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大红大紫到千夫所指
余秋雨的散文从90年代早期引起注意，起初是在台湾地区受到热烈欢迎，得了个大奖，接着是“出口转内销”，在大陆大红大紫，后来则急转直下，一度搞得似乎是千夫所指，可以说，爱之欲其升天堂，恶之欲其下地狱。在一个短时期里，他显得非常孤立。不但他的同辈作家，如沙叶新、魏明伦、陈村为文，对他说些语带批判的话，就连远在美国的李泽厚，也说了一些感情上有些厌恶的话。余秋雨一度真是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举一个例子，从1998年到2006年，一连三次中国作家开全国代表大会，在我看来，以他的成就，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我在代表名单里就是找不到他的名字。后来了解，原来是他在上海一连三次落选。真是够惨的了！（反应活跃）这可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历史奇观。
光是余秋雨这个人的身份，就很有点异数？他原来不是专业的散文作家，而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位著名的戏剧理论家，还是上海戏剧学院这样一个重点学府的院长。学术地位、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可是，安富尊荣的生活他不要，突然，他辞职不干了，当他的专业散文家去了。这样的选择，是有点骇世惊俗的。
余秋雨现象引起纷纷议论，如果是一般的热闹，那倒也正常，可是争论达到令人吃惊的激烈，词句上情绪化到蛮横的程度，今天无法详细说光是从评论集出版之多，之迅速，不敢说绝后，应该是空前的第一本评论集《感觉余秋雨》，是文汇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作者都是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是赞美：非常好，读来很过瘾。这是余秋雨和读者的黄金蜜月时期可是好景不长，不过两三年，风云突变，余秋雨从一个被崇拜、被赞叹的大红人，突然变成被围攻、被批判被谩骂的倒霉鬼，围攻的文章很快就出了集子。有一本叫《余秋雨现象批判》——这个名字就不大客气了，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的接着而来的，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2000年1月出版的叫《秋风秋雨愁煞人》。余秋雨就晦气临头了。跟着而来，报刊上批判漫骂的文章就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到了2000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文化突围——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余秋雨被围困了。不过是过了四个月左右，四川文艺出版社，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挺吓人，叫《“审判”余秋雨》后来就搞得更邪火了，又出了一本书《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是上海一个刊物叫作《咬文嚼字》的主编金文明先生写的，说余秋雨的文章里面有一百多处的“硬伤”。直到2005年，余秋雨的老对头古远清还出版了一本《庭外“审判”余秋雨》。
没有一个中国学者在在世的时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拥有这么多评论集。余秋雨90年代前期享受到的赞美之多，和90年代后期遭受到的漫骂之多，可能是活着的作家里面绝无仅有的。一时间，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余秋雨的一举一动都被各种传媒所追踪。大报刊有《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还有《中华读书报》，莫不卷入其中，至于全国各地的都市报、市民报就不用说了，一度甚至波及一些大学的学报上去。但是，不管漫骂文章如何铺天盖地，余秋雨散文集的畅销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对于余秋雨的争论，焦点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身份，问题的实质是，他是不是个好人；一个是余秋雨作品中的文史资料的所谓“硬伤”，问题的实质是，他有没有学问。
二、关于体制局限和忏悔问题
关于他的政治身份，讨论得尤其热火，一定程度上，成了变相的讨伐。
本来我觉得，一个人的政治身份与他艺术评价之间应该有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成就，当然不能绝对地不谈其自治立场，但，也不能简单地以政治立场的宣判代替艺术评价。比如说周作人，我们在评价他的时候都不能不提起他的失足，但是，却不能因此抹杀他在散文上的历史贡献，特别是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成就。又比如张爱玲，她在抗战期间，在民族大义上，应该说是大节有亏的。固然，她并没有直接去当汉奸，但是她早期的小说的大都是发表于“兴亚建国系”的报刊，大都是汉奸文人的同人刊物，她最初，也为这些报刊所捧红。最不堪的是她与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同居，过了一段“小夫人”，也就是小老婆的生活。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隐姓埋名，匿居温州，张爱玲对这个用情不专的花花公子，温情脉脉，去探看他。据胡兰成后来写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中说：“我出亡至今将近两年，都是她（指张爱玲）寄钱来。”报刊曾经披露过张爱玲参加过日本帝国主义者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虽然张爱玲在抗战后声明实际上没有去参加，但是名列此大会者皆汉奸文人，当时她的政治立场，可见一斑。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读者欣赏她的艺术。
时间距离太近，往往不容易看清楚，看远一点，就比较清楚了。
大诗人王维在安史之乱中，一度失足，接受了安禄山的伪官，当然是不光彩的。李白参加永王幕府，有分裂国家的性质，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上了永王的贼船。这一切都没有妨碍我们去欣赏他们的诗歌艺术。美国大诗人庞德，二战期间曾经支持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可是他仍然被列为美国诗歌史上的大诗人。
作家政治上的污点固然不可忽视，但是，并不能构成鄙视其艺术成就的理由。
但是，余秋雨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的散文艺术，可是，对他的争论，却不针对散文艺术本身，而是纠缠在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政治上是不是有问题。其理论预设就是，如果有问题，就是一个坏人，他的散文就不足观了。有些文章鄙薄他，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文化人”，到处讲“文化人格的建构”，但在“文革”当中，是“四人帮”的“文胆”，是“四人帮”的“帐中主将”，是“文化杀手”。此等说法，不胫而走，套红标题，为数百家市民报刊广泛转载。有什么根据呢？说是当年他是加入了一个最见不得人的一个写作组，就是上海市委，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一个御用的文人班子，名称是“石一歌”，实际上谐音就是“十一个”的意思，这个班子有十一个人，说是，余秋雨就是其中最主要的。
这后来经过一些人的“调查”，结论是认为没有这回事。余秋雨不是属于这十一个人里的，而是属于这个写作班子的底下的一个小组的。在复旦大学有一个《鲁迅传》的写作组，余秋雨在大学毕业后曾经被分配到这个组，成为一个组员。“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也就是1966年，余秋雨是20岁，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没法分配工作，都乱糟糟的。好几年后，余秋雨被分配到这个写作组中去。他在这个写作组的时候写了一些文章。有人揭露主要是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走出彼得堡》，这是有典故的。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对反对派，包括知识分子，实行残酷镇压。高尔基认为，对一些科学家、作家大规模镇压是残忍的，在高尔基和列宁之间有一场争论。如果看过《列宁在1918》这部影片的话，应该记得一个场面，高尔基说那是不必要的残酷，列宁说，什么叫不必要的残酷？什么叫必要的残酷？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你怎么能判断这一拳头是必要的，那一拳头是不必要的呢？两个人不欢而散。后来呢，列宁被一个女特务打了一枪，受伤了。高尔基去慰问他，列宁就说，“我们两个人的争论有了答案了”。所以后来列宁写了一封信给高尔基叫《走出彼得堡》，“彼得堡”被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包围了。但是列宁叫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并不是我们中国所讲的下放“到农村去”，不是。列宁把他送到哪里去？是非常文雅地送到意大利的卡普里岛那个地方去疗养，省得你再啰嗦，让读者和你失去联系，反正意大利那个地方你也不会有什么群众。因此这个“走出彼得堡”的典故就被“四人帮”利用，就是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里，参加体力劳动。这就叫作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传闻中余秋雨写的第二篇文章叫《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这是俄国的一个导演体系，对中国影响是很大的，当然，“浩劫”时期，也是加以批判的。
能够证明余秋雨是“四人帮”的“文胆”，“文化杀手”的，也就是这两篇文章。
余秋雨反复声明，我没有写，这不是事实，可是人家说，你就是写了，你不要赖。吵闹了好几年以后，终于有几个有心人做了个调查，什么人呢？就是上海《新民周刊》、《法制日报》、《上海法制报》的三位记者，一位叫金仲伟，一个叫杨慧霞，一个叫王抗美，他们在《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中说，当时“十一个”的负责人还在，叫胡锡涛，此人声明盛传为余秋雨所作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非余秋雨所作，而是他本人的作品，而《走出彼得堡》则是另一位写作组成员之作。另外一位又调查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主持审查上海市委写作班的组长叫王素之，是部队来的一位将军，他说，余秋雨，他审查的结果是没问题，而且他非常欣赏余秋雨的才华、当时他的主张就是把余秋雨调到部队来工作，发挥余秋雨的才华，但是上海市委舍不得放余秋雨就没调成，由此可以证明，如果有问题的话，他怎么会调余秋雨呢？那还有一些老报人认为，这样欺负余秋雨是不对的，其中一位夏其言先生说太不像话了。上海这些人都来围攻他，尤其是他的同辈、年纪差不多的。这些人老是提供黑材料，建议余秋雨打官司。余秋雨一时被围攻，显得特别孤立，就采取了一种冒险的策略，以攻为守。他后来还真打了官司，和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古远清教授，打得并不是很理想。因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在深圳是否拿到别墅的问题，打赢了，并未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在我看来，这是个道义的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所以浪费好多时间。
我本以为这样一来，余秋雨就解脱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后来《南方周末》上，又出现文章，说这个调查文本是不真实的，有违一些当事人意志的，这样，又折腾了一些日子，好像是读者也有点厌倦了，事情就不了了之。
其实所有这些笔墨官司，在我看来，都是多余的。据我所知，“文革”时期的写作都是集体写作，谁都有权在人家起草的稿子上改来改去，改到最后，根本就弄不清楚哪一句是谁的了。发表时，又都很少用个人名义。有时一篇文章都改到十几二十遍，甚至更多，你说哪一篇文章是余秋雨的？要弄清楚一篇文章到底是谁写的，二十年后，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倒是有一点理论上的价值，就是揪着余秋雨要他“忏悔”，以余杰为代表。余杰先生应该说是我的校友。他跟另外一个人，是湖南省的，一位相当资深的作家叫余开伟，他们两个姓“余”的对付另外一个姓“余”的。五百年前是一家嘛，可是这两个就是一点本家的情谊都不讲，（众大笑）提出一个口号，大义凛然：“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你现在一副文化的明星的样子，引起了国内外崇敬的目光。但是，你在“文革”中，有很不光彩的记录，你在自我忏悔之前，没有资格讲什么文化人格的建构。话说得很凶，余秋雨实在拿他没办法，于是请出来一位朋友跟他说，我们来谈一谈吧。余杰就跟余秋雨去谈一谈。见面了就握手言欢，报刊报道说，余杰已经消除了对余秋雨的成见，“二余之争”告一段落，已成过去了。余秋雨非常高兴。可没过几天，余杰发表声明，我根本就没有饶恕余秋雨，我就是要他忏悔。这样余秋雨就非常狼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