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燕莎等等却同样难不倒徐小斌，这在她的所有的作品关于现实生活场景的描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所以我说，徐小斌是跨时代的。她一边连接着七、八十年代的“新人类”或“新新人类”，一边连接者韩竹心和孔师母，中国几代女性的人生画卷都在她的股肱之中。徐小斌的笔下展开着对于中国几代女性命运的思考。这种展开依托着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举例说，孔师母鲜明生动的形象，正是由于这个背景而具有了立体感。她的高贵文雅的言谈举止，说明着她的家世和修养。她自身和家庭的悲剧又概括了一个沉重的年代。这个空前野蛮和愚昧的年代最后摧毁了这个美丽的生命。
这是徐小斌写作最可贵的品质。她生活在今天，但她却有着郑重的对于昨天的记忆。她没有失去这记忆。她笔下的今天是从昨天延伸而来。她笔下的人物是有深度的。孔师母如此，韩竹心也如此。后者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而悲剧的根源仅仅是由于她对爱情的坚贞。韩竹心生活的那个时代蔑视这种高贵，那时代践踏了生命的尊严。再看《天籁》岁岁的母亲那种近于疯狂的残忍的背后，同样站立着一个野蛮的年代。那个时代摧毁了两代人的幸福一尽管岁岁母亲的残忍是不可原谅的。
大体说来，徐小斌对上一代女性始终怀有同情和敬意，但她们几乎都是不幸的。而当她的笔触及当代女性的时候，却显得轻松，她显示了这些女性的可爱的一面。但并没有掩饰她们的浅薄乃至轻浮。她处身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她了解中国几代女性的命运和历史，并且鲜明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切。她是深思的，虽然她一般不批判什么，但她的笔下的确暗藏着批判的机锋。
2003年7月1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才华因勘勉而生辉
这套丛书的主编朱家雄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但我至今还不认识他。我们只是在电话里交谈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和中文系本科生的接触很少，偶尔应邀在迎新会上讲一些话，讲了话之后我还是忙我的事，一些没完没了的事。许多中文系的本科生我都不认识，朱家雄当然也是。及至近来，他编了多种关于北大的书，方才知道他。
这次他主编这套丛书找我写序。为此打了许多电话，还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因为是新人，所以他们特别渴望前辈的支持”，“我想，您的观点一定是支持靑年的”。这套书的一些作者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作者此前也认识，也读过他们写的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品，既然身为研究文学的人，写一些文字借以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论道理我是应当从命的。但想到我和这些作者之间，有着大抵相隔半个世纪的相当遥远的距离，心里便有些犹豫了。
文学和时代息息相通，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这道理大家都承认。那么，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并接受当今的文学呢？还有，作为比他们年长的人，我的文学理念，又有多少是他们所能接受并理解的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代沟之说虽未必全然可信，但几代人之间的距离还是存在的。年长的人往往自信，我生恐我的可能于时的意见会彩响了他们的创作的心境和热情。这就是我之所以把笔临摹不免犹豫的理由。记得去年，我和一些朋友应邀游衡山。在落日的余晖里，我们抵达祝融峰畔的会仙桥。会仙桥其实并非是桥，它是一座屹立千仞的巨大峰峦，由此俯瞰，是波涛汹涌的万顷云海。游人散尽之后空廓而静寂的会仙桥畔，伫立着两位少女。夕阳柔和地笼罩着她们，她们面对着满山的青翠。
两位少女闲云野鹤般的情态，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交谈之后得知，其中一个女孩刚刚接到北京某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她是来山中向自己的女友告别的。因为是文学的同行，陪同我们游山的衡阳晚报老总雷安靑先生，热情地向这位未来的中文系学生介绍了我。这位少女很羞涩，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谦虚地说她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北大有余杰、孔庆东等等。
会仙桥上的经历启发了我，时代是在飞快地进步着。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已经无可怀疑地成为了历史。时代的进步总是让人们记住一些东西而忘记一些东西，当然此中也包括了不应当遗忘的东西。当今的青年人自有他们的偶像。从这点看，我首先是为时代的进步感到安慰，当然也希望新的一代人能够了解一些历史，并乐于接受我们这一代人的那些有益的经验和认知。
这就说到了我们此刻面对的这一套书。这些书的写作者都是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都是一些意气如虹的当代青年。他们诞生的时候，笼罩我们上空的最后一抹阴霾正在随风散去。他们生活在与我们曾经的那种生活迥异的环境中，他们拥有的是一片无比辽阔的开放的天空。精神的禁锢、充满敌意的人群、粗暴的干扰和无休无止的人为的斗争、愚昧和残忍，已成为仅仅屈于昨日的噩梦般的记忆。
文学也在这样崭新的年代里，经历过无限的痛苦和折磨而获得了自由。面对这些比我们年轻得多的文学作者，我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的手中这支自由自在的笔，以及与我们当日的处境相比相对地宽松而融洽的写作氛围。他们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无须像我们当年那样等待别人的指令。要是他们因而获得了成功，等待他们的是鲜花和掌声，是由衷的嘉许和玫瑰色的明天。也许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成功，甚而出现了缺陷和遗憾，相关的舆论也会对此施加批评。但即使如此，等待他们的也不会有我们当年所经历那种严酷和无情一我们有过无数因写作而获罪乃至覆灭的可悲的经历。
毫无疑问，这些作者是有才华的。我想，智慧可能来自天賦，但才华不是。才华产生于丰富的实践和积累，产生于对于传统以及他人的有益经验的吸纳和承袭，才华因勤勉而生辉。我们这些人曾经生活在贫瘠的年代，而他们的年代却是丰富的。生当丰富的年代，无数前辈的和同辈的文学智慧像周遭无所不在的空气包围着他们。不妨设想，如果是一只勤奋的章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只要向四周伸出吸盘，就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营养。我艳羡甚至有点嫉妒这些吸盘。
但我最让我倾心的是这批作者所拥有的文学的髙起点。他们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一起跑，就理所当然地跑在了我们的前面。自从文革动乱结束之后，文学因时代的开放而一迳地向前狂奔。短短数年之问，中国文学不仅迅速地摔掉了捆绑他们的枷锁，而且有了来自四方的经典的启示和借鉴。解放了的中国文学因这种广泛的吸纳而变得成熟了。整整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实践，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解放的历史。由此回望，我们可以庆幸地说，这批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已经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起跑线上！
天才加上机遇，智慧加上勤奋，我们如今面对的这一批作者拥有了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的命运。这是何等让人羡慕的命运啊！尽管在他们的写作进程中还可能会遇到一些猝不及防的障碍和挫折，但他们所已经获有的自主性的写作自由，却是前人的世纪梦想。我希望这些作者珍惜手中的自由，一定要记住：这自由是以血泪换来的。多少人为了这个目标，倒在了奋力抗争的路上。
我愿意坦诚地承认，我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到了轻松和愉悦，我更为这些作品所展现的那种率性的、和充分个性化的生活空间获得到了新鲜感。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文学从拫底上看是个人的，尽管文学应当通过个人到达公众和社会。文学无疑应当表示对个人的尊重，文学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表现过去受到歧视的私人生活。在这一点上，你们不仅没有过错，而且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也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文学的发展和希望。
与此同时，我还想着重表达如下的观点：自由不是放任，更不能成为无节制的同义词。作为年长的人，我有理由对当今某些文学表现出来的自私倾向表示忧虑。文学是宽广的，文学的功能也是多样的。文学不是政治，文学也不是说教，但文学除了娱乐和闲适，还应当是于己、于人、于社会有益的。所以，有益的文学不应当忘记它对周围人群的关怀。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通过它的精湛的艺术，表现出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和爱心。正如最勇敢的士兵的目标是当统帅一样，最优秀的作家应当不放弃对于崇高乃至伟大的追求。
2002年3月15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化为文学作品的《英儿》
顾城悲剧令我震惊，我一时无以言对。除了回答一次来自远方的电话采访之外，我保持了沉畎。顾城、谢烨、英儿都是我的年轻朋友，英儿更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们了解甚多。我失语，是因为我痛苦至深。对顾、谢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人世，我极为遗憾。谢烁是从外表和内心都非常美好的女性，我对她充满怀念。不论有多少原因导致这样的悲剧发生，我无法掩饰对顾城这一行为的厌恶，我当然谴责他疯狂式的残忍。
《英儿》是一部文学作品，是批评家应当严肃面对的文本。我们此刻进行的不是社会评论或道德审判，我们从事的文学批评有自己的任务和要求。但是《英儿》的非虚构性质以及真实人物事件进入作品，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非文学的干扰。我们的批评活动一开始就陷入困境。我们现今的任务是剥离那些真实事件对于文本的纠缠，使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得以维持，尽管这样做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这甚至包括了阅读心理。
《英儿》无疑是一部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意的作品。它的坦露和直率使人观感一新―我们的文学被伪饰浸淫已久，我们不能不以严肃的态度而对该书作者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自以为是的情感性质追求、纯真的陶醉和邪恶的嬸戏集于一身。这作品不顾世间毁誉的率性而为，使人感受到作者创作拥有的自由心态和独立精神。情欲的吸引和满足在这里被表现得潇洒而自然。对比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一两本引起轰动的作品，《英儿》在有关性爱的描写上是显得更有审美价值，尽管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激流岛上这种三角性爱的合理性。
迄今为止，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大体都是虚构的和被装饰的，它们有极大的“假想”和“造化”的成分。但《英儿》却在相当程度上是真实的和自然的。也许在描写三人的灵肉关系时，雷这个重要人物的内心矛盾甚至痛苦受到有意的忽视甚至掩饰，但《英儿》仍然以安”非编造”的特性而赢得读者的信赖。这部小说的“实有性”和文学品位的和谐结合，达到一定的髙度。现实故事的发展和作品情节的演进甚至是互相所证的，令人惊骇的是，事后发生的事件预言般地时时在作品中浮现。死亡和悲剧仿佛是预设而最终过绪实现的。
顾城的“女儿园”有理想是杜撰的，甚至也是不真实的。他的“天国”仍然充满世俗气并不高雅。他幻想身边两个女人的亲密相处以及恨自己不是女儿身，都让人感觉到某种变异和倒错，终究是有异于常的。也许就是在这一点上，《英儿》作者的实践无意中为文学创作做出了某种“添加”。
顾城对诗的贡献已为批评界所共认，他的绘画和小说能力对于大陆读者都是初识。小说结构的散文式的组合，叙述语言的优美而诗意，这些特点构成了《英儿》独特的风格。
独特而自由的灵魂
——从《黄金时代》谈王小波的小说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最重要的作品，他自己对此书也较为满意。“自觉写得尚可”。我们从他在得奖感言中说的“总是努力使它完美无缺”、“一切可能的心血都已用尽”这些话中可以得知，《黄金时代》绝非轻率之作。
”文革”和插队是苦难的历程，充斥着无尽的丑恶和悲苦。这里有很多可供情感抒发的场面和机会，但王小波放弃了表面化的情绪宣泄，没有“愤怒”，没有“沉痛”，甚至也没有“批判的激情”。他创造了一种“随随便便”的叙述方式，说一些“不正经”的故事。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出那个时代和对那个时代的“评价”。王小波没有像一些作家那样的“控诉苦难”，也没有像另一些作家那样的“游戏人生”。
王小波小说的写法是与众不同的，在那里看不到周密的环境描写，甚至也看不到完整的对话和结构。他注重近于自然的“直接的方式”。对周围景物的描写和人物对话都很“吝啬”，像“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就是很奢侈的笔墨了。他惯常用平静地、甚至有点“无动于衷”的语言，以取代我们在别处经常遇见的宣泄和夸张。
尽管他无意直接表现时代，但在他“平静”、“轻松”、甚至还有点粗野的叙述背后，我们都能够把握到完整的生活的异常情状。空虚、无聊、丑陋、残忍、卑鄙、荒诞，一切都说不清，它像是一团乱云，平静而又疯狂地搅动着混沌的一片。那云团掩盖了“真相”，但“真相”却非常真切地被包裹在那片乱云中。而特别漂亮的是，作家对此始终都“不置一词”。我们在王小波的叙述中，甚至找不到哪怕些微的近似社会谴责的痕迹，即使是“抓破鞋”、“出斗争差”那些残酷的场面，他也不轻易流露出情感上的因素。我们很难从如下的一段文字的漫不经心中看出那里的沉重：
我和陈清扬出斗争差的时候，开头总是呆在芭蕉树的后面，那里是后台。等到快轮到我们时，她站起耒。把头上发卡取下来衔在嘴里，再一个个别好，翻起领口，背过双手，等待受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