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所事事。在大街上转悠，大街上人很多，我发现现在的人都喜欢上街，都喜欢往城里挤，城里什么时候都是人满为患，大街上到处都是胡乱走动的人群，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蝴蝶一样在阳光里炫耀着她们的美丽。而有些小伙子们却在姑娘堆里胡挤，说着放荡的挑逗的话。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史倩倩站在我的面前，目瞪瞪地望着我，好半天才说：“大迪，我给你把工作联系下了，你干不干？”我说：“什么工作啊？”倩倩说：“不管局要一个编志书的，你去把稿子统一下，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去给我舅舅说一下，让他把你安排在志书办公室。”我说：“倩倩我应当怎么感谢你呀？”倩倩说：“那么你同意了？”我说：“我当然同意呀。”
过了两天，不管局安排我去一个建有三层楼的学样，在那里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子，让我住下修改不管局志书稿子。
这是一个僻静的地方，没有嘈杂，没有车马的声音，也没有大街上纷繁的市缠声。但美中不足的是黑暗的楼道里没有电灯。大白天走路也要打亮手电才行。我住在最里边的一间屋子，屋门一关后，里边就很安静，好象世外桃园。我忽然想起我在暗道里住的时候的情形，那儿也是十分安静的，就象世界沉入到洪荒时代。
这是一个几不管的地方，楼道里住的是几个单位的人，见了面打一个招呼，平时大家都各干各的事，很少再有人打扰你。
在我的东边，住的是一个公务员，短粗的汉子，四方脸，说话底气很足，他平时在县政府上班，只有下班了才回到这儿来。在我对面的南边那一排，从东往西一共住了三个人，最东边的是一个红脸汉子，看上去有三十多岁，他的脸看上去呈横向发展，就象一个南瓜样。再往西，是一个离了婚的独身女人的房子。紧挨着独身女人的房子，住的是一个什么运输公司的老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他是一个短粗个子，长有一张白脸子，脸孔有点夸张和变形。我住到这儿的第二天，因为楼道里太黑，我买了一只灯泡儿安在楼道里的灯罩上，但是等到晚上，那只灯泡儿却坏了，平白无故地坏了，我有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灯泡儿坏得这么快，想把灯泡儿拿去换了，但又想人家说不定还不承认呢，也就作罢，第二天我又换了一只，但晚上又坏了，我这次是真正感到奇怪了，我去问对门的那位独身女人，灯泡儿为什么老是坏，她把我深深打量了一眼，说：“灯泡儿坏我怎么能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又不是造灯泡儿的。”她在转身向里走时我发现她在偷偷地笑，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我心里就越发惊讶了，但又不好再问谁，只能把满腹的疑虑装在心里。
我的工作是一个人的工作，没有人督促我，所以我比较消闲。闲时间了我就拿出那篇没有写完的小说稿件继续写，但大多数时间我是整理和修改不管局志稿件。大概由于我在县城的影响吧，在我住在那个地方后不久，就有人到那儿看我了，他们来了就趴在楼道口那儿，探头探脑地向里边张望，作出一副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如果我出来了，他们就会把脑袋往后一缩，但立即又冲到前面，目光直愣愣地看着我，我大方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脸孔红红的。有一次，一个年青人把我的手拉住，说：“你就是人羊啊？”我点了点头。他又说：“听说你经常吃草是不是？”我说：“我喜欢吃了就吃点，不喜欢吃了就不吃。”他又说：“那你现在还是人吗？”我笑说：“这个问题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
我在工作上是很卖力的，很快我就把原来不管局志办写的稿子修改了一遍，送给局长看了，局长很满意，把我着实夸奖了一番，让我好好干，说以后会把我的工作解决了，局长说他会在县上要一个指标，让我成为一个正式职工。我听了心里很高兴，但我又知道局长大概是哄我的，不可能给我办的。因为我知道这里边的事儿是十分复杂的。
不管局里给我安排的地方后来成了我经常住宿的地方，晚上是我十分冷清的时候，人们都下班了，我一个人乌龟一样缩在那间照不到太阳的地方，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我只能看看书或者写写东西，现在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支行去不了，暗道也去不了，也没有人再找我去拍什么广告，或是去让我展览，从而再给我一点钱让我把生活过下去，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好事了。我的心里竟有点失落。
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却被不管局里的暗察摄象把活动的过程录下了。我在屋里如何修改志书，如何写小说，如何睡觉，如何苦闷了在屋地上转悠，如何睡下后进行自慰（那是最让我羞惭和无地自容的），他们都偷偷地把它录下了。我还不知道就在我在屋子里工作时，不管局正在外边举行大型展览，展览图片上的大幅照片是我正在那间小屋子里仰天长啸痛苦万分的样子。展览上的大字是：全国首例人羊图片展览，敬请光临，莫失良机。而且展览的图片每天都在更新。为了吸引顾客，不管局还不停地放映录相片，录相片上当然是偷拍的我的活动情况。
这情形我是不知道的，我只是对于不管局不让我出去只在小屋里活动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有一天晚上，忽然有人向我的小屋里扔进了一片纸条儿，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大迪，你最近被县不管局在体育场展览，加放录相，门票收入十分可观，不知你知道不知道，只是你的有些形象不太雅观，比如你的自慰，那可真是太让人大跌眼镜了。
这封没有姓名的信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管局的摇钱树。我有点愤怒了。我要去找局长，我不能让我自己的形象被人们随意践踏。
由于气愤，我晚上睡不着觉，起来在外边院子里转悠，忽然我发现那个短粗的大块头白脸汉子向我住的那条楼道里走去，我尾随过去，看见他在对门那位独身女人门前立着叩门，声音轻轻的，立即里边开了门，那个身影一闪进了门，随后里边就把门关上了。
我悄悄摸了过去，紧紧贴在门上，竖起耳朵听里边的声音，渐渐就听见了，原来是那个运输公司的总经理正在和那位独身女人在偷情。他们似乎已经急不可奈了，一进门立即就干在一块了，那张床在他们身下吱吱哑哑地响着，仿佛在为他们伴奏，那女的在男的身下浪言浪语，十分的放荡，而那男的也是极尽迎合，故意做出许多声音，把那气氛调得浓浓的。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就离开了。我觉得无趣，人家正在一块儿快活，可是我却一个人在这里孤独地生活，没有朋友，没有女人，更没有可以和我说话的人。
但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这里，我不能让不管局再拿我挣钱了，我不是商品，我还有人格和尊严，我虽然现在成了人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谁又不承认我的独立的人格呢？
第二天，我出去来到不管局里，局长一见我大吃一惊，说：“大迪你怎么就出来了？不是说你不能出来吗？”
我冷冷地看着他。
“听说你们正用我的录相在外边挣钱？”
局长脸一下子红了。
“是谁说的？”
我拿出了那张纸，交给他看，他看了一眼，转过头点烟吸了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事，这真是太奇怪了，怎么能把你的形象当作电影来放映呢？还搞什么展览，真是太不象话了。好了我下去查一查，尽快把这事儿刹住，不能让他们再在下边胡搞，这成什么体统。局里再穷也不能侵犯人家的名誉权呀，你说呢大迪。”
我有点感动，局长就是有水平，但我马上又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心肠软，说不定这正是局长在下边操作的呢，现在的事谁能说得清呢？不能把人都看得太好了，人没有尾巴难认。
“局长先生，我今天来告诉你，你们背着我搞的这一套把戏必须要向我道歉，不道歉我是不会答应的，不这样搞我将要向法院起诉。”
局长嗬嗬一笑。
“没有问题，我负责向你把事情说清，如果有收入还可以向你分成。但是你必须把志书修改好，不要把事情误了。”
局长这么一说，我又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这人就是心肠太软，总是把人往好处想，而从不往坏处想。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它带给我的却不一定是好事，而我吃亏就吃在这上面，我的好多朋友就是从背后把箭射向我的。
我现在仍然住在那个十分神秘的地方，那个没有阳光的地方。我记起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写我的小说了。现在不管志写完了，我可以腾出时间写我的小说了。
我继续着我原来写到的地方，接着写了下去。
悄然流逝的岁月如空气和水一样渐渐消溶和稀释了他对冯振良的仇恨，冯振良出任县化工机械厂厂长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反而密切起来。冯振良第一次向他申请贷款时说的不是贷款理由而是说“那个被判了五年徒刑的人真可怜。”他至此明白了十多年前冯振良扮演了华容道的关羽而他自己则是无路可走的曹操。对于冯振良的申请贷款他基本上予以满足，但这样的结果却把他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那一年夏季，冯振良向他申请5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他给他发放了。但在一个月后，计信科科长吴贵去企业调查资金使用情况时，却意外地发现冯将资金投向一个新办的小型化工厂。小化工厂名义上是集体的，实际上是私人的，也就是说他是冯振良自己办的。据后来知道情况的人说，在这个企业里入股的人有县委宣传部长、县财税局局长、县人行行长、县农行行长、县文化局局长，等等。这种瞒天过海、欺瞒哄诈的手段终于激怒了吉二白，他觉得十多年前冯振良用一把蘸水的鞭子抽打他，十多年后则用刀子血刃他。他向余十口行长作了汇报，冻结了化工机械厂结算户，限其十天之内还清贷款。冯振良向他打来了电话：“老吉啊，手下留点情吧，别把事情作绝了，我们反正是付利息，你又何必呢。”县上领导的电话也来了，余十口顶不住了，对他说：“老吉啊，敌人火力太猛，撤出战斗吧。”他妥协了，但是拒绝再向化工机械厂放款。他似乎永远也斗不过冯振良，冯振良后来在厂里以月息2分集资120万元使他愈发恼火。他向人民银行行长成福升反映，要求县人行予以制裁，成福升当着他的面气势汹汹地说，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制裁怎么行，但实际上却就是不制裁，连个通报也不发。后来，有人告诉他，冯振良早在集资前就贿赂通了成福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