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雨说，我是旗人，旗人不允许做阉人。
山口说，你们那个旗人皇上在东北，难道和阉人还有什么差别吗？
青雨不再说话。
李会长说他可以担保，青雨不是阉人，绝对不是。山口却坚持要看看，他说他不相信一个男人，会把女人演得那样惟妙惟肖。李会长立刻叫青雨脱了裤子让山口先生检验，说要不然山口先生不信咱们中国的玩意儿。青雨自然是不愿意，李会长不高兴了，对青雨低声说，当着我的面你能脱，当着日本人的面怎么就脱不下来啦？其实都一样，他那东西跟咱们差不了哪儿去！都是爷们儿，没什么害羞的！
山口说青雨害羞，害羞说明他更是个女人。李会长不断催促，青雨不动。
山口在满怀期望地等待。
李会长有些下不来台了，对青雨说，你就当是下了回澡堂子。
青雨说，下澡堂子大家都脱。
李会长对山口说，他让咱们大伙都脱。
山口开始还笑，后来突然收敛了笑容，恶狠狠地说青雨这是侮辱日本，拿大日本帝国开涮！李会长看日本人变了脸，赶紧支使旁边的佣人，帮钮老板脱了！
佣人上来解青雨的裤子，青雨脸色苍白，无力反抗，任着人将裤子褪下来。
山口坐在太师椅上欣赏着青雨的尴尬与难堪，由衷地说，在中国，真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哪！
那天晚上青雨没有回家，他围着筒子河走了一圈又一圈，心里想的是在紫禁城圈里住过的皇上，知不知道他们的子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外国人当众扒了裤子……
大秀在灯底下等了一宿，那块补花单子，做几针就扎了手，做几针就扎了手。
日子越过越艰难，不是七舅爷一家难，是所有的北京人都难。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老百姓的生活也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人开始了强化治安运动，一次两次三次，一共五次，无端地抓人，打人，警车呼啸过市，半夜砸门查户口。没有粮食，全城百姓吃配给的混合面。所谓的混合面是高粱、豆饼、黑豆、红薯干的混合物，难以下咽，就这，还得半夜排队去买。母亲说，我们家北墙根，每天天不亮就有人排队，按居住片供应混合面，警察在每个人的脊背上用粉笔写上号码，按人头一个个来，队尾在一号拐弯，队头在胡同西口，不少人买不到，常常是空手而归。买着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混合面吃进去拉不出来，那时候的人把拉屎看做一件天大难事。侯宝林先生曾编过一段相声，说混合面吃了拉不出，喝了半瓶子梳头油，拉出根劈柴棍儿，原来混合面里有锯末……
七舅爷老了，身体状况远不如以前，目光呆滞，动作迟缓，头脑一时清楚一时糊涂，常常是面对着熟人叫不出名来，甚至将大秀误认做死去的老伴。
七舅爷到我们家来是1942年的秋天，是我的三哥将他领回来的。我母亲回忆，那是七舅爷几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家出现。三哥在海淀教书，每礼拜回家一趟，那天他在西直门门洞碰上了七舅爷，七舅爷正在挨日本人的打，噼噼啪啪的嘴巴一个接一个，在城门洞里抽出了很响的回声。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没人敢问，没人敢拦，也没人敢看。
“确保华北及北京治安”是日本军队的重要任务，日本兵把守着城门，凡是进出城的人一律要给日本兵鞠九十度大躬，然后接受搜身。常有因鞠躬不合格和认为带了犯禁物件的被拉出，或一通暴打，或被拉走枪毙。
那天大秀去交活儿，七舅爷不知怎的走出了家门，举着鸟笼子先奔了北海金鳌玉栋桥，又往西过了府右街，一路走，一路东张西望，他寻不到回家的路了。老人从东城晃到了西城，走到了西直门门脸，自然不知道应该鞠躬，照直往城门洞里走。
日本兵说，你的，过来！
七舅爷说，您叫我？
日本兵用手指头让七舅爷过去，七舅爷说，正好，劳您大驾，您告诉我上六条怎么走，我转迷瞪了，找不着家了……
日本兵说，你的，什么的干活！
七舅爷说，我不干活儿，我回家。
日本兵说，你的，良民大大的不是！
七舅爷说，不是良民，那您说我是什么呀？打小我就生在北京，连城圈都没出过，最远就上过一趟门头沟延生观，咱们犯法的不做，犯恶的不吃……
日本兵让七舅爷鞠躬，七舅爷说，鞠躬，我没行过那礼，我给您请安得了，请双安。
没等七舅爷的安请利落，日本兵的巴掌就抢过来了，连着几巴掌，将七舅爷打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蓝靛颏看它的主人挨打，在笼子里扑棱，被日本兵用大皮鞋哗啦踩扁了。七舅爷躺在地上，满脸是血，笼子里的小乌同样是血迹斑斑，肠子肚子都踩出来了。日本兵用皮鞋踢七舅爷，七舅爷全部精神都在他死去的鸟身上，将烂笼子和死鸟搂在怀里，任着日本兵踢打。
我想象着那情景，想象着一个无助又无辜的老人被日本兵狠命踢打的悲惨光景，一个爱小乌的平和老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没招谁没惹谁，无端地引来一顿暴打，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不该呐喊，不该说点儿什么吗？
五十年后，我在日本当研究员，研究的恰恰是日军侵略华北，北支方面军华北作战序列一段历史。我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结，在那些蒙满尘埃的历史资料背后，常常幻现出我满脸是血的七舅爷影像，又何止一个七舅爷。
三哥进城，见到七舅爷挨打，赶紧过来护住，对日本兵说舅爷是良民，脑袋有毛病了，请日本人原谅。日本兵瞪眼睛，开始骂人，过来个翻译官，朝鲜人，汉语说得也不怎么样，三哥将翻译官偷偷拉到一边，将情况讲了，又塞了钱给他，翻译才对日本人说，这位老北京，老住户，老糊涂，让他走！
日本兵让七舅爷开路！
七舅爷抱着鸟笼子艰难站起来，他说没那么容易就开路，他要日本兵赔他蓝靛颏。三哥劝七舅爷，不要鸟了行不行！七舅爷说不行，这鸟是他的命，他不要命也得要乌！三哥说，他们是日本人，日本人不讲赔东西。
七舅爷说，日本不兴赔东西就兴打人？他小小年纪就打老人。他日本国就兴这个？他有爸爸没有？他爸爸是怎么教他的？他在他们日本国也动不动就敢打他的二大爷。
三哥让七舅爷甭说了，说了他们也听不懂。七舅爷悲伤地说，听不懂？他是人不是。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来没挨过打，现在竞挨了这个小……兔崽子的大嘴巴！
日本兵问翻译，这老头子不开路，还在说什么。翻译说老头说的是东亚共荣，日本皇军，万岁。日本兵立正，给七舅爷敬礼，说约西。
七舅爷“呸”地吐了一口说，约你妈个腿！
三哥雇了辆洋车，直接把七舅爷拉我们家来了，我母亲一看见七舅爷的模样，眼泪就下来了，呜呜咽咽说不出一句话来。母亲说，当时的七舅爷满身血污，大褂的前襟被扯了下来，丢了一只鞋，就这还死死地抱着他的烂鸟笼子不肯撒手。见了我父亲，七舅爷摘下鸟笼子就要请安，父亲让舅爷甭来那些虚礼儿了，赶紧拿来衣裳让七舅爷换。
换衣裳的时候母亲看见瘦成干柴棍一样的七舅爷，腰背一片青紫，跟父亲说怕是有内伤，一个瘦弱老人怎禁得住这样的打。三哥说，能捡回命来就算不错了，西直门门脸，他没少见被打死的，盖着席片扔在城墙根，没人敢去领尸。母亲说七舅爷不该提着鸟笼子满街遛，现在到处都强化治安，日本人看谁都不顺眼，中国人的存在就是错。七舅爷说大秀今天交补活去了，他寻思出门去迎迎闺女，就走不回来了。父亲问舅爷这两年日子过得怎么样？七舅爷说，肚里没食儿，粮食都配给了，吃混合面，那也叫粮食？攥都攥不到一块儿，吃下去连屁都放不出来！
母亲说，舅爷，我给您沏碗茶去。
七舅爷说，甭沏茶，不渴，你们这儿要是有热粥唔的，给我一碗，我这两条腿有点儿发飘。
父亲扭过脸去，努力不使眼泪掉下来，对七舅爷说，您这是饿的，牧斋，今儿个说什么我也得让您喝上这碗热粥！
母亲用家里仅有的一把糙米给七舅爷煮了一碗“稀粥”，七舅爷接过稀粥，狼吞虎咽，看得出许久没吃到过正经粮食了。到最后舍不得吃了，说要给大秀带回去。父亲说，都喝了吧，要让日本人看见您吃这个，咱们都得蹲宪兵队。
那天我们全家都很敏感地避讳谈到一个人——钮青雨。七舅爷也没有说到他，许是忘了。
七舅爷穿着父亲的衣裳走了，走的时候我们全家破天荒地将他送出了大门，好像谁都有预感，走了的七舅爷再不会来了。
六
下雪了，转眼到了1943年冬天。七舅爷已经变得很虚弱，总是尿血，披着被子在炕上坐着，神经质地念叨着他的蓝靛颏。有好几次光着脚往外跑，说他的蓝靛颏在雪地里叫唤呢。
大秀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姑娘，她也不打算嫁了，她知道，她这辈子的使命就是将父亲安安稳稳地养老送终，让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活得舒展自在。大秀在雪地里用筛子扣家雀，筛子用小棍支着，一根绳，慢慢延伸，绳子的一头攥在大秀手里，大秀藏在水缸后头。
几只麻雀飞来，蹦到筛子下头。大秀一拽绳子，筛子扣在雪地上，麻雀轰地一下飞了。大秀跑过去，小心地将筛子掀开一条缝，将手伸进去摸出一只小小的雀儿来。大秀捧着小麻雀，小心翼翼地递到炕上七舅爷的手心里。
麻雀很小，嘴角的黄还没有褪去，它不怕人，小尾巴一撅一撅的，冲着七舅爷叫唤。七舅爷高兴地说，瞧啊，它认得我，它跟我说话儿呢！它就是我那只蓝靛颏托生的，它嘴上的黄还留着呢……蓝靛颏啊蓝靛颏，你怎么托生成一只家雀儿了呢？行了，甭管变什么，你还是我的蓝靛颏，咱们爷儿俩生生死死，永不分开！
大秀拿来鸟笼子，七舅爷小心地将麻雀装了进去。
有了鸟就有了精神寄托，七舅爷的心思活泛了许多，太阳好的时候也带着他的鸟笼子到门口去晒晒太阳。街坊们看见七舅爷和他的鸟，多要停下寒暄几句，问及他的鸟儿。七舅爷会说，一大家子啦，热闹着哪！说着掀开罩子，鸟笼里三四只欢快的麻雀，闹成一团。七舅爷说这些乌让他调教得好着哪，认得人，在家不搁笼子里，让它们随便飞！街坊们就夸那些鸟，精神、漂亮、仁义、聪明，什么词好听用什么词。
自从出了西直门那件事，大秀再不敢离开七舅爷半步，对于她那个越来越少照面的兄弟她已经不抱任何指望了。青雨成了北京文化界的名人，所交往者多是政界名流。人们在谈论青雨的时候并不避讳大秀，有时甚至故意当着她的面说，想的是大秀能把话传给那个认贼作父，不顾廉耻的钮家少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