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比较看来，在80年代的中前期，军旅文学虽然慢半拍，却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80年代后期以降，情况已有了显著的不同。
虽然同是陷入“低谷”，但“后先锋”、“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乃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划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巨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硌。反观军旅文学却不然，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在80年代末逐渐瓦解之后，它作为自成一体的一个群落或煊赫一时的一个“运动”，似乎已成明日黄花，军旅文学正孕育着一次深刻的蜕变。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使它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的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的是经济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军旅文学那种动辄“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耗资甚巨的集群运作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人化的“写作活动”。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它牵涉到军旅作家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等相关策略。对此，作家们都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以寻求新的出发基点和新的定位。
辩证地看，来自“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事文学”的“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换言之，“军事文学”的蜕变不过是当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更加艰难和典型的缩形罢了。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中篇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景观。
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初的青年作家，经过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移，先后创作出了《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末日之门》、《遍地葵花》、《兵谣》、《走出硝烟的女神》、《突出重围》、《英雄无语》、《亮剑》等长篇厚重之作，不仅弥补了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歉收”的缺憾，而且还使长篇小说取代中篇小说成为了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主要风景，初步实现了长篇军旅小说继“前17年”之后的再度繁荣。不过，在这支人到中年的成熟作家队伍之中，依然还有不少执著于中篇创作者，譬如张卫明（《英雄圈》、《双兔傍地走））、何继青（《兵道》、《军营里的股民》）、黄国荣（《履带》、《尴尬人》）等人都写出了新的中篇代表作。而非军旅作家邓一光（《父亲是个兵》、《大妈》）、尤风伟（《五月乡战》、《生命通道》）等人的加盟，亦在另一侧面支撑了军旅中篇小说阵容。此外，一些女性军旅作家不断地超越自我，也在中篇创作上有所作为，譬如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曹岩的《棕色雪天》、裘山山的《结婚》等，也都是90年代的可观之作。
其次，是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黯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人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这批小说新人最初的出道或成名之作基本上都是中篇小说，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90年代军旅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其“首发阵容”是——阉连科（《乡难》、《和平雪》、《夏日落》、《大校》）、陈怀国（《毛雪》、《农家军歌》、《黄土地，绿军装》）、赵琪（《四海之内皆兄弟》、《苍茫组歌》、《穷阵》）、徐贵祥（《潇洒行军》、《弹道无痕》、《决战》）、张惠生（《旱舟》、《少小离家》）、石钟山（《大风口》、《父母大人》）、柳建伟（《王金栓上校的婚姻》）、陶纯（《坐到天亮》、《营地之光》）、陆颖墨（《白色潮汐》、《战争寓言》）、刘静（《父母爱情》、《寻找大爷》）、表向东（《老营盘》）。
就量而言，90年代的军旅中篇小说比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像阎连科这样产量高达30余部的“中篇大户”，80年代就无人可比。但是，和整个军旅文学的声势和影响一样，90年代的军旅中篇小说较之80年代又多有不及。当然，其中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文学的边缘化是其主要原因，但作品的冲击力（包括思想的锋芒、艺术的创新和作家的激情等因素）的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譬如“农家军歌”一路，虽然推进了“农民军人”主题的深化与发展，更加切近了当下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景况，并且真实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的变化过程，但缺憾之处也所在多有——“比如他们过于倾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而放轻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太着力于细节的丰富真实而忽略了对其根源与背景的挖掘；自传体角度的切人常常导致自我陷入太深而不易超越，知之深、爱之切又往往影响了批判的力度与锋芒，理解与认同混淆，同情与妥协伴生；抓住了农民军人与土地复杂的悖反关系的同时，也将自己置入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之中；显见得还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烛照……”此外，艺术形式上还缺乏更多新颖独特的创造以至于共性多而个性少，作家之间的“靠色”和作家自我的重复几成趋势，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甚至还不易辨识，有“农家军歌”式的丘陵连绵，而无《高山下的花环》、《第三只眼》、《红高粱》式的奇峰兀立。如此等等。
总观当代（军旅）中篇小说50年，不难望见：前30年（1949—1979）沉寂蓄势，弯弓待发；新时期（80年代）繁华一季，尽得风流；转型期（90年代）高潮退后，余波绵延。其沉浮演变的轨迹，折射出了文学生态环境（时代）对一种文体兴衰的复杂影响，预示了中篇小说的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认识与把握中篇小说内在规律的诸多课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思考与研究。
最后，再对《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的选编思路作如下几点说明。
1.范围。凡50年来（1949年10月—1999年10月）在大陆（不含台、港、澳地区）公开发表、出版的军旅题材（以描写军人、军营、战争、军事事件等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小说均在选编之列。
2.篇幅。沿用目前国内通行的中篇小说字数标准：3—12万字。
3.既考虑广度，尽量覆盖军旅小说家队伍，尤其是前辈作家作品尽量收入；也注意重点，对在军旅中篇小说创作的质与量两方面有突出成就者的作品酌情多选。
4.为保留真实的历史面貌，对少数有争议但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亦照原貌收入。
是为序。
2000年10月5日—11月10日
于京西黑白斋
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