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反驳说：“在座的博古，朱总司令，包括你洛甫，也不是六大选举出来的。而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屈指数数，只剩下我和恩来同志，其他诸君，不都是在以后的各种会议上增补的吗？这在党的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情况过去是常有的。”
他提及六大时，目光冷慢地在毛泽东脸上掠过去，因为毛泽东在六大上只不过是23个中央委员之一。
毛泽东当然明白张国焘的意图：无非是打四方面军的旗号，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居于少数。在向毛儿盖进军途中，他已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中央对此商讨过好几次。
毛泽东说：“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同志和周纯全（中共川康省政府主席）两位同志就行了（这对在座的陈昌浩无疑是一种信任和理解），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分局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志。”
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建议只同意了一半，因为张国焘在下面提出四方面军的9位干部应进政治局。
张国焘说：“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如果只同意一两个人进政治局，那么是否立即召集一次由一、四方面军组成的高级干部会议，让大家发表发表意见？如果有人过度敏感，认为这样一来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那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因为是多数而歧视一方面军的同志，他们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召开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将是实施党内和军事民主，解决各种歧见和纠纷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说：“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一切只有以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行事！”
张国焘说：“会师以来的行动，特别是攻打松潘，不都是执行中央的命令吗？为什么没有打好？”
毛泽东说：“我们各自都应该问问自己！”
毛泽东动怒了！
张国焘也毫不退让！
朱德见两相争执不下，便从中调解道：“松潘一仗，主要是准备得太仓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如若再这样继续下去，将给未来的军事行动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必须强化红军总司令的职能，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军事行动和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
毛泽东等均表示赞成朱德的发言。
张国焘也表示同意。
会场静了一会儿。
张闻天见此情景，便说：“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哦，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发表完了没有？”
张国焘扫了他一眼，说：“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谬误之处，请诸位批判！”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说：“我再讲两句。洛甫同志的这个决议案，在开会前同昌浩、傅钟等几位同志商量过，他们是同意的。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这将使一般同志失望，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作法，我们似乎还没有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会议的评价，我看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作结论吧。”
说这段话时，他忘了吸烟。当他发现烟卷已白白地燃了大半截，样子显得有些怜惜地速将烟蒂送到嘴上，贪婪地猛吸两口，继而以一种调侃的口吻说：“呵，国焘同志说得好，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
说完悠然地笑了起来。
张国焘也寡淡地说不上笑地笑了一下。
4.兵分两路——未可预卜的历程
沙窝会议一结束，中革军委即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迅速从阿坝、班佑通过草地占领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
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阿坝地区，再向夏河东进，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与左路军一起向东发展。
混编后，部队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
从混编后的实力配置看，左路军和右路军都在张国焘的指挥和控制之下。
张国焘对这样的混编部署是颇为满意的，因为在兵力布局上，中革军委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意见。
然而，妥协是暂时的，裂痕正在扩展，剧烈的斗争还在后头……
张国焘回到毛儿盖。
他脸色阴沉，情绪抑郁，似有满肚子的愤火无从宣泄。当炊事员把饭给他端上来时，他烦躁地说：“端回去，我赴‘鸿门宴’吃饱喝足啦！”甚至徐向前去见他，他也冷慢得不愿说话。
陈昌浩向徐向前发牢骚说：“他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
徐向前深感忧虑地说：“吵吵吵，现在是吵的时候吗？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眼下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嘴都吃肿了！”
陈昌浩叹了口气：“闹粮荒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去沙窝开会吃的也是青稞野菜团团……”
徐向前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
他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并建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沙窝会议决议和军委部署。
张国焘说：“我们是得走，但要把问题向大家讲清楚，路线的错误与否关系着全军的命运和前途，不然脑袋丢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嘴唇抽搐起来，内心的抑郁在他脸上荡起激愤的风云，声音忽然变得喑哑了：“向前啊，这几夜我常常睡不着觉，稍已入睡就梦见自己像鬼魂一样在黑夜的荒原上疲于奔命、哀嚎……”
徐向前不知该怎样安慰他，或向他说些什么。他似乎没有勇气观察他脸上的内容，因为注视一个领导者的痛苦情状，自己也会倍感痛苦。
“向前啊，这几日我一直苦苦冥想，我们授予自己的使命是不是太大了？我们也许最终无力承担它……”张国焘凭窗而叹，像是抒发“天问”。
“我们这些殉道者，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有什么舍不得丢弃呢？”徐向前劝慰说。
“屈子言：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未悔。可令人痛苦的是，至今弄不明白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般挑剔这般苛刻？……”张国焘显得沮丧，像是一颗蒙受冤辱的拳拳之心正在挥洒一串清泪。
“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目前环境和条件对红军极为不利，暂不去争论它是非对错，只有走才是上策。”徐向前说。
“这个……我知道。”张国焘深谙稳定情绪转换部署寻求扭转局面之法。他悠长地叹了口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这些浪子啊，枉怀忧国忧民主志，到头来也许像屈原一样，投江寻归宿……”
自从懋功会师以来，张国焘一直处在一种急剧的左右摇摆的矛盾之中。沙窝会议更使他的情绪在矛盾的漩涡中陷得很深。他的天庭饱满的前额平时不仔细观察是看不出皱纹的，但眼角的鸡爪纹却深刻下他内心煎熬的痛苦。他的机警的鹰隼般的眼眸因睡眠不足而布满了血网。——这显然是因他膨胀了的权力欲领袖欲的作祟而遭致的烦忧。后来的一些史学家认为，两军会师后，倘若张国焘真心地服从中央，不因自己拥有相当壮观的四方面军而与中央讨价还价，那么就本人的命运而言，他决不会是后来的一种结局。然而，这只能是一种假定。
在当时张国焘看来，以自己的正确来服从他人错误的领导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必然痛十艮别人握有瞎指挥的权力而又痛十艮自己势单力薄酷受束缚。——这无疑是对他的意志和个性的桎梏与宰割。
在沙窝会议上，毛泽东那种生涩而柔韧的目光直刺他的胸臆，使他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宿命的自悲感。他隐约地意识到脚下就是他事业的顶点，他的悲剧就在于徒有雄才伟志，前程却再无进境。因为他将被另一位雄才伟志之人所代替，毛泽东似乎要比他道高一筹。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徒然记起1930年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曾读过一首歌德的诗，诗的大意是：
在命运的天平上，
指针很少不动。
不是下降就是上升。
不能凯旋，就要受罪；
不做铁钻，就做铁锤！
……
他在冷静而痛苦的思索之后，想到自己在党内屡次路线斗争中所获至的娴熟与练达的高超技能，觉得必须进行隐晦的抵制，不能走向极端。要讲两面，以备在变幻莫测的风云中使自己得以解脱，并从中找到方向和出路。
……
在部分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以他在四方面军的绝对权威和优势，大讲特讲四方面军浴血奋战，从鄂豫皖到川陕边到川西北开展赤区建立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路线与战略战术的正确；历数了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方面军所遭受的种种险难和挫折；抨击了中央目前的路线和战略方针仍然是盲动冒险的左倾机会主义。
他说，中央的领导权被控制在几个死抱教条的“洋秀才”手里，他们瞧不起四方面军，是因为我们大都是工农领导干部……
他说，会师以来，跑在前面与敌作战全靠四方面军，可是到头来人家把屎盆子又浇在我们头上，受难受气的是我们……
他说，沙窝会议是他们摆的“鸿门宴”，有人别有用心挑引红军搞内讧、内斗！可是，士可杀不可辱，我们仍要以大局为计，为整个红军的命运前途而不惜蹈险犯难……
——这些极富感染力的煽动性的话语，激起将领们是怎样的一种横刀立马兵刃喋血的情感啊！他们发誓，愿跟随张主席赴汤蹈火，抛头洒血！张主席指到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打到哪里！
这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张国焘只有在四方面军里才能获得和享受这种优势。
他最后道出自己的意图：分左、右路军是万不得已的唯一的选择。左路军以一部占领阿坝，其余向抚边、理番集结，伺机西渡黄河向青海、宁夏、新疆开进；或伺机南下袭取成都，在川康建立根据地。
8月15日，毛泽东等获悉张国焘“另有打算”的意图后，便立即向他电示：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阿坝只能以一部兵力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能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只有北上是实现中央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尔后，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会上，张闻天等人提出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
毛泽东已经感觉到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的做法，看来收效也不会很大。尽管他力主朱德和刘伯承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名义同张国焘一道指挥左路军，但对左路军实际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而毛泽东只能在右路军也只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自己的部队发号施令。
兵分两路的做法，看起来就很微妙。或许毛泽东与张国焘对未可预卜的红军的前程，彼此都十分精于变通之法。从好的方面讲，有利于形成一种不稳定的暂停争吵的状态；从坏的方面讲，也最容易促使人产生搞阴谋耍手段的念头，因为这种结构本身就是滋长摩擦和另谋他谋的温床。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常委会刚一结束，朱德和刘伯承立即动身去毛儿盖，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
同时，中央决定以三个军二六四团、二六五团为先遣兵团，经墨洼过草地，出班佑、包座，为全军开路，左路军主力分为三个梯队，采取阶梯队形，交互掩护，缩短长径，蝉联北进。岷江两岸的牵制部队殿后，逐段掩护，适时向主力靠拢，衔接前进。
——这是毛泽东“以不变应万变”的用兵之道。以此制约左路军和促动张国焘早早北上。他不能不对张国焘有所防范。
“简直是逼命！”
张国焘向朱德、刘伯承发了一通牢骚，和他们一起去了左路军的集结中心卓克基。
5.张国焘拿走了中央与红军的通讯密码
张国焘当上了红军总政委，满腹的欲望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一点满足，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既然兵分两路，总司令、总参谋长也都跟随左路军，那么，首要一个问题就是通讯联络指挥，掌握了通讯主动权，也就在行动上掌握了全军的指挥权。
他深知通讯联络对军事指挥的重要性。所以，在沙窝会议刚结束，他便以加强统一指挥的名义，拿走了与红军和各根据地通讯联络的密码。理由充分得不容置疑：红军总司部就设在左路军嘛！再说，总司令、总参谋长都是从一方面军过来的嘛！
为了大局，为了不再争吵，为了给足总政委面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商议，就只好由他拿去了。反正总司令、总参谋长在左路军、你张国焘不能“一手遮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