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农家军歌”刚刚唱了个开头，要指出他们的稚嫩或缺憾之处是毫不困难的。比如他们过于“将心比心”，过于“粘滞于土地”而不能飞腾起来。这“不能飞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不能飞腾，由于与农民贴得太近，缺乏距离感，缺乏一种非农民文化与思维的比较和参照，因此只能“平视”农民，虽然有了真情、真实与真切，但还不能超越农民，获得一种富于当代色彩的主体意识与历史高度，像鲁迅一样放出一种犀利、透彻、入木三分的批判眼光，击中要害，警醒国民，从而成就大家之风范。二是审美的不能飞腾，由于在“泥潭”中陷得太深难以自拔，被一种过于深重的苦难意识所缠夹，因此也就难以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在苦难中寻觅诗意，像沈从文先生那样以博大的爱心将一个莽荡多灾的湘西点化成一个绚烂奇谲的诗画世界，达到钱钟书所谓“写忧而造艺”的化境。极而言之，思想和艺术的“比翼双飞”，应该是阎连科们下一步小说创作所努力的目标，无论是写农民，写农民军人，或写别的什么人，都是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与努力，毕竟给“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气象。而且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把关注的目光瞄准了农民军人与乡土中国这一主要症结，既注意到了前者对后者的反叛，更注意到了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就在这双向逆反关系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展开他们的艺术世界。他们的“农家军歌”从表层考察看，咏叹的是当今大陆中国一代农村青年走出土地的人生道路的艰难，但从深层观测就不难发现，它通过对农家子弟进入现代军营的坎坷际遇的抒写，已然昭示了他们最终进入现代文明的艰难。——“农家军歌”就是这两种艰难行进中的“二重奏”。这个“二重奏”给当前的军旅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塑造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军人形象，和如何重铸与军人品格相一致的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并以此给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精神的参照或引导。
据此，我在几年前曾修正过我在80年代提出的一个观点——80年代，我曾根据农民子弟军旅作家和军人子弟军旅作家一度双峰并峙双水分流的创作态势，预言军旅文学将由这两类作家互补同构，共同推进。现在，我愿意把更大更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军旅作家这一面。
五、“祭奠星座”与“寻找太阳”：
当前军旅小说英雄主义旋律的一种变奏
首先需要说明，在标题中写上两部小说的篇名，并不意味着本小节将以它们作为个案进行重点分析，只不过是想借用它们，试图涵盖性地表述当前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主题的发展走势和某些特点。从而比较出英雄主义这个从来就在军旅小说（尤其是在80年代）中激昂高扬的主旋律，进入90年代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奏。
显著的“变奏”最先来自于朱苏进。
虽然我在前文论及“两类作家”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和军门子弟作家队伍逐渐式微的基本事实，甚至还把军旅小说的主要希望寄托给了农家子弟作家队伍这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的无所作为或可以忽略。因为对文学而言，创作（作家和作品）的量和质并不总是表现为正比关系。朱苏进作为军门子弟作家队伍的“首席发言”或“第一小提”，在90年代前期虽然有孤掌难鸣的尴尬，但他孤军深入所达到的深度，依然代表或包含了军门子弟作家们对“职业军人”理想的英雄化书写的主要特点和新的思维向度。
创作与发表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长篇小说《炮群》（《昆仑》1991年第4期），可以看做朱苏进此前创作追求和艺术风格的一次总结，亦如他自己所说：“《炮群》是我的‘青春梦’的一次总宣泄。”而用我的话说，这个“青春梦”也是一个“将军梦”，一个“英雄梦”。这个梦主要通过主人公苏子昂来体现。
苏子昂其人就是作家一贯钟情的袁瀚（《射天狼》）、南琥珀（《第三只眼》）、盂中天（《绝望中诞生》）等一系列气度不凡志向高远的硬派军人的一个总化身。飞扬的理想主义激情和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两极对立，使得苏子昂这个人物和整部作品自始至终都处于紧张的矛盾冲突和饱满的艺术张力之中。孤标傲世而又清醒人世的苏子昂总是被坚执于高邈理想和认同于世俗现实的双重诱惑与迫力撕扯挤压得好不痛苦。
矛盾的最终消解还是以理想的受挫作为代价，现实赢得了胜利。作家最终匆匆安排的圆满结局实际上既是苏子昂对现实的妥协，也是作家对世俗的认同。它宣告了朱苏进“青春梦”或“英雄梦”的幻灭，也预示了朱苏进沿袭了近十年之久的创作路向即将发生的深刻转变。
《醉太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剑拔弩张到随意放松、从慷慨激昂到娓娓而谈的多少有点让人觉得新奇的朱苏进。亦如题目所示，《醉太平》展示的就是在太平盛世和歌舞升平中沉溺和迷醉。这个盛世的具体化，就是当前时代的某军区机关大院的日常生活流程——早操、上班、开会、家宴、舞会、约会和偷情……表面看去平静似水或五光十色，但季墨阳、石贤汝、夏谷等部长、科长、干事们都在其中紧张地旋转，忙碌地活动，精心地算计，不动声色地较量与争斗。在权势或情欲的驱动与诱惑下，他们或振作或清醒，或颓唐或沉醉。才华因此而变质，人格因此而萎缩，个性因此而扭曲。尽管朱苏进写来冷静客观，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而又持平公允，并且常常“悬置判断”，不作丝毫丑化或鞭挞状，甚至不时流露出对某一人物某一举措某一念头的赞赏与把玩，但这一卷当代军营“浮世绘”的底蕴却不得不使人振聋发聩，深长思之。
朱苏进在这里的变化是显而易见而又令人吃惊的。首先，是支撑他的作品的精气神，已由强烈执著的理想主义呼喊让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审视，或者说，是由批判取代了肯定，由消解取代建构。《炮群》式的“青春梦”的破灭也带来了朱苏进英雄观的破碎。季墨阳、石贤汝、夏谷诸君都是从基层部队摔打与筛选出来的人尖子，也就是前天或昨天的袁瀚与盂中天们——“他们或许本可以成为英雄，可是却投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只是一个个英雄的碎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耳朵，在那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脚指头，但你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英雄。”“英雄无觅”的慨叹与发现是缘自作家本人的成熟与深刻？这是因为世俗环境强大的同化力与侵蚀性？或者是“英雄”自身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原本就存在缺陷？
从《炮群》满怀激情地塑造与呼唤英雄，到《醉太平》冷静清醒地审视与肢解英雄，朱苏进变换了一个思考角度：在当今日渐物欲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中，一个当代中国军人究竟应该怎样抵御平庸，抗拒诱惑而保持英雄主义品格的追求和高扬？是在太平俗世中迷醉与沉沦，还是抗争与升腾？
《醉太平》在这里提出的追问是否过于尖锐和严峻？因为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截获的生命感悟是大不一样的。——在退伍还多于龙山牧牛的老兵姚建华眼中，生活节奏是缓慢却又不乏诗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在邂逅于西藏高原的若云和鲁连军的感觉里，再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气候也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天天都有大月亮》）；在偏远闭塞的五一八二兵站的老兵新兵的心中，与单调和寂寞为伴的，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和对未来岁月的憧憬（《五一八二兵站》）。——在这里，生活呈现出一种常态或稳态，时代激流还没能显出它逼近的迫力。相形之下，来自沿海特区的“报告”《军营里的股民》就大为迥异了。何继青久居特区多年，长期感受商品大潮对当代军人的猛烈冲击，和广大官兵一起咀嚼着困惑、迷惘与痛苦，也一同体味着喜悦、欢欣和冲动。《股民》选择了一个敏感而又新颖的角度，将一阵“股风”刮进军营，立刻就“吹皱一池春水”，对特殊环境中的军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灵轨迹做出了严峻的考验、冷静的审视和快速的跟踪。而且该作还较好地克服了“特区军旅文学”前期作品或以理性认识代替感性体验，或以表层感受代替深层体验的弊端，显示了相当的观察深度、体验深度和思考深度；是密切关注当前军营现实生活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也对《醉太平》式的追问做出了有力的支撑和严肃的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