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能上线了，整天就坐在办公室里办理着他要做的一切工作。电话机像焊在他的耳朵上，他的神经伸到了青藏高原上的角角落落。
1978年夏日的一天午后，昆仑山被低低的阴云盖住了面目，飘飘扬扬的雪花在天空中旋转。章总要离开高原回内地了——医生说，他已经在高原再连一分钟也不能呆了。他的肝病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大家还清楚地记得他恋恋不舍地把那根伴了他三年的拐杖留在高原上的情景；上飞机前，他拿起拐杖，掂了掂，摸一摸；摸了摸，又掂一掂……他好像要说许多话，可是却始终未说什么。旁边一位同志自以为看出了章总的心思，便说：
“带上它吧，你离不开这根拐杖。”
“不，它离不开昆仑山！”
他含泪下了高原。
从此，拐杖就孤孤单单地留在了高原上，靠着墙角寂寞地站着，仿佛向人们诉说着章总的故事，还没完成的故事……
他住进了唐山医院。从住院那天起，就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的开始。他每天靠输液维系着生命。
此时，在青藏高原上，输油管线还没有最后完工，指战员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奋力拼搏。
章总觉得自己要干的工作还很多，他躺在病床上仍在考虑着自己没有来得及做的有关输油管道的一些技术上的事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画出了一张又一张图纸……
别人告诉他：管线的所有事情都有了圆满的结局，请他放心。
他摇摇头，仍然继续做着他认为应该干的工作。不能写了，不能画了，他便口述，让守在身边的人代劳。他常常正口述着就突然喘得说不上话来……
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突然有一天，他提出他要再上一次高原，说是管道的某个地方焊接上还有点疏漏，他要去看看。同志们告诉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他不相信，仍然固执地提出要上高原。
部队的领导理解他，特地派人拿着管线工程运行的照片来看望他，让他亲眼看看他所挂心的一切都实现了。
可他呢，这时视力已经严重衰退，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虽然没有看见，但他很放心地走了。
临走前，他说过一句话。
我很遗憾，我应该躺在昆仑山里休息，我的归宿就在那里……
没说完，他就死了。
据说，后来有人特地在昆仑陵园里为章总堆起了一个墓堆，里面埋的便是那根拐杖。
不过，我这次上高原专门到陵园里寻找了一番，始终未见章总的坟……
第三节永恒的价值
“当我的脑子里对青藏高原是一片空白处于无知时，我确实连做梦都想着要到那块神奇的地方去看看，甚至做了这样的设想：双脚踏着世界屋脊拍一张留念照，那种自豪将是无以伦比的。可是，现在我知道了青藏线是怎么一回事，我大大有一种上当之感。我问我自己，也问别人，如果我呆在那里一年或者几年那将是一生的不幸。”
此刻，1990年的盛夏，京都满城是摇动的扇子呼唤爽风的时候，在西郊总后勤部礼堂听了青藏兵站部的事迹报告后，一位不算年轻也不属年老的戴着很讲究的鸭舌帽的同志对我讲了这番话。他不愿透露真实姓名，只说自己是北京市民。我还是挺佩服他的，坦率本身就是很可爱的品质。现在有些人把自己包藏得太紧了。
我想：这位市民“明白”了什么呢？
对啦，青藏线不是旅游圣地。旅游怎么会死600人？
是的，他明白了这点。苦涩的明白，困惑的明白。
我不想和他争辩，也不想说什么。
我太疲劳了。我刚跋涉4000里青藏线回到北京，脑力和体力的消耗极大。我的情绪我的思想还留在雪山银铃间，留在沙漠中的清泉里，留在昆仑山下的陵园中。我这次上线是我离开那儿20年后的一次远归，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看待过去曾经很熟悉现在变得十分陌生的一切。我看得很不轻松，这趟青藏线走得我心情好沉重！当然，我必须郑重地说明，我不会是那位“鸭舌帽”那样的明白，我觉得我应该在那里再生活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几十年没有闻到过战争的硝烟了（起码我是这样），成天在美丽得像花园平静得像深山似的环境里生活，除了知道自杀可以毙命，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出事可以死人，还有人老了要自然淘汰要见上帝外，就很少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了。真没想到青藏线上那个地方是那样残酷，600多人进去了！
几个连？几个营？
我算不出来，也无心去算。他们都不是牺牲在战场上啊！
逝去的现实铭记的是他们，未来的历史呼唤的是他们。
礼堂东厅。
听事迹报告的人已经陆陆续续地走得只剩下稀稀落落几个人了。
我望着这个“鸭舌帽”，仍然没有和他争辩的兴致。蜗牛般艰难爬行的昨天留给我们的是痛苦的记忆，但是简单的诅咒就能否定得了吗？
不想争辩的我这时不知为什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假如你的儿子奔赴青藏线，并为开发、建设高原献出了生命，你会怎么办呢？”
他非常不友好地白了我一眼：废话。我还没有结婚，哪来儿子？
噢，未婚大龄青年！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就难怪了！
我想起了我见到听到的另外一些父亲、母亲，还有妻子、儿子，他们的儿子、丈夫、爸爸为青藏事业长眠在世界屋脊上了。应该说他们心灵遭到的打击，留下的痛楚是最深的。但是，人们看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
这句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从生者身上可以折射出死者的情操。
青藏线精神是不死的！
这位老爹像乡间妇人一样，在格尔木街上长声哭诉着……
陵园里没有风。干旱烦躁的八月。
天气燥热得连沙粒都要崩起来，遍地是沙啦沙啦的响声。
他从陕北来，是看儿子的。
儿子几天前死于高山病，才18岁。
部队虽然把死亡通知书寄给了死者的家里，但是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所以，追悼会开过了，尸体也掩埋了。
丧事刚办过一周，死者的父亲就追上了高原。他确实是小跑着来的，快60岁的人了！
这是一位典型的陕北农民，头上扎着羊肚手巾，跑山鞋的底板足有半拃乍厚。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般。这是从风浪、磨难里爬出来的一位强人，可是那天在格尔木一下火车，他就放声嚎哭，声音扯得长长的，就像乡间的妇人哭丧那样。他这位从不皱眉头的男人何时这样哭过呢？他边哭还边说：世上哪有爹哭娃的事，娃呀，你走得太急促，你走得太伤心，你为啥不拽着爹一起走呢……
白发人哭黑发人啊！任何一个人听了都会心酸得滴血。他就这么边哭边诉说，没有到部队驻地去，径直到了陵园，又跪倒在儿子的坟前更是泪涟涟地哭说起来。
忽然，他中止了哭声。
坟地瞬间变得静悄悄的。
只见这位老爹在坟头前站得直挺挺的，不说话，也不挪步，只是木呆呆地望着远处一个什么地方，许久，许久……
后来，他双手剪在身后，在坟地里走着，看着；看着，走着……他发现了什么，站在一座坟头前看着墓碑思索着……
他到了儿子生前的军营，很理智很冷静地说了下面一番话：
“坟地里有一个死去战士和我是老乡，我想把他和我儿子的坟移到一堆。孩子离开人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死后一个人孤单单地躺在荒滩上，想说句话、商量个事也没有个伴儿。让他们睡在一起吧，孩子们总会睡醒的，醒了互相说句话。”
部队的同志答应了老人的要求。
当天，老人就和几个战士一起来到陵园把儿子的坟与那个老乡的坟挪到了一起。
他始终再没有哭一声。
从那以后，这个陵园里就出现了一个耐人深思的变化：夫妻合葬、战友合葬、老乡合葬、上下级合葬……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
我了解到这位父亲的事以后，除了对他理解外，还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为更多的死去的、活着的人着想！
渺小的农人父亲，你是一个从不希望别人称姿己伟大，却实实在在是个伟大的人！
比翼鸟留下了一只，她很孤单。她的心火未灭……
她的丈夫是个副团长，20年前就死了。
那次，丈夫坐着吉普车从上级机关开会回驻地，在过铁道口时撞上了火车，据说死得很惨，半个身子被碾飞了。
从此，一个威风凛凛的、率领着长龙似的车队在世界屋脊上奔驰的汽车团副团长从地球上消失了。
喜马拉雅山没有因为少了他而矮半分，它依然高昂着桀傲不驯的头颅向人们宣告着什么。青海湖照样袒露着胸膛接纳着潮涌般的游客。
但是，她却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当时，她明明感到喜马拉雅山坍了，青海湖陷了。她双手牵着还没有成年的三个孩子（小的才3岁啊），哭得死去活来。她拍打着大地，呼叫着苍天，哭着，哭着……
她什么时候这么伤心地哭过？从来没有过。她是一个老兵，军队的医务工作者，从淮海战场的呛人的硝烟里走出来，从抗美援朝弥漫着浓烟的战壕里走出来的啊！几十年来，她和丈夫一起征战南北，走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是在战火中结成的终生伴侣。
她在他面前，既是妻子，又是战友，这样的双重身分更增强了他们的感情。可是，现在她变成了寡妇了！
她从来没有想到要靠丈夫这棵大树去乘凉，甚至在丈夫当了副团长后，她也郑重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他是副团长，我仍然是医生，我不会在一夜间变成贵夫人的！
可是，现在呢？忽然觉得支撑她和这个家的大墙倒了，她一时变得没了主意，甚至她觉得自己应该和他一起去。
她明白了，女人活在世上是不能没有男人的！
她呼天唤地地哭着。她要把倒下去的丈夫哭得再站在她面前。可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死去的永远死了。
从此，她辞掉了自己一直倾心热爱着的工作，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她肩上压着双重担子：既当妈妈，又当爸爸。丈夫死了，把责任和义务留给了她。她必须养活、教育三个孩子。
脱掉戎装的巾帼英豪像乡下老太太一样普通。
慢慢地，人们把她原先那张光彩的履历表忘了，这张表上只剩下了两个字：遗孀。
有谁还知道她曾经是个头戴军帽、肩扛领章的威风照人的女兵？即使知道的人也无兴趣把眼前的她和昔日的她联系在一起。特别是那些嘴上没毛的小青年，见她挎着竹篮总在小卖铺里买醋、取奶，在菜市场与卖菜者讨价还价时就说：
“这老娘们是没福气见到共产主义了！”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有的人竟然欺侮她这孤儿寡母。她每次接受组织给予自己的生活方面一些照顾时，同时总会接受一些人不屑一顾的白眼，连她的孩子出门到了公共场所，也会有人阴阳怪气地问娃：你怎么没有爸爸，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一次，她到粮店去买粮，长长的队伍排得像条龙，因为家里的煤气炉上正焖着饭，她就给售粮员说了点好话，到前面先买了粮，这时马上就有人递来话：“伟大的女性，你有能耐怎么不让粮店的人把粮送到你家里？你是烈属嘛！”随之而起的便是一阵哄笑。
她把买好的粮又倒回粮店的木柜里，扭头就小跑着回家了，到家后把火炉一关，饭也不做了，伏在床上痛哭一场……
“死鬼，你为什么不把我也一起叫去呢？你让我活在世上受人奚落，吃人白眼。死鬼，你怎么不睁开眼来看看你的妻子和你的后人……”
静静的夜里，她蒙着头哭诉着心曲。
第二天，她照例早早地起床，打开鸡舍，清扫院子，做早餐……
有人劝她改嫁。
她不是没有动过这个心。可她离不开他呀，他和她是从战争的枪弹飞啸声中爬出来的，不容易啊！她爱他，就是他死后，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拿着他那英俊魁梧的佩戴着军衔的头像，成夜成夜地看着。每在这时，她会觉得他并没有离开自己，一切像过去一样。
记得那年刚上高原后，他对她说：“咱们颠跑了半辈子，这回总算到了一个安稳的地方，咱不怕苦，就在这里扎根，好好干点事。”她接上去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在昆仑山安家落户，在昆仑山里生儿养女……”
可是，现在他们的宏愿并没有完全实现，他就先走了，永远地走了……
比翼鸟留下了一只，她很孤单，但她的心火未灭，心劲不减。为了丈夫的事业，也为了她自己的事业，她要在高原上活下去。要让人们看看：副团长的根还在冻层雪地里萌发着新芽！
她不向一切欺侮她的人低头，她变得厉害起来了，甚至可以说很凶狠。有人不惜绞尽脑汁地给她送了一个绰号“母老虎”。
起这个绰号的人也许是带着极深的贬义对付这位遗孀的，没想到她听了倒很满足。母虎怎么样？老虎为王，可以让一切凌弱的人退让三分，我就是要别人怕我，看谁还敢欺侮我这孤儿寡母？
那些不懂人世艰难的泥猴猴们再也不敢在她的孩子面前胡言乱语了，那说不上是什么原因总是对她怀着敌意的同辈人也把那极不友好的言行收敛了，只要她在房檐口的台阶上一站，瞪起双眼，就是头牛也吓得吐出了舌头……
她就是这样在高原上生活着，没有再嫁，没有离开高原。
她像昆仑山畔的一棵雪松，顽强地挺立在风雪中，她要把三个孩子培养成小雪松，让他们扎根高原，于爸爸没有干完的事情。
她就是这样在高原上牛活着，已经没有人记得她曾经是个在战火硝烟中拼杀过的战士，也似乎不曾记得她是一位副团长的夫人。
我忘不了我看到她时的那个形象。
那是个星期天，我准备去找她聊聊。她拒绝一切记者作家的采访，谁如果坚持要她谈情况她会拿起牦牛尾巴把你赶出去的！我还没有到她家，就看见她也从外面正往回走，那是一段坡路，她背着一袋面粉什么的，正吃力地走在坡路中间，一步一挪，头深深地勾着，几乎贴到了地面上。我似乎已经听到了她深沉的喘息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