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中央在俄界批判张国焘
1935年9月11日，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到达俄界，同林彪的红一军团会合。
从巴西到俄界不过100多里的路程，然而它却是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一段路程。因为出发时是悄悄溜出来的，虽名曰“打粮”，实际上大家几乎没带一颗粮食。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又爬山又过河又要躲避敌机的侦察与空袭，尤其最大的担心是来自红军两路人马分手后的冲突——尽管毛泽东已在巴西河岸把李特率领的追兵打发回去了，但北上的队伍不能不警惕提防他们会再追来。
一天一夜的疾奔，队伍没有停下来喘口气，极度的疲困与饥饿，使得一些指战员一边爬山一边寻找岩壁上的野菜野草充饥。
刚翻过了一座危崖陡峭的山峰，眼前又横过来一条湍急咆哮的河流——大自然仿佛有意摆弄这支虎贲之旅似的，一道难关扣着一道难关，一个险境衔着一个险境。面对滚滚激流，毛泽东扑下河去，不少会凫水的官兵也跟着扑下河去；不会游泳的只好多跑一些路，从前面的峡谷里攀陡崖过去。不时传来有人坠崖或被激流淹没的噩讯，毛泽东听后心里阵阵颤缩难受……到达俄界时，这个川甘交界的小山村被漆黑之夜笼罩得死一般沉寂！
毛泽东被安排住进一间低矮的茅屋。
当他往门板搭成的床铺上坐下，便全身瘫软地起不来了。他饿坏了，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一口干粮，也没有干粮可吃，他是靠警卫员陈昌奉为他特意准备的半小袋炒辣椒的强刺激才支撑过来的。
很快，一军团的炊事员给他送来一碗玉米面糊糊。
一碗玉米面糊糊下肚，使毛泽东又精神振作起来。他问陈昌奉：“小陈，有烟没有？我一天冇得抽烟了。”
陈昌奉说：“好，我去找找看。”
陈昌奉出去不多会儿，林彪和聂荣臻走了进来。
林彪将两包香烟递给毛泽东，说：“我们猜得到，主席的烟瘾正在大发作喽！”
毛泽东甚是欣喜，马上点燃一支吸着，幽默地说：“魂销冰窖，泪洒霜天，不是雪中须送炭，聊装风景要诗来。呵，这么高级的香烟，你们从哪里搞到的？”
聂荣臻说：“是当地的土司送的。这位土司还算开朗，对红军并无敌意。”
毛泽东一听，眉宇舒展开来：“好哇好哇，你们作为先导，冇得白辛苦。要教育部队，一定遵守群众纪律。”
接着，林、聂向毛泽东报告了这里的情况。
俄界是个藏族地区，由一个姓杨的土司控制。这位土司是杨家第十九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以及采治出来的粗糙的金银。他保持中立，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不怀敌意。他把粮食向红军敞开，也不用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只需要红军回送一些枪支弹药以装备他自己的武装。过去国民党也是这样做的。人困马乏的红军可在此得到极为难得的休整和给养补充的机会。好在队伍并不十分庞大，总共不过六七千人，住上三日五日粮秣不成问题。
毛泽东听罢，感到几分欣慰。然后说：“中央为何率三军团单独行动，情况你们已经晓得了吧？”
林彪说：“老彭已向我们讲了，大家都感到吃惊，但认为中央采取果断行动是必要的。”
聂荣臻说：“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我们分析可能左路与右路发生了问题。”
毛泽东打了个呵欠，又点上一支烟提神，伸手将肿痛的腿抱上铺板，成盘坐的姿式：“情况危急，又对陈昌浩他们劝说不动，所以中央只好率三军团夤夜开拔。呵，一、三军团能在俄界会合，也算得不幸中之万幸喽！”
林、聂见毛泽东异常慵倦，便起身告辞，让他好好休息。
毛泽东哪能睡得下，身子刚往铺板上一躺，又马上坐了起来。
他睡不着。
当陈昌奉拿着半包烟兴奋地跑进来，他马上对他说：“小陈，你把搞到的烟先替我保存着，快去把张闻天找来。”
“是！”陈昌奉又转身跑出。
不一会儿，张闻天便赶来了。因天黑，他眼睛近视，陈昌奉提着马灯绐他照路。
张闻天一脸倦容，浑身泥浆，看上去很狼狈。
毛泽东一见他便笑着说：“呵，看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逃兵。”
张闻天说：“本来大家就是逃出来的嘛！在人家眼里自然会把我们当逃兵看待。”
毛泽东苦笑着说：“是啊，我们是逃难者，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是受难者，这就叫两斗俱伤啊！我们紧急撤离巴西，也冇得工夫向大家宣传解释，说走就走了，放开两腿就跑，现在看来，政治局的同志应该在俄界碰碰头，统一一下看法，磋商下一步的行动。”
张闻天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刚才我和老彭交谈了解，一两天来，一些人情绪很低沉，对这一紧急行动不理解。鉴于此，统一认识很有必要。
毛泽东说：“明天就开会，你看如何？”
张闻天马上表示同意：“好！人都在这里，好通知。不过，我们还要准备一下，对张国焘要挟中央，制造分裂的行为，要有个明确的意见。最好多通知一些人参加，开个扩大会。”
毛泽东忖度了片刻，说：“对张国焘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处理不好，会牵连四方面军一大片。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马灯的一尾火苗在张闻天的眼镜片上跳跃着，他从毛泽东身上既看到了那种吃辣子的倔强，又看到隐藏在倔强背后的那种纯理性的韧劲！
毛泽东见他呈现出一副沉思状，便风趣地说：“噢，你眼睛不好使，今晚我们就在一起守夜。困了，我这里有烟抽。”
9月12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随部队北上的政治局委员和一、三军团负责同志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毛泽东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张国焘同志闹分裂是从懋功会师后，中央坚持北上方针，张国焘提出要南下，经说服他只好同意中央的决定。7月中旬，中央指示部队集中，他以“统一指挥领导问题没有解决”为由，按兵不动。在芦花，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兵北上。但到了毛儿盖，他又动摇了。等到了阿坝，他便不愿北上了，而要右路军南下。中央连发急电，催他北上，均被他拒绝，私自给陈昌浩发密电，令其挟持中央南下，若不听他的号令，则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或武力解决之”。同志们，如果那样，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不堪设想啊！大敌当前，我们的处境又是这么艰难，不容许我们闹分裂，闹内乱！张国焘向中央发出了“最后通牒”，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脱离危险。
他说：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补充困难，战略上也无退路可言。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变更北上方针。
他最后严肃地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帮他改正，但没有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会场里爆发一片谴责与讨伐的声浪。许多同志十分愤慨地提出，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毛泽东摆了摆手，使会场安静下来。
他特别强调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做，因为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决定》批判了张国焘向西南地区退却的逃跑主义错误，严肃地指出：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关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两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决定》批判了张国焘自身存在着的严重的军阀主义，尖锐地指出：
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轻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决定》揭露了张国焘肆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对抗和凌驾中央之上的反党行为：
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党中央的威信。
《决定》最后指出：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期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直到1936年1月22日，张国焘公开成立第二“中央”后，党中央才在党内公布了这个决定。
毛泽东在作会议总结时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由于一、四方面军分开，第五、第九军团又留在了左路军回不来，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彭德怀在会上发言，建议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改变军队的现有编制。他提出：团不设营，每个团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每连三个步兵排，一个轻机枪排，团以上不设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重新组编成一支部队。
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前一军团为第一纵队，由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前三军团为第二纵队，由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后由彭雪枫担任），李富春任政委；前军委纵队为第三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
另外，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9月13日清晨，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又匆匆上路，向腊子口进发了。
出发之时，毛泽东等又致电张国焘，意在表明“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再次催促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离开俄界时，特意去杨土司私邸拜谢告别，并拜谒了佛堂的菩萨，以示挚诚。杨土司甚为感动，向毛泽东等人一一敬献哈达。
毛泽东油然想起一位禅师的话：宗教是人类的一条黄金纽带。
他对此深信不疑。
后来杨土司的第二十代孙被国民党封为中将，但他却投靠了共产党。如今这位第二十代杨土司已是耄耋老翁，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