之韩著前两稿，无疑实现了一次质的提升与飞跃。但是细读再三，似乎又觉得离我们的预期目标还有一点儿距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西部文学”这样一个漂亮的研究题目做出来也应该是漂亮的，而不应该有丝毫的仓促之态和粗糙之感。
犹豫之下，为了验证我们的感觉，我们又请其他几位编委一并翻读了此稿。最后，还是痛下狠心，退回韩子勇请他再作一次润色打磨。记得在电话中，他自己都感到信心不足，言语中似有退却之意。几经煽动，才答应再鼓余勇，再作一搏。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们大家逼着或推着韩子勇又爬了一道坎。令人欣慰的是，他最终战胜了自己，他的第四次冲刺，创造了新的纪录。
一部著作，四易其稿而终成正果，这在“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大概是一个特例，可它却反映了一种普遍精神：即编委会对作者的认真负责，编委和作者之间的亲密合作以及共同的对文学事业的严肃与执著。作为本“丛书”编辑史上的一段佳话，特记于兹，以为纪念。
其实，回忆起来，早在90年代之初，我就留心过韩子勇关于昌耀、周涛等人的评论文字并有良好印象。首先是他所处边疆的地理位置，就容易给人一种艰辛跋涉的孤独之美的联想。其次是他沉着的运思、静泊的心态和自成一格的批评话语，有朴拙而清新的气息，有古典而雅致的风度。再次，是他那种远离尘世和喧嚣的比较纯正和干净的艺术直觉，那种能穿越事物表象，直截了当地抓住本质的真实目光，都和他所处的西部恰切吻合，两相匹配。而今，这一切都顺理成章且集中突出地发扬在《大国的文学》的精彩论述中了。比如，他是这样来阐释与表达他所理解与感受到的西部的“物象”与“视知觉”——他从杨争光的中篇小说《赌徒》中的“重复”现象人手，指出：“‘重复’是大量出现的一种惯例，同时，这部小说的句子又习惯于被‘句号’割断，被‘句号’割断的短句反而有一种粘性，从而呈示一种细碎的普遍，一种匀质的存在。这种叙述性质是不是特别与‘戈壁滩’给人的视知觉相一致呢。”
“没有植物的遮掩，地平线是一条环形的虚线，匀质的沙砾土和充满迷茫白光的天宇，人烟稀少踽踽独行，相距遥远的村落或独立房子，这就是我们的视觉基础。它不被喧嚣的人群打断对自然的观察，它近处的事物缺乏变化与个性，它总是伸向远方——抬头就是如此，单一而冗长的线条，同质的、裸露的、不被绿地掩盖的色彩，凝滞的物象，无机的元素，一丁点声响迅速被虚空吸蚀，这就是我们的视觉基础。空间使诸物彼此发生关联，并且使它们具有相对性，在西部这样的荒原上，一座山脉从远处看很小，一条河流是随时会断的虚线，一切都是大比例的。在这大比例的视野当中，人是孤立的，是自然的一个余数，这就是我们的视觉基础。”
韩子勇由“视知觉”的特殊性，进而剥茧抽丝般地推导——“西部空间与地域的强烈的‘相似性’，使物质的速度趋于消失，使‘中心结构’的观念开始动摇，每一个部分都是游移的、通兑的。特别是由于人文的缺乏，联系与相关密度相对减少，造就一种人与自然的张力结构，这种结构影响到人的心理。在西部小说中，孤村、孤镇、独立房子、旅人等等，往往构成叙述的单元，而且，故事往往从‘生人’的到来，打破宁静开始。这里面有一种‘谜’的因素，封闭结构的破坏，中心的转移，方向感的游离，物质速度的变化，使‘事件’得以形成，使叙事得到发动”（以上均见第一章《物象与视知觉.自然的形式》）。
说的是何等的好啊。
由于工作之便和个人共趣，在将近二十年来的时光里，我曾有幸数次西行，从甘（肃）、青（海）、新（疆）到蒙（内蒙古）、藏（西藏）、宁（夏），从南疆的塔什库尔干到藏北的日喀则，基本走遍“西部”。因此，对韩子勇的独见与妙论就多有会心处与认同感。推己及人，我认为，大凡有过西部生存（哪怕仅仅是旅行）经验的人，对上述韩见恐怕都是不难发生共鸣的。而可贵正在于，这样看似常识的常理，竟然成了一种“发现”，而且被韩子勇发表出来了。
由此，我甚至还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微观的艺术分析和经验描述与宏观的思想建构和理论抽象两相比较，韩子勇显见得是更擅长与精到于前者。或者说，是由于前者的光芒照射而使得后者黯然失色。也许，这和一个批评家的气质与素养相关，也和一个批评家的优长和局限相关。《大国的文学》的创构迁延多年，数易其稿，甚至还是在相当的“外力”（列入基金课题与“挂靠”“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等）的推进下才得以发动与完成。这一现象本身是否多少也说明了这一点呢？
当然，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大国的文学》是韩子勇实现的一次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也是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填充，一种贡献。但是，它的可商榷之处也仍然存在。譬如，由于采用小专题独立成章的写作法与结构法，难免有些伤及作为一部专著的理论的严谨与逻辑的严密，甚至对于“西部”这一“主题词”也缺乏开宗明义式的明确界定。又譬如，对“西部文学”重在异中求同，即注意寻找归纳它与非西部文学的种种差异以作为支撑建构西部文学的共同点，但对于西部文学内部的差异（如不同省区的地域差异，土著作家与外来作家的文化差异，作家个体之间的性格、经历、气质、宗教信仰的差异带来的美学风貌的差异等等）则缺乏相应的分辨与发掘，从而，减损了本应该有的西部文学的丰富性与层次感。再譬如前三章比较立足于经验和感性，后两章则悬浮于理论与抽象，因而读来有前紧后松、前实后虚之虞。如此等等。这肯定是一种苛求了，坦言指出，用心乃在于能对韩子勇今后继续深化“西部文学”课题的研究有所借镜。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本文题目《在西部坚守》做出我的个人解释。在我看来，韩子勇的“坚守”至少包含这样三个层面：一是地理的层面，即地处边疆，远离中心，资讯闭塞，孤军奋战，殊为不易；二是精神的层面，不媚俗，不从众，不后撤，不下滑，有遗世独立之风骨，有洁身自好之操守，令人感佩；三是学风的层面，不追新逐异，不哗众取宠，用自己的话语说自己的思想，难能可贵。有鉴于此，我对坚守在西部的韩子勇君遥致敬意。
关于我受命于编委会对本书所做的编辑工作，只有两点可说：一、考虑到原书名《大国的文学：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容易引起歧义且重复累赘，故改为《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二、考虑到原书稿中的“附件”《军垦文化中的文学创造》游离于“西部文学”且质量略逊于正文，故撇下以保证全书的纯粹与完整。如此而已。
是为序。
1998年5月16日凌晨于长沙途次
载《新疆经济日报》1998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