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的新闻道路
邓拓在《欢迎“杂家”》一文中，鼓励人们努力成为既有专门学问、又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实际上，邓拓自己正是这样一位才高识广的“杂家”。他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以来，由于积极钻研马克思主义和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哲学、史学、文学、新闻诸多方面都有较深造诣，成为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广博知识”和多方面的才能，使他在从事自己“专门学问”——新闻宣传工作中，有着突出成就和贡献。
邓拓正式走上党的新闻岗位是三十年代后期。1938年4月，党组织派他担任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机构抗敌报社（1940年11月《抗敌报》改为《晋察冀日报》）的社长，以后他还担任过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书记。从1949年秋到1958年，邓拓受党中央的委托，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可以说，在邓拓“笔走龙蛇二十年”的新闻生涯中，即无论是在党报草创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新闻岗位上，都忠心耿耿，辛勤探索、实践，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心血和创造性的劳动。他的成就和建树表明他是一代新闻工作者的楷模。
一
邓拓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即在晋察冀十年新闻活动中，他积极带领报社全体人员，在克服战争条件下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转辗周旋于敌人清剿袭扰的夹缝之中，坚持出报，壮大新闻队伍，在无产阶级新闻史上书写了血与火的一页。
《晋察冀日报》（以下简称《晋报》）创刊之始仅是一张油印的三日刊小报，后来发展到每日刊，并建立起一支在“编通，排字、参考、印刷、发行、造纸”等方面都有较完整的生产程序的队伍，“学会了打游击、怎样在敌后建立工厂，坚持出版工作，建设机关，学会了建立交通站，还学会了管家”。这些当然是报社全体同志努力的结果，但是作为主要负责人的邓拓，是倾注了心血的。聂荣臻同志对邓拓这一时期的工作给以高度评价，指出；“他带领报社，越风雪山林，渡深谷寒水，一面与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报……尽管敌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清剿，在整个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从未停刊过。这和他的勤奋也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晋察冀是敌寇对华北进攻的腹地。据记载，自1938年起，日寇对这一带进行的历时两月之久、投入兵力达四万之众的大扫荡就有四次。敌寇在进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掠的同时，大搞反动的欺骗宣传。因此，摆在《晋报》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给边区人民以最严重时刻政治上的支持领导”，成为他们坚持斗争的精神支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报社同志“一手握笔，一手拿枪”，“文旗随战鼓”，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邓拓在晋察冀十年新闻活动中，除了担负报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外，还写了大量的社论、时评和专论，为把《晋报》办成党在边区思想文化战线上“铁的正规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邓拓写作政论文章不自晋察冀始。早在30年代初，他就以《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一文参加了当时批判张东荪等人唯心主义的哲学论战，显示出一个年轻的理论战士的思想锋芒。后来，他又在开封参加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历史问题的讨论，这些活动，丰富了他的知识，磨砺了他的思想，同时为他在政论写作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他在在担起了党的新闻工作领导重任之后，就能适应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继承中国报纸的政论传统，发挥和加强党报的战斗作用。
邓拓曾经说过：“社论是表明报纸的政治面目的旗帜”。在他主持工作的近十年中，《晋报》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包括专论，来论等），其中不少篇是出自邓拓的手笔。“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在紧张的戎马生活中，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论题广泛，举凡边区革命斗争中的各项方针大计、思想理论问题，诸如时事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工作、边区建设等等都有所论及。《晋报》创刊不久，边区中央分局曾明确指出：《晋报》“是党的思想、政治斗争的武器”，“党性要加强”。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邓拓在社论中密切配合时事和党的工作，或从战争形势和时局的变化，进行有针对性的论述，或从党的某一具体工作方针、政策，进行解释性的宣传。高度的政策水平和实际工作的经验，使他撰写的社论既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又有循循善诱、平易近人的风格。
邓拓写作的一些著名社论（包括政论文章），在边区思想文化战线的建设，以至在中国革命史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里对他写的几篇思想理论方面的文章试作分析。1938年，抗战开始不久，反投降、反分裂、提高民族自尊心，是我党面临的严峻任务。邓拓在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写了《论民族的自尊心和抗战胜利的自信心》、《论民族气节》的重要社论，从中华民族辉煌千古的文明历史和仁人志士的高尚节操，论述了“我们的民族，是艰苦卓绝、临危不惧，不屈不挠、酷爱和平、维护正义、追求真理、而富有伟大的牺牲的精神”。并严正指出，在民族抗战的紧急关头，必须充分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伟大斗争精神，和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只有这样，才能坚信抗战最后必将获得胜利。邓拓在这一时期还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1942年，他在庆祝建党21周年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一文中，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作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科学内容。这是我国较早的一篇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不但是中国革命而且是东方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进行斗争的科学武器”。1944年5月，他在报社主持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五卷本），并在“编者前言，”中指出：“要保证中国革命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的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以及一切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同志”，同党外敌对思想和党内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结晶。以上这些论述，在中国革命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拓在紧张的办报活动中，还不断总结新闻工作经验，对解放区的新闻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简述如下：
一是阐述了党报对于党的工作的重要性。1938年，邓拓在《战线》上发表了《论党报和党的工作》的文章。文章在介绍我党从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秘密环境中办报，最后发展到各解放区都有公开发行的“全国的党报”这一过程时指出，必须在我们的工作中，纠正那种不重视公开发行党报、不重视党报作用的观念。他说，在新形势下，“党报是很大规模地培养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工具”。我们“绝不应该把党报工作看成为一种简单的纸上事业”，要把党报的一切工作，“当做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成为推动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一个“引线”。
二是从战时新闻工作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报社建设的“正规化”方针。1941年5月，报社在邓拓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群众性的“红五月突击”活动，意在整顿工作，提高报纸的质量，并且提出了实现“正规化”的奋斗目标。邓拓认为：“正规化的标准”是无论在比较安定的情况下或形势急剧变化时，都能顽强地坚持一定的制度，保持一定的秩序，把生产技术与工作效率尽可能地提到最高度。他还指出，正规化的“基本条件”是要有坚强的党性，较高的政治质量，紧张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工作作风。
三是提出了新闻报道必须贯彻群众化的思想。所谓“群众化”，就是在通讯报道中，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群众斗争生活的内容，同时要发动广大群众写作。邓拓对此说得非常明确：“当我们的新闻通讯有着最真实生动的群众内容，又具有最好的群众形式，又能够实现群众写作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通讯工作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胜利”。
四是提出了新闻写作“新的报道方法”。1944年初，《晋报》为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对报纸工作进行了总结。4月，邓拓在边区通讯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的报道方法”——即典型报道、重点报道、发展的报道、批判的报道。他认为，“典型是有代表性”、“指导性”，通过它去反映“战争中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场面和光辉思想”，“以指导和教育人民”。重点报道是对重要的事件、重要的问题集中力量进行报道，在报纸上不但要有新闻，有通讯，而且要有论文，要有各式各样足以反映某个事件或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文字。《晋报》关于爆破大王李勇、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等人物报道和抗战初期击毙日寇中将阿部规秀的事件宣传，就是“重点报道”和“典型报道”的例证。
此外，邓拓在办报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编排工作。《晋报》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创办了不少有特色的专栏，并多次进行了改革。其中的“老百姓”和“子弟兵”两个专栏历时很久，办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