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作品甚至连自传体的小说都谈不上，因为它没有连贯性的情节组织，也不涉及人们经历的全过程。日记本犹如提示，它涉及了，就围绕有关的记载回忆、联想、发挥。它不具有自传体的明确意图，它的散漫、随意、稀释了传统的“小说作法”的习性。但是在它的记叙性展开中却自然地保留了和融进了那特殊时代、特殊环境，和一批打入底层的特殊、人物的生活经历的资料和思考。虽然不是有意的追求，但却自然地体现因小见大的效果。我们从琐碎中看到拼接的整体，从这些“人下人”中看到了动荡而不变态的社会结构。
个人苦难的追求变得遥远了，即目可见的是深刻的解剖和自省的力量。这里当然不会有英雄，作者也不试图美化自己，他只是“不动情”地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如怎样觊觎别人的“剩饭”，以及如何在打饭时弄到稠一些的，等等）冷静而客观地展开在你我面前。这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作为一本真实的日记和真实的注释，记载了一个“犯人”在集中营里的真实的经历：写书的这个“犯人”那时以诗获罪，在那里和那些真、假犯人一同经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饥饿、体罚、无尽的精神伤害和屈辱，一切都涉及灵肉巨创，但依然很难确定其立意于揭露或控诉。它只是叙说那曾经发生和经历的一切，很少甚至基本没有以情感的方式处理题材，它甚至把传统的和习惯的意图推向遥远的背景。
“文革”结束后，随着一批受苦难折磨的作家的复出，文学触及了深刻的精神伤痛。随着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的到来，人们反顾难忘的岁月，自然地借助文学的形式揭露黑暗、控诉暴虐，激情的渲泄往往凝聚了社会层面。那一段岁月的动乱和癲狂基本动因是在政治，但仅仅停留政治批判却易于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
社会和人，政治和人生，理性的清醒，往事的追忆，个性的省思，在那种特殊环境中往往表现为非同寻常的丰富。而这种丰富却远非单纯的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所能涵括的。
（《我的菩提树》，张贤亮著，作家出版社1994年6月初版）
（原栽《中华图书商报》1995年1月9日）
我读《许三观卖血记》
小说和别的文体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说事的。成事在人，因此，小说又要有人。这人，也许是“你”，也许是“我”，各色各样。这样，情节和人物都是小说不可少的是根本。一篇小说，若能使它的人物在情节的展开中血肉丰满地突现出来，这篇小说距离成功便不远了。好的小说家，往往因创造了有价值的人物形象，而使他们一作家和他的人物一拥有了共同的生命。例如，孔乙己、阿Q之与鲁迅；觉新、瑞珏之与巴金；《子夜》繁富的人物画廊之与茅盾，等等。这些让人记住、并与作家的名字相联系的人物形象，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
有人会说，这样的观念过时了。这话在过去某一时候我曾信过，现在我不信了。我更信我自己长期的省察和思考。我知道现在有人在写各种各样的小说，而且也知道那些小说拓展和丰富着这一文体的表现力。但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从小说的艺术性质上生发开来，只能说，那是小说在各种不同场合的延伸和变异。
从原初的意义上看小说，它是和有趣的故事，故事中活跃的人物相联系的。人们读小说是为了从这些故事中得到满足。我相信文学总有新变，但我更想念文学有很多东西是稳定的，例如文体的划分，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和互渗，但几种大的文类的基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在读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看法。
余华写许多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在他的创作中有非常突出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他创造了许三观这个人物。余华的其它许多作品未必都能被人记住，而人们却因许三观而记住了这部小说。有的作家认为他的人物只是称号，有的甚至真的给他的人物编号，这种叫做“一”或“二”、“甲”或“乙”的“人物”，带给作家的可能是灾难。回到余华的话题上来，要是说，余华创造了许三观，许三观可反过来创造了余华，我以为这说法并不过分。
许三观是一个典型，小城里一个小厂的一个小小的没有地位的送茧工。他在村里有一个老是把许三观弄错了辈分的爷爷，因此可以推断他是农民出身。
许三观是农民，又在城里当工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农民。他和阿Q、和老通宝生活的年代背景都不同，和小二黑也不同。他是小工，是农民，是善良人，又像一个疯子，是以卖血为生的又正常又不正常的人。
读《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总被它膝耽的故事所迷惑，我“怀疑”它的“真实性然而，余华给我们的那份痛苦却是真实的，仿佛是抽血的针管捅进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信以为真”之后，又怀疑：这样人间的惨痛难道竞是真的吗？真的有这样的人生，当周围的道路都堵绝了，为了吃一碗面条或是别的什么，他要一次又一次地卖血？余华创造了一个让人相信又让人怀疑的真真假假的人物。这个人物就在余华的世界里半真半假、半痴半傻、半人半鬼地活着。这人物生活在供跃渺渺的虚幻中，又生活在鲜血淋淋的世界里。
这是许三观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余华与众不同的地方。都是农民，许三观和阿Q不同，和老通宝不同，和小二黑也不同，许三观只能是“这一个”许三观。我们读过相当多的人物，但那些人大都面目模糊，让人分不出张三李四，时间久了，这些人也就消失了。当前很多小说写了城乡交接部的那些又是农民干部又是厂长一类的人物，他们几乎是一出现就消失了。许三观不同，他失血的面容，蹒跚的身影，一下子就嵌人了我们的记忆，他、牵动了我们的心，他让我们痛苦，为许三观也为三观那样过着悲苦生活的人。一个许三观就让人记住了余华。不幸的许三观造就了幸运的余华。
我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还感受到音乐和谐的节奏。这种节奏充盈在整部小说的篇章之中，它构成了这部小说特殊的风格魅力。
余华找到了一种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使余华超越了他所谓的“水到渠成”的“训练有素”（即对作家而言是摧毁他的天才的叙述惰性）。在这一点上，余华是为数不多的预感到“得心应手”的技巧对作家的“欺压”的淸醒者之一。余华的这种淸醒因为是生发在他的艺术创造赢得普遍赞脊之后，益发显得可贵。
余华感到了过去的叙述使他丧失了很多可贵的东西：“这样的叙述会使我变得呆板起来，让我感到叙述中没有了音乐，没有了可爱的跳跃，没有了很多”（余华：《叙述中的理想》）在取得成就中感到了危机，在相当熟稔的操作中感到了这种熟稔的扼杀，这种醒悟终于使余华有可能到达一个新的髙度。
我在余华小说里感到了诗的律动，是在读到他的《叙述中的理想》之前，作家的话有力地印证了我的直觉，我为此感到欣喜。我的确是从他的叙述中找到了这种感受的，请读一读第二十二章一乐的哭；读一读第二十九章许三观的哭，请体会如下一段叙述话语中的韵味：
“许三观，你家的一乐呜呜哭着往西走了，许三观，你们的一乐不认你这个爹了；许三观，你家的一乐见人就张嘴要面条吃；许三观，你家的一乐说谁给他吃一碗面条，谁就是他的亲爹；许三观，你家的一乐到处在要亲爹，就跟要饭似的，你还不知道，你还躺在藤榻里，你还架着腿，你快去把他找回来吧。”
在以往可能是生硬的模拟的地方，如今被让人耳目一新的独创性的叙述所取代。这里的叙述不停留于说明事实，而径直走向了杆情。它从谣曲的复沓中获得了灵感，它使叙述抒情化了。
在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让作家望而生畏。为了使对话能够传达人物的神采，作家往往在追逐逼真和酷似中疲惫不堪。而在余华这里，他由于找到了理想的方式而超然地终止了才力的耗散，他使所有的人物都在类似私语的状态中耿咏般的说话。这种说话让人不仅想到民间谣曲的回旋往复，而且想到迷漫于江南城乡的越剧唱腔的婉转萦绕。
余华通过他的“理想的叙述”达到了叙述的理想。他最后完成的不仅仅是小说，还有诗。
独特的鄂华
鄂华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但他很早就成名了。当他发表《自由神的眼泪》时，我还只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们当年熟知他的作品，而且都是仰望着他的。他写《自由神的眼泪》的时候，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得很少。他的创作涉及了那时很少有人写的国际题材，可谓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他于是成为这一领域创作的开风气之先的人。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业绩依然在人们的记忆中长久地保留着。我们都感谢鄂华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做的贡献。
鄂华从事写作的这一时段，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的时段。这是一个溲长而又艰险的、充满着希望而又令人痛苦的文学年代。伴随着这个年代，中国作家付出了血泪的代价。鄂华走过了它的全过程。而且不论时局多么艰难，他的创作除了“空前浩劫”那段以外，几乎没有中断过。他的创作内容涉及之广，创作体裁使用之多，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
鄂华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以理工科的学生而立志从事创作，而且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本身就是文学界的一个奇迹。更霈要强调的是，它的出现是在“工农兵”题材盛行的特殊的写作环境中，国际题材的写作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谨慎，因而他的写作格外引人注目。自此之后，鄂华可谓是文思如泉，奇想联翻，妙笔生花。自五十年代中期直至文革开始，中国的文化领域，始终风雨親摇，作家的创作一直处于危境之中，而鄂华却在这种环境中坚持他的创作”他的笔总在那里飞舞着。
鄂华是创作的多面手。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写实文学到历史小说，从散文到长诗，从报告文学到寓言童话，从电影文学剧本到古典文学研究，可以这样说，举凡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鄂华的足迹几乎遍及所有的文学领域，而且几无例外地都取得了成功。鄂华将及半个世纪的文学实践，证明了他不仅是值得我们普遍尊敬的劳动模范，而且是令我们难以企及的创新者。他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个奇迹。
鄂华能在我前面述及的文学艰难阶段坚持创作而基本没有中断，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中保持了特异的文学业绩，他没有在严重的政治指令中随“俗”或随“众”，而是始终保持了创作者的尊严和良知。在严重的时代里坚持独立的写作精神，这证明了一个智者的存在。鄂华的这种文学操守，已经有人作了论述，我在这里只想就我读到的一些例子，借以表达我的敬意。
长篇写实文学《呼龙哨记闻》写于阶级斗争狂热的年代。鄂华在这篇长达数万字的长文的开始写下了如下一段让人触目惊心的文字：“在这里，我僅得了一个严酷的真理：用仇恨构筑的历史，不会在和平中终结。它那寻求报复的力量是毁灭一切的，是可怕的，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逝。“《呼龙哨记闻》记的就是这样被仇恨意识煽动起来的连绵不绝的、冤冤相报的故事。从正面看，可以看做是正统的阶级斗争史，而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则是人类相残的可怕的仇恨的记述。那些年代过去了，而文字被保留了下来。我们如今看到的，是一幅残杀和阴谋凝成的历史，而这一切是被特定的意识所指使和支配的。
那文字的背后，跳动着一颗痛苦的心。这种看似“正”写实是“反”的文字才能，呈现出来的是作家超越常人的睿智，以及他的恪守正义与同情的良知。另一篇写实文字《又为斯民哭健儿》写的是黑暗岁月结束之后、黎明已经到来之际的一个惊人的丧失了理性的屠杀。史云峰终于无可逃脱地惨死在刑场上。在这篇文字里，作家强忍着愤怒和悲痛，以异乎寻常的冷静的叙述，道出了那些至今尚未得到惩罚的真正罪犯的丑恶。
《阴影将在正午消逝》写的是曾被广泛宣传的蒋筑英生命中最后四十八小时的可悲遭遇。我们以往看到的是知道分子为工作奋不顾身的典型，是所谓的“先进事迹”。而鄂华此刻披露的，是蒋筑英究竟是怎样死去的？在蒋筑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朋友们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在病危之后的长达二十小时的时间里所遭遇到的自私、虚伪、冷滇乃至冷酷的折磨，最终无援地死去的悲惨经历。作家悲痛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英雄传奇”背后的阴暗，一个让人愤怒的社会真实。写英雄传奇是容易的，而写英雄无可奈何的死亡，从而揭出那通体光明的背后的阴暗，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一颗为真理和正义而呼唤的良心。
我这里没有论述鄂华那些引人注目的国际题材的作品，也没有论述他倾注了许多心血的关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事迹考证以及关于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动的笔墨。我是有意地避开那些大家容易看到的他的创作成果，而论及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创作现象。除了上述那些写实文学之外，我在这里要提到他所写的科普读物《爱因斯坦》，以及他为小朋友们写的《蝴蝶谷》，在那里有许多关于矿物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知识，这一切，都在他的笔下转化而为异常生动的形象。鄂华在做着容易被许多作家忽略的、或者是难以做到的工作。这一切证明，鄂华的笔是为文学有用于社会而工作的。
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鄂华，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郓华。
2003年9月11日中秋，急就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