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这两种历史人文紧密地，而不是松懈地结合起来，余秋雨让本来这不相干的李白和刘备结合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在统一体之中。一个是对自然美的朝觐，一个是对山河主宰权的争夺；一个诗情，一个是战火。由于置于矛盾对立之间，互不相干的人文景观紧密地统一起来了，但是这两种人文景观和三峡的自然景观，还是处于游离状态。余秋雨进一步把“声音”（自然景观的声音），转化为“争辩”，这就把自然景观人化了，渗入了两种人文景观的矛盾，三者就水乳交融地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意象。这样余秋雨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散文意象模式，很明显，这样复杂而又自然的想象重构，对当代散文的想象边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一用文化景观的特点去解释自然景观，不仅仅是抒情，而是在激情中渗透了文化的沉思，把审美的诗化和审智的深邃统一了起来。这就叫作气魄，这就叫作才华。
传媒的力量是惊人的，但是，毕竟是以时效为特点的，而艺术却有一种跨越时间的生命，比传媒的力量要持久得多。正是因为这样，余秋雨才骂不倒。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不但越来越得到认同，而且吸引了差不多一代以上的追随者。一些年纪并不轻的、面临艺术危机的散文家，因而在艺术上登上了一个新的层次。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年青的太多，就不说了，光是中年的，就有福建的朱以撒，北京的卞毓方。老一些的，有北京的李存葆、梁衡（此人是出版总署的副署长），还有辽宁的王充闾，得过鲁迅文学奖的，可以说，没有余秋雨的启示，他就不可得鲁迅文学奖。相当一批作家，就在余秋雨挨批的时候，偷偷地学余秋雨。越来越体悟到文化散文这个路子，这个办法很好，自然景观都穷了，弄一点文化故实抒写一番，可以立竿见影啊。
于是产生了另外一个极端，满足于讲文化典籍的赞叹。现在年青的批评家谢友顺，说，过去我们是滥情，现在矫枉过正，产生一种专门讲文化故实，变成“知识崇拜”、“知识炫耀”。用我的话说，滥情末流还没有彻底消灭，“滥智”的潮流又油然而生。
问题在于，在余秋雨那里，文化故实的智性和诗情的想象结合成天衣无缝的意象，而在这些人士笔下，文化知识是知识，作家的心灵是作家心灵，两者并没有交媾，所以没有生育能力、这就产生了“两张皮”现象。例如梁衡先生，先写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然后写科学家，包括伽利略，再写辛弃疾、李清照但是，并无灵魂的交媾，艺术散文蜕化为科普知识。正是因为并没有真正的研究，免不了出现“硬伤”。今天有不少学物理的同学在场，我来班门弄斧，举一个例子。梁衡在散文中，赞叹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实验，这是一个外行的常识错误。从自然科学史上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传说，并非真正的事实、霍金在《时间简史》上，就说没这回事。但是，在我们国家，以讹传讹，已经弄到众口铄金的程度。梁衡先生错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没有研究过第一手材料。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他。起初是伽利略晚年的学生维维安尼弄错了，他在《伽利略传》中提到，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落体实验，证实了所有物体均同时下落。但史家考证，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伽利略做过这一实验，因为伽利略本人从未提起过。但是，此前类似的实验已经有人做过。1586年，荷兰物理学家斯台文以重量为一比十的两个铅球，从30英尺的高度丢下，二者几乎同时落在地面上的木板上。围观者清晰地听到两个铅球撞击木板的声音。伽利略后来听说了这个实验，可能也亲自动手做过，但是由于空气阻力而不太准确，严格做起来，结果不一定对伽利略有利。事实是，有个亚里十多德派的物理学家为了反驳伽利略，真的于1612年在比萨斜塔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表明，相同材料但重量不同的物体并不是同时到达地面。伽利略在《两门新科学》中对此有所辩护。意思是，重量一比十的两个物体下落时，时间差距相当小，可是亚里士多德却说差十倍。为什么无视亚里士多德这么大的失误，却盯住我小小的误差不放？伽利略的这个实验，显然没有成功，但伽利略凭什么创造了自由的落体等速的学说呢？他主要是靠演绎推理，这种特殊推理可以叫作“思想实验”：他先假定，把两个重量不同的金属球连系在一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原理，重球由于受到轻球下落速度慢的拖累，速度因而减慢。故二者相连比单个球下落要慢。但同样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两个球连系在一起，则意味着变成了一个球，重量比原来的任何一个球都要重，其下落的速度应该比原来任何一个球都要快。由于这两个结论互相矛盾，因而其前提不能成立。
这本不是太专业的问题，而梁衡却大而化之。可能是由于记者出身，又是政府官员，对于历史文献并无兴趣涉猎又完全忘记了余秋雨的文化人格批判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他的文化散文是典型的“两张皮”。文化景观与历史故实是一回事，他自己的人格是另外一回事。梁衡并不理解伽利略，伽利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看来梁衡连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都没有念过伽利略是一个向现实非常妥协的人，他不是布鲁诺，不会像布鲁诺那样献身鲜花广场的火焰。梁衡不是没努力用自己的灵魂去重新塑造伽利略，而是梁衡的灵魂，没有同化的强势，缺乏用想象来统一几个不相干的东西的才华、其次，梁衡的想象和语言也跟不上趟。这就产生了只是以记者和官员思维来代替历史人物的思维，连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在他那里都是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有这么个凄惨法的？为什么要把这个弱女人的个人的忧愁硬扯到忧国忧民上去，这就说明，作者灵魂太狭隘了，学了余秋雨还是原封不动，没有长进。（笑声）
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些煞风景的事情，实在是痛感于世道太不公平了，模仿余秋雨的，跟着余秋雨转，才力不济，学不像的，貌合神离的，纷纷得奖，余秋雨却给人骂得要狗血淋头。弄得不管写出什么新作，都有人来骂一通直到他宣布“封笔”，弄得一下子鸦雀无声，一些人士并未感到失去对手的寂寞，纷纷热闹地班师回朝。我们文坛的破坏性是不是太凶残了？是不是太黑暗了？（掌声）
真正有欣赏力的读者从余秋雨的散文中，看到了审智的沉思，就为这种突破，热烈地欢呼。一切自然和人文景观，经过他余秋雨式的语言，以余秋雨式的想象、余秋雨式的诗情和余秋雨式的智慧，余秋雨式的话语在余氏文体中相互阐释，就焕发了新的生机，产生了破天荒的新的面貌在中国文学史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以西湖的景观为例，不管是白居易的“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还是苏东坡式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还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还是陆游的“举手邀素月，移舟采青苹”，还有钱谦益那样的“孤山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都没有脱出诗化自然环境的美学想象境界到了乾隆皇帝那些西湖诗中就变成不断重蹈匠气的窠臼。就是到了现代和当代的诗化散文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把大地山河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个意象中进行深度的智性阐释。像余秋雨这样，让西湖水波融进了千百年的宗教学术文化和历史人格。没一个人这样得心应手过。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王朝的背影》，很多人都到过河北省的承德避暑山庄，如果我们不念余秋雨的散文的话，在我们想象中，大概只能出现风景怎么样壮丽，建筑气魄怎么宏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名堂呢？而余秋雨却提出一个疑问，清朝怎么把避暑的建筑放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呢？他思索的结果是，这不是纯粹为了休息的，而是来和关外的游牧民族会盟的。通过打猎，皇帝每年一次，和他们加强情感上的交融，同时也让后代子孙体魄上和精神强悍，不让他们在安富尊荣的生活中衰败下去。但是，这个王朝从精神到体魄，还是一代不如一代，还是衰败了。
这是这篇大文章的一条线索，是很宏大的，时间长度差不多三百年。
另外一条线索呢，这个王朝最初不但是精神强悍的，而且是很有包容性，但是，这种包容性却遭到汉族知识分子拼命的抵抗，除了屠杀以外，王朝很开明地请他们来做官，不干，用轿子抬，还是不干。实在不好意思了，人家对你这么好，自己不干，让儿子去干吧。余秋雨在这里，经过对群体文化性格的剖析，得出一个结论：知识分子除了先锋的一面以外，还有文化认同的滞后的一面，这种滞后性，居然滞后到清朝崩溃了，汉族的知识分子代表，像王国维那样的人，还在怀念旧王朝，为它自杀，为它殉葬。
这是另外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也是很宏大的，囊括了十代以上的汉族知识分子。
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这么纷纭的内涵，不管按纵向的时间顺序还是按横向的空间顺序，都可能造成繁杂。余秋雨又一次显示出艺术家的魄力，他抓住整个山庄的外形，交椅形的建筑轮廓，发出感叹：在这把交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这样轻松的一笔，真是举重若轻，就把整整一个王朝的精神的强悍和退化就概括在统一的意象之中了。但是，交椅这样一个意象，只能概括王朝衰败一条线索。文章另一条线索，亦即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滞后，还缺乏相应的意象。余秋雨运用他惯用的把毫不相干的意象设置为对立面的办法，把承德山庄跟颐和园对立起来，承德山庄象征强悍体魄和精神的开阔，而颐和园，用了建海军的军费修的皇家园林，却象征着享乐，睡大觉。令人惊叹的是，王国维为清朝而殉葬，恰恰又是在颐和园。文化认同的滞后性和王朝衰败就这样概括在承德避暑山庄和颐和园的意象之中了，两个园林建筑相互阐释了双重的悲剧内涵。那些乱骂余秋雨滥情的人士，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根本就没有读懂其深邃的悲剧内涵；第二，根本就不会欣赏避暑山庄和颐和园的对称的意象结构。这是深刻的文化历史反思和艺术家横空出世想象的猝然遇合啊！余秋雨的这篇散文写出来已经差不多十年了，在这么多的追随者中间，还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代王朝的精神衰败史，知识分子与外族统治者的关系，把历史的悲剧概括在有机统一的意象之中。这篇文章的容量比鲁迅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五四散文原来和小品同属一类，容量是有限的。因而，鲁迅常常担忧散文成为“小摆饰”。鲁迅可能向往某种气魄宏大的“大散文”。客观地说，鲁迅具有历史宏观视野的大散文的，也就是数得出的几篇。但是，余秋雨这样的大散文，却是好几个系列。像《遥远的巨响》写嵇康和阮籍，和鲁迅可以说遥遥相对，息息相通。此外，《这儿真安静》，从日本的战俘、妓女、作家几个侧面，写出了日本国民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抱愧山西》写出了晋商的精神和事业的兴衰史。《苏东坡突围》《流放者的土地》《风雨天一阁》《石筑的易经》，都超越了一人，一事、一景的套路，以宏观文化的聚焦，历史的纵切面，精神的横断面为指归。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巨大的思想容量是需要高度的智慧和相应的语言的创造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余秋雨的出现，是绝对值得珍惜的。
我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一个大学生递了一个条子上来说，“我们都同意您的观点，但请您回答，为什么余秋雨只出了一个，没有出一大批？”这很好回答，因为人才不可多得，人才不拘一格，人才的出现带有很强的偶然性，不能批量生产。在诸位学理工的同学面前，我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工程师可以批量生产，教授可以批量生产，当然包括文科的教授，像我这样的，是可以批量生产的。但是，艺术家不能批量生产，张艺谋也就是一个，李安也是一个，那个拍《手机》的，就是那个冯小刚就差一点了，可能多出几个。艺术家就是这样的，非常难得。像唐朝接近三百年，诗歌的天空上星汉灿烂，而清朝也有差不多三百年，诗歌就萎靡不振。可是，小说达到了艺术的顶峰，出现了《红楼梦》。而元朝，诗歌和经济都是低潮，却出现了关汉卿、稍晚，到了元末，《三国演义》，异军突起。艺术家有时，一出就是一大堆，有时，几百年不出一个。所以，一旦出现了，就要爱护，保护，回护。为什么要回护，因为艺术家都是怪人，都是有毛病的，要把他踩死，把他闷死，要找个理由，很简单。但是，要再培养一个，就很不简单了，所以要特别地珍惜人才。随意踩人才的人，在历史上，可能留下“小人”的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