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弄玄虚的“玄虚”是构成幽默的要素，不仅纯粹的玩笑中才用得上，有时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甚至在政治生活中发生某种失误，例如政治家的失态，用现实的办法是无法弥补的，只能急中生智，有意使这种失态玄虚化，产生一种幽默的效果，把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由于会场上某种特殊的反应，他突然举起一只皮鞋啪啪地敲着讲台说话。那只皮鞋人们原以为是赫氏自己的，可新闻照片证明，皮鞋在他脚上穿得好好的。历史过去了30年，人们从赫氏的私人档案中揭开了这个谜。原来皮鞋是坐在附近的阿拉伯国家外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的，这位成员当时正在打瞌睡，赫氏便就地取材使用了一下。敲击声惊醒这位先生，当他尴尬地寻找鞋子时，赫氏刚好走下讲台，顺便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没有什么，你不过是梦中失落了一只皮鞋而已，我将来定会赠你优等的乌兹别克皮鞋。”
未经允许拿了别国外交代表的皮鞋，这对于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来说，是很不成体统的。赫鲁晓夫的机智和幽默才能这时帮了他的忙，一下子把皮鞋由现实世界推向虚幻的梦境。这种推向玄虚的办法便淡化了现实的失利，而强化了情趣的交流。这样急中生智的幽默使赫氏减少了被动。不过由于赫氏当时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说的话是要算数的，从那以后这位阿拉伯外交官每年都能收到一双优质的乌兹别克皮鞋，甚至赫鲁晓夫下台、逝世以后，仍然每年按期收到。不过，这就不属于幽默的范畴了。现实的物质利益与幽默的情感体验并不相同，幽默的情感常常是在超越了物的需求后才能得到充分自由的体验。
苦中作乐
身处困境，化尴尬为微笑；面临灾祸甚至死亡，也没忘了幽死神一默。古今中外，不乏其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这句话并不是很经得起推敲的，原因是弹琴并不一定能产生喜悦之感，这要看你弹的是什么曲子，如果是一曲悲歌，又在黄连树之下，很可能弹得涕泪滂沱。即使是一曲欢歌，也不一定能使弹奏者欢笑起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乐队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笑出声来，连听众都一个个神情严肃，沉浸在一种精神享受之中。这时听众和演者都陶醉于一种美感之中。美感不一定与日常生活中的欢乐联系在一起，有时看悲剧掉眼泪也是一种美感。
如果你陷于痛苦，弹琴奏乐只可能使你陶醉于音乐之美而忘却痛苦，但却不可能直接产生快乐。为了摆脱困境而借助于音乐，并不是那么可靠的；相比起来，借助于幽默，要可靠得多了。
当你处于窘境，心情郁闷痛苦，你与幽默的要素相去甚远；尤其当你的苦闷是来自外部的攻击时，你的全部心智都集中在反击上，这时幽默可能暂时用不上。然而，如果你面临的攻击是不值得反击，或无从反击时，幽默就有用武之地了。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是一个著名的悍妇，动辄对丈夫大骂。一次她对苏格拉底大发雷霆之后又当头泼了他一盆冷水。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丈夫通常都会发作起来进行反击的，但是苏格拉底面临这种困窘处境之时竟然这样说：
“雷鸣之后免不了一场大雨。”
一场凶恶的冲突化作了一场玩笑。
别人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娶这么个夫人，他答：
“擅长马术的人，总要挑烈马骑。骑惯了烈马，驾驭其他的马就不在话下了。”
人处于困境中已经很难，在困境中幽默更难。原因在于：第一，这时要从迫在眉睫的外部侵犯和内心的自卫冲动中解脱出来；第二，从另一角度，亦即不是从绝对消极的角度，而是从积极的至少是非消极的角度，对眼前的灾祸作出性质截然不同的评论；第三，如果评论完全与事实不挂钩，不成其为幽默，要幽默得起来，还要使这种评论与事实在形式上又有某种天衣无缝的巧合。
苏格拉底的高明，首先在于不把他夫人的凶悍当做为人妻者不应有的；其次，他把这种凶悍淡化为大自然中常见的现象，而自然现象是人的主观意志不可控制的；最后，把破口大骂喻之以雷鸣，把一盆冷水当做雷鸣之后通常必有的暴雨。两个比喻的连续关系，变成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看起来有某种巧合的逻辑性。而更加富于逻辑的连贯性的是把凶悍的太太比喻为烈马，而把自己比喻为能够驾驭烈马的骑手，两个比喻之间因为有自然的逻辑性，因而才顺理成章地不但把自己从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又不乏幽默的情趣。
既要在性质上相去甚远，又要在形式和逻辑上相合甚密，是幽默的要义。
幽默家的真功夫就在解决这两难中显示出来，幽默的趣味就在这两难相生相克的过程中产生。
我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穷困到门破了，关不拢，椅子歪了，不能搬移，只好用草绳捆一下，还在门前写了一条横幅：“结绳而治”。
“结绳而治”本来指上古无文字之时，人们用绳子打结以帮助记忆，与比喻归氏家贫之意大相径庭。而二者均以绳为重要辅助工具又十分相似，因而这样的幽默是比较细致的。
在失败的关头，在痛苦之中，能调动自己的智慧和情感的能量作超常发挥的人，才能于仓促之间发出精致的幽默谈吐来，这需要有一种“急智”的头脑。
美国有一个传奇式的教练叫佩迈尔，他带领的迪泡尔大学篮球队在蝉联39次冠军后，遭到一次空前的惨败。记者们随即蜂拥而至，问他此时有何感想。他微笑着说：“好极了，我们现在可以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去争夺冠军，背上再也没有包袱了。”
这个教练显然是个有“急智”的头脑的人，在紧要关头，通常人们讲话的水平都会下降，而有急智头脑的人恰恰能比平时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这个教练的“急智”，显然不完全来自先天的气质，很明显得力于后天的修养。稍有哲学修养的人可以看出他对于辩证法中对立转化原理的灵活运用，他的哲学修养帮助他看到事物的反面，他在冠军的称号中看到了包袱，而在失去冠军的时刻看到了某种从零开始的有利心理因素。正因为这样，他的回答不但有幽默感而且有哲理性。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幽默就不但有解放精神的作用，而且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身处困境还能幽默起来的还是大有人在。而困境的极致，大约就是面临杀身之祸。人头就要落地了，还幽默得起来吗？
回答是肯定的。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偏偏就都有这样的人，死到临头了，还要幽最后一默。这在幽默格中属于“黑色幽默”。
讲到西方的黑色幽默，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故事，那就是一个人被送上了绞刑台，他注视着那飘荡在眼前的绞索，忽然问行刑吏：“这玩意儿会不会断掉啊？”
好像他是在担心绳子会断掉，绞刑不能顺利执行似的。这显然超越了现实的严峻情境。
超越现实的情境恰恰是产生幽默效果的重要条件。因为现实生活往往会迫使人去应对生存的需求，只有超越了生存需求，才能以幽默感愉悦自己，陶冶自己的心灵，使心灵享受生命的欢欣。即使处在逆境中，幽默家也能化尴尬为微笑。
但是一般地说，现实越是严峻，就越是难以超越，同时也就越难以幽默，当然也就更难发出轻松的笑声。反过来说，一般的幽默所面对的消极情境其后果都不是太严重的，如果太严重了，就有可能变成悲剧，而幽默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轻喜剧之列的。
但是幽默毕竟是不拘一格、无限丰富的，正如笑是不拘一格、无限丰富的一样。人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欢乐地笑，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恐怖地笑，可以笑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也可以笑得比哭更难看，笑得叫人毛骨悚然。
幽默的笑也一样，既有使人亲近的，也有使人难堪的；既有幽默得愉快的，也有幽默得恐怖的。
黑色幽默就是一种恐怖的幽默，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其特点是不管后果多严峻，仍然要幽默。
这种特殊的幽默，并不是当代西方文学的发明，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不过他们比我们早命名，叫做“绞刑架下的幽默”，我们也有类似的事例。
清朝以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而出名的金圣叹因为触犯了官家，被康熙朝的官吏判决杀头。在这以前他向行刑的刽子手表示，希望他执刀干脆利落一些，并暗中递给他一个沉重的纸包。刽子手自然答应了他，把刀磨得分外锋利。事后，刽子手回家打开金圣叹递给他的小包一看，是一块砖头和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好快刀也！”
严峻的后果，严酷的灾难，并不是绝对与幽默感不相容。如果是严酷的现实已经不能避免了，当然可以悲剧的态度看待，但是用幽默的态度观之，也不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把恐怖与微笑结合在一起的特殊幽默，它不同于一般幽默之处在于：它不轻松，很沉重，表面上是可笑的，实质上是可怖的，可笑与可怖的反差是如此强烈，此时你不知如何是好。
在这种情况下的幽默，实在需要很大的气魄。我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中幽默家本来就很少，在严酷的情境中能做黑色幽默者则更少。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普通人由于种种缘由遭到不幸，作家们往往不约而同以悲剧表现。这自然符合人之常情，但也有不拘一格的创造，如《阿Q正传》。阿Q明明含冤赴死，可鲁迅却不强调情景及人物心态之悲惨，反而全力突出其荒诞之处。如在押赴刑场时，让阿Q在人群中寻找并不爱他并给他带来了小小灾难的吴妈；还别出心裁地让阿Q不为死到临头而痛苦，而为圆圈画得不圆而遗憾，而圆圈恰恰是他签字画押的方式，也是判处死刑的手续。特别是鲁迅不让他感到冤屈和悲痛，而让他讲了一句惊人的话：“再过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好像他是什么英雄去慷慨赴义似的。
所有这一切心态的麻木和情境的严酷形成的错位构成了怪异，产生了幽默的笑。
这种风格是这样困难，以至于从那时以来没有一个作家再敢用喜剧的幽默去写悲剧的冤死。
面对死亡的机遇毕竟是很少的，因而这种幽默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也是很少运用得上的，作家在创作中也并不是很常见的。即使到了面临死亡而有兴幽默的关头，人们也很少能把握情境的严酷性与幽默的调笑性之间的分寸。为了保险起见，常常是尽可能虚化它的沉重感而强化它的轻松感。
德国诗人海涅在临终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
“上帝会不会记住我——那是他自己的事。”
能言善辩的美国演说家亨利·瓦尔德比彻在意识到死亡来临时，说：
“现在神秘奥妙的世界降临了。”
这里之所以有可能把严峻性淡化，原因在于这是自然的死亡而非由于社会的不平或法律的不公，说出幽默语言的又不是别人，而是面临死亡者自己。如果是由于受迫害而死，又是别人说出这样的话，就可能变成没心没肝的咒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