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国焘“急谋党内统一”，毛泽东哼吟“难得糊涂”
1936年1月下旬，国民党重庆行营下达“围困朱、徐股匪于川康边境地区的部署”，敌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
红四方面军与敌人再次展开交锋。
面对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部队粮草、弹药、兵员均得不到补充的困境，经过几天激战，红军损失严重，被迫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北的康定、炉霍、道孚、甘孜一带转移。
他们第三次翻越夹金山，而且还要翻越横卧在大雪山脉中段的折多山和党岭山，它们的高度均在海拔5000米以上。
爬雪山似乎爬出了经验：为了避开冰峰雪岭的风暴袭击，部队往往在头天晚上便开始爬山，到次日中午通过顶峰。但山上仍然寒风怒号，大雪飞飘，气温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积雪裹着沙石搅得天昏地暗，不少战士被暴风雪卷进了山涧或被埋进冰雪里。
有一个战士，他冻僵了的躯体陷进雪堆里，却直直地从雪中伸出一只手臂，紧握着拳头。路过的战士掰开他的手一看，他手里握着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
刘如海，河南商城人，1933年入党……
战友们噙着眼泪，取过党证和银元，为他向组织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殉难者永远长眠在大雪山里，活下来的人终于以殊死的抗争翻过了立地摩天的冰雪屏障！
当红军向道孚、炉霍、甘孜一带疾进时，被蒋介石招安并擢升中将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在守敌李抱冰部的指使下，勾结道孚德格大土司泽旺登以及甘孜寺、寿灵寺等反动喇嘛，组织武装，在这一带阻击红军。在红军攻占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重镇时，他们拒绝和红军谈判，并杀死红军派去交涉的通司。
几经鏖战，才将李抱冰部和当地反动武装击溃。
这时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余人。有生力量大受损失，部队不得不进行整编，由48个团和一个骑兵师缩编为28个团。
“狗卵子！我们这是走的什么路？完好的一支部队现在玩掉了一半啦！”年轻气盛的陈昌浩开始在下面发起了牢骚，“我等以前嘲笑一方面军把兵玩掉了，现在我们却步了人家的后尘。当初不该南下，这下子倒证明了毛泽东的先天之见了……”
这话自然传到了张国焘的耳朵里，他怎么也想不到他苦心栽培的亲密助手会在下面发牢骚影射于他，他颇有几分伤感。但他不动声色。他认为这种一遇点挫折就大惊小怪，是才识浅薄、资历不足、缺乏斗争经验的表现，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暂且原谅了这位助手。若是他人别说这样放肆，就是小嗔小怒，他也绝对不能容忍。
然而，面对如此现实，他的心情并不比任何人更好受。陈昌浩在下面发的牢骚，也正是他心里所思所想的。
他有时不知是因过于冲动还是过于烦闷，骑上他那匹白骏马独自在冷冽沉寂的旷野里奔来驰去，似要为他的这支陷入困境的队伍踏出一条通向胜利的坦途。
下一步向何处去？
他似乎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
陕北方面终于对张国焘公开成立第二“中央”的行为有了反应——
就在1936年的春节前夕，朱德突然接到陕北发来的电报，电文中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共产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已经到达陕北，这是大胜利。将红四方面军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共产国际及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这封电报发得实在巧妙！看似发给红军总司令的，其实是让张国焘看的。是向张国焘打出的一个十分郑重而严厉的“黄牌警告”。
因为这个时候，出人意料地从莫斯科来了一位神秘的权威人物，他叫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张浩”是他在党内的代名。
林育英从1932年以来在莫斯科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下属的劳工分会联盟的代表，同王明一起工作。1935年8月，陈云到莫斯科后，加紧派人回国与中央联系。但这并非易事。他们曾经从外蒙古派了一些人化装成商旅，携带着无线电通讯设备，试图穿过沙漠进入中国。但是在戈壁沙漠南边，他们被马家军骑兵或流窜的土匪消灭了。
林育英这次是乘坐飞机先到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然后在边境跳伞进入陕北。他化装成一个小商贩，没携带电台、文件和证件，没有任何可能泄露他身份的东西。事先他已把共产国际所有的指示统统背诵下来，特别是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内容熟记在脑子里。他于1935年11月下旬到达陕北。
一天，他在离保安不远的一个小村里与张闻天邂逅相遇，接上了关系。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前线指挥打仗。张闻天立即派人通知他们回来。林育英向毛泽东等作了汇报。
要谈的事很多。由于长时间的长征和红军生存问题占去了毛泽东等人的全部精力，加上与外界中断了联系，因而对莫斯科担心的事情——希特勒的崛起，德、意、日的联合，法西斯的危险，以及斯大林认为这一系列的矛头针对苏联乃至全球性的战争危险，都了解甚少。
斯大林担心希特勒在欧洲，日本在东方这两个战场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中国的地位突然显得重要起来。斯大林想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抵御日本，这首先需要国共两党休战，而共产党内部的争吵显然已为目前的形势所不容。
林育英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陈述的情况后，对党内的纷争已见端倪。他要尽力使毛、张和解。他告诉毛泽东，莫斯科同意红军在必要时可丢蒙古保存有生力量。这样可以远离蒋介石，避免发生冲突。
林育英需要马上同张国焘取得联系。因为他与张国焘是老朋友，老同事，深得张的信任。早在1922年他即随张国焘从事工人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曾在武汉一家工厂里做工。1932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1月16日，林育英亲自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有详细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尽快与四方面军的同志会晤。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欣喜若狂，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林育英“可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敌人袭击之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并在致电中指责毛泽东等人擅自率一、三军团北上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共产国际承认他所宣布成立的中央，“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鉴于张国焘仍然坚持另立中央的立场，中央政治局于1月22日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林育英也在用无线电外交极力说服张国焘。同时也积极地在毛泽东等人中间进行斡旋与调解。他说：“过去的争论以及现在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这是苏维埃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合党内统一。我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我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
进而他提出在陕北设立西北局，在川康设立西南局。
毛泽东戏谑地称林育英为革命的“和事佬”，并哼吟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的诗句：“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接着又信手挥毫把“难”字写成“鸡”的字样，风趣幽默道：“看在革命的和事佬面子上，我等只好再‘难得糊涂’一次了。”
林育英恭维地打趣道：“难得糊涂，就是超极清醒，就是大智若愚。”
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二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林育英在电报中建议张国焘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可立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至于张国焘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
林育英的电报对于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但这一棒并不是为了把他打懵，而是促他尽快清醒。
同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系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中央同意“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并将中央的“12月决议”（即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要点发给张国焘。其要点是：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与组织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动头子蒋介石。为坚持党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反对当前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不放弃对“左”倾的斗争。
张国焘接到这两份电报后，他的相当敏感的政治嗅觉已使他感到：事态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他，必须寻求一种应急的策略以顺应这种变化。虽然他认为共产党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显然是对敌人的投降，如“韩文公之祭鳄鱼”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他从中窥见了一种“转弯子”的有利机遇与条件，一定要抓住不能再错过。
他召集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人开会，传达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12月决议”的精神，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以观察大家的思想动态。
朱德很清楚，林育英和张闻天的来电，是特意给张国焘铺了一个台阶让他好下来。于是说：“我想国焘同志应会拿出一种高姿态，以维护全党的统一，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陈昌浩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这边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我认为这个办法还是可以接受的。”
徐向前说：“在新的形势下和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正是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不然，我等则无颜面告慰那些流血牺牲的战友们的灵魂！”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先对毛、周、张、博等人指责一通，说他们“不将党的策略路线改变预先电告我们，也不将共产国际决定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道的告诉我们，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但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决定，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对兄处中央委员会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建议在目前紧急的情况下“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在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不难听出，张国焘是在与陕北的党中央以同等的身份讲话。
之后，他找陈昌浩谈话时说：“在舆论方面，我们不能输，我们南下没有失败。不然的话，与陕北谈判就会失去砝码。”
2.舆论攻势与变通之法
又是阳春三月，山花烂漫。险恶的气氛似乎烟消云散。
由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将到达川康地区，这对于企冀偏安西北边陲的张国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契机。
张国焘一直注视着红二方面军的动向。年初，他已获悉，二、六军团从湘西突围后，转战滇西北地区。近日又获悉他们正沿雅砻江、金沙江向川康边的中旬、稻城方向疾进，预计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即可与四方面军会师。
鉴于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出现和红二、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合的新情况，张国焘沉郁、烦闷的心绪明显地好转起来，故而显出十分的宽容和大度，使朱德又恢复了红军总司令的实际职务，刘伯承也被重新起用，继续担任红军总参谋长。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向张国焘建议：四方面军暂时在甘孜、道孚、炉霍一带休整补充，接应二、六军团北上。
张国焘欣然同意。
为策应二、六军团顺利到达甘孜，即派出陈再道、王宏坤率领三十二军一部由道孚南下，阻击敌李抱冰部对二、六军团的堵截。同时，四方面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二、六军团的各项准备工作，指定李先念、何长工等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集粮草和各类物资。其热烈的场面不亚于当初在懋功迎接一方面军时的情景。
此时，四方面军已控制了东起丹巴、南抵瞻化、泰宁、北至草地的大片地区。——这不能不使张国焘感到自慰引以自豪并以此当作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
